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

仲山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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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李敏、王孝强   

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国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国学网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语言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两岸四地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七十余人与会。与会学者主要围绕《春秋》“三传”研究、孔子与《春秋》研究、“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国语》研究四个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春秋》“三传”研究



《春秋》“三传”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此次会议“三传”相关问题，特别是《左传》研究的论文略多于其他内容，涉及的问题范围和研究角度也较广泛。



清华大学李学勤先生《〈左传〉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的发言，认为《左传》的记事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古史的整个过程，《左传》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起点和基础。香港大学单周尧先生《〈春秋左传读叙录〉的评价问题》一文，认为诸祖耿将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春秋左传读》二书混淆，认为《春秋左传读叙录》“穿凿”，有失公允，而《春秋左传读》则有明显的“穿凿”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家健先生《〈左传〉美学思想札记》的发言，举例分析了《左传》所谈到的乐舞之美、器物之美、人品之美、言辞之美。认为《左传》有不少文字涉及美学问题，虽然零散不成体系，但却是中国古代美学许多基本观点的萌芽，对后世深有启迪。陕西师范大学的张新科先生在其《〈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一文指出了《左传》叙事文艺术结构的独特之处，并认为这种叙事章法的安排不仅是技巧问题，也是与作者的史识紧密联系的。



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小鸥与王克家的《〈左传〉“摄官承乏”解》认为《左传·成公二年》中“摄官承乏”前人多作“摄承空乏”解不妥，“摄官承乏”是在战争中使用射礼术语，用辞考究委婉，体现了春秋时“外交辞令”的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



香港教育学院潘汉芳女士《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车子鉏商”释义商榷》一文，对沈钦韩对《春秋左氏传补注》左传哀公十四年“车子鉏商”训释进行了考察，肯定了沈钦韩《左传》研究对经学研究的贡献。北京语言大学侯文华博士《〈左传〉灾异现象刍议》分析了《左传》记载的灾异现象及相关阐释，认为这种阐释承担着规诫政治伦理秩序、劝诫君王的文化批判功能。



关于《公羊传》研究，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先生《春秋公羊学独具的经学品格》的发言，总结了先秦儒家经典的特征，指出《春秋》经是公羊学说微言大义的源头，公羊学说体系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创造性三个显著特征，其优点是在解释孔子《春秋》“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了方便途径和合法的形式，但其弊病是容易造成穿凿，随意比附，流于主观。



南昌大学程水金先生《论〈公羊传〉的历史褒贬及其文化渐进观》探讨了《公羊传》的历史褒贬及其文化渐进观，他认为，《公羊传》对于历史的反思很深刻，“大一统”是《公羊传》最根本的思想宗旨， “尊王”、“攘夷”可视为这一宗旨的逻辑延伸。



湖北大学何新文先生《试论〈春秋公羊传〉的“贤贤”思想》论述了公羊传的“贤贤”思想。认为《公羊传》通过解释 “《春秋》为贤者讳”，发挥自己对“贤”及“贤者”的看法。其阐发的“贤贤”思想大致包括贤乎“得君臣之义”、 贤乎“让国”、 贤乎“知权”、 贤乎“复仇”诸事；其核心则是关于“君臣之义”，所论“君臣之义”又侧重于为臣之道。



河南大学的耿纪平先生将“三传”贯通研究，认为虽然三者表面有所不同，但是评论史事、褒贬人物，其尺度和依据都在于“礼”。（参见作者《〈春秋三传〉义理通贯说》）



孔子与《春秋》研究



孔子与《春秋》是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课题，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孔子政治思想、《春秋》“王道”思想、《春秋》研究史中的评价问题等是此次与会学者研讨的热点。



北京语言大学方铭先生《公羊三世说与孔子的政治智慧》一文，对《春秋》以及春秋今文经学的评价问题和孔子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论述。方铭先生首先指出，应正确认识《春秋》的思想价值与其在六经中的独特地位，正确认识和评价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为主旨的春秋今文经学的价值。方铭先生认为，孔子是一位有坚守的政治家，能把握历史和时代的脉络，具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自信。孔子虽主张首先恢复周礼，但实现“大同”才是孔子最终的政治理想。所以，“儒家思想决不是维护政治的专制主义体制的，而是把实现大同看作是最后的归宿。”



江西师范大学周洪先生《孔子反对厚葬颜回的原因》对“孔子反对厚葬颜回”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孔子不仅是周礼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执行者，还是体仁博爱的圣人。作者推测所谓“厚葬”应该是“士丧礼”，颜回不够“士丧”资格，依礼不可用椁，所以孔子反对颜路的“求车制椁”及门人对颜回的厚葬。



澳门大学的邓国光先生《〈春秋〉与“王道”：先秦学术观念的基本考察》认为，孔子作《春秋》的事实并非虚构，但作《春秋》的却非独孔子。“王道”思想源于箕子《洪范》，而《春秋》乃“王道”思潮的产物。不论任何一家的《春秋》，“王道”都是其灵魂。



台湾中央研究院蒋秋华先生《方宗诚〈春秋传正谊〉析论》认为，晚清桐城学者方宗诚著《春秋传正谊》的目的是要凸显经的正谊，排除传的毒素。其注释经书以义理为主，所阐发之经义多承儒家宗旨。清代义理解经的著作相对较少。方宗诚的春秋学著作《春秋传正谊》或可填补空白。



