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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化“西渐”说的认识与反思
——对秦文化的思考
一． 关于“秦文化”的定义：
秦文化，跟三晋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一样，在特殊的地域酝酿出的文化。虽然我们如今还不能清晰的看到这类文化的源头，但他们都或多或少的与华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在各种文明的碰撞中，经过融合和蜕变，才有了各自独立的文化源流，秦文化如果放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里，是可以成立的，这在考古发现以及研究的深入中得到证实，兹不赘述。
秦文化的定义，王学理先生《秦文化》一书中明确给出：“秦文化，指的是存在于一定时间，分布于一定空间，主要由秦族秦人以及相关人群创造和使用的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它包括目前发现的遗迹和遗物的综合以及所反映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1]这个定义的确有很好的概括性，值得参考。笔者认为将此定义跳出考古学的范畴，或许更能反映秦文化的整个特征，当然书中也进一步指出了物质、精神两反面的内涵，为今后秦文化的研究树立了整个框架。因此笔者认为，秦文化不仅包括考古学中所表现的一物质现象特征，而且包括内在的秦人精神文明历程，黄留珠先生《秦文化概说》所给的定义较为全面：“秦文化，具体指秦族（即建国前的秦人）、秦国和秦朝文化。这里，我们所说的‘文化’，不是单纯考古学的概念，而是把文化看作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就秦族、秦国文化而言,它们是中国的一种地域文化,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甘肃东部至陕西关中地区。就秦朝文化来看,它则远远超出了中国地域文化的范围, 是统治整个中国的文化,亦即中国文化。当然,秦族文化、秦国文化与秦朝文化,并非彼此孤立存在,而是密切相关联的,后一种文化皆依次从前一种文化而来,并且明显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2]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秦朝文化，黄先生所言“秦朝文化是统治整个中国的文化，亦即中国文化”，在此是指相对于汉朝、唐朝等概念而言的以秦政府为创造单位的文化，但我们知道秦政府生存时间极短，虽然创立了很多文化名词比如“朕”、“始皇帝”等，为后世所因循，但从整个文化氛围来看秦政府还是以儒、法、阴阳等思想为其文化根基，所以黄先生的给出的概念较全面与透彻。
诚如《秦文化》一书中所言：“不能简单的认为秦文化就是秦族秦人文化。”然而两者也不是没有联系。首先要明确“秦族秦人”的概念：秦族秦人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秦人包含在秦族当中，而秦人以血统或者信仰诸因素而形成秦族。[3]而对于秦文化的创造者来说，却不一定是秦族一种，尤其秦文化是一个融合的产物，既有商周文化的遗存，还有戎狄文明的影子，也就是说由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组成，[4]因而秦文化的创造者不只是秦人一族，但如果我们以地域为视角，秦文化酝酿的土壤中生活的都可以算作是创造者，大体以秦国都城为中心的辐射状分布，但秦族人居无定所，尤其在秦襄公以前无都城可言。因此我们从地域上勾勒，可以克服这一困难，根据考古资料的分布来看，大体不出秦国疆域及其活动范围，当然也要兼