香港培侨中学校长招祥麒先生《王夫之〈春秋稗疏〉研究》分析认为，王夫之《春秋稗疏》以考证为主，所论《春秋经》一百二十条考地理者占六成，其他为名物、书法、典制、天文历法。虽间有疑古过甚、考据失误等问题，但皆大醇小疵而已。



“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



“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是本次会议主要议题之一，相关论文和发言所关注的范围涉及《仪礼》、《易》、《韩诗外传》、《鲁诗》、《春秋繁露》等典籍。



香港岭南大学许子滨先生《从〈左传〉看〈仪礼〉的成书以及反映的时代》一文，由《左传》出发分析了《仪礼》的成书及其反映的时代，认为孔子之前早已存在某种形式的礼书，这就是《仪礼》各篇的来源。《左传》与《仪礼》的差异，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对《仪礼》某些礼典条文的规范化和划一化。



清华大学的廖名春先生《〈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一文，讨论了《左传》《国语》难解的易筮记载。《左传》、《国语》中涉及《周易》者，唯《左传·襄公九年》所云“遇艮之八”、《国语·晋语四》“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及“得《泰》之八”三条最为难解。廖名春先生认为以上三条中的“八”，都不是筮数。它们或可训为反背，或者即为“别”字的异文。



中国传媒大学的刘丽文教授《〈左传〉与〈周易〉的哲学化》一文，认为《左传》显示了《周易》如何从占卜之书演变为哲理之书的过程。浙江师范大学于淑娟博士《从〈左传〉赋诗看〈韩诗外传〉解诗说》考察《左传》与《韩诗外传》中同一诗句的运用的差异，认为《左传》是情境用诗，而《韩诗外传》是以叙事解诗的讲经文本。



淮阴师范学院张强先生撰《〈孔子诗论〉与〈鲁诗〉考论》一文，认为《诗论》是楚国《诗》学的重要著作。《鲁诗》编次上承《诗论》，其实现的中间环节是荀子的《诗》学思想。《鲁诗》“四始”虽与《诗论》编次不同，但《诗论》的编次思想对《鲁诗》“四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鲁诗》以史论《诗》或以史证《诗》的思想源于《诗论》以《诗》论政的思想。



中国政法大学的黄震云先生在其《〈春秋繁露〉中的神学思想与汉代行政理论》一文指出，以《春秋繁露》为代表的董仲舒的神学思想，通过展示天地的地位、鬼神的形象、帝王的表征、圣人的超然，把历史上君王自省的天人合一途径演化为行政问责，为汉初刘氏集团行政的合法性做出理论证明，同时对西周的天命靡常进行了新的消解与重建。



中山大学马作武、马腾先生《春秋决狱论》一文，对“春秋决狱”进行了分析。认为春秋决狱的历史应追溯到汉初而延绵至清末。春秋决狱缘于尊儒之风，又是儒法合流、礼法融合的原动力。因此，春秋决狱在习惯法的意义上，并非中国法制史特定阶段的独有现象，而是伴随法律儒家化进程并与中华法系相始终的司法传统，孕育了中国传统情理司法的内在精神。



《国语》研究



《国语》相关问题研究也是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与会学者对《国语》的版本、《国语》、《左传》比较、《国语》史传意识和著史笔法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南京师范大学的赵生群先生《〈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国语〉考校》，检校了《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国语》之文，并进行了辨析考证。赵生群先生指出，《史记》载春秋时历史，内容多与《左传》《国语》相关，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与两书重叠之处甚多，而《史记》三家注常称引两书以解说《史记》，《左传》《国语》的相关内容，对于《史记》《左传》《国语》及其注释的校勘、标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绍兴文理学院的俞志慧先生在其《〈国语〉版本源流及公序本系统二子本之对比》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国语》两大版本系统公序本与明道本的源流，揭示了二者的区别，认为若从大众接受的角度考虑，明道本当推首选；若以学术研究求真的要求来衡量，则是公序本更擅胜场。



北京语言大学张鹤博士《〈国语〉〈左传〉比较略论》将《国语》、《左传》从内容、风格、写作特点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书在叙述规模、记载史实方面关系紧密，多有互为参验之处；在语言、编纂、写作特点方面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先秦时期“语”体作品与史传散文的最高成就。



天津财经大学的叶修成博士《“春秋笔法”与〈国语〉书写》对“春秋笔法”与《国语》书写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从史家的本体意识及著史笔法传统着手，分析古已有之的“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香港城市大学的萧敬伟先生《读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上〉札记》就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上》的训释问题进行了补正。



此次学术会议为期两天，来自两岸四地、从事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籍此机会讨论了研究热点，加深了学术交流。会议共收到五十馀篇论文，香港、澳门和台湾代表提交论文十馀篇。从内容上看，孔子与《春秋》研究、《春秋》“三传”研究、“三传”与经学文化研究以及《国语》研究等四个议题均有涉及，关注角度和研究方法也很丰富。具体而言以《左传》研究论文数量的比重略大，而没有关于《榖梁传》研究的专文。

鱼游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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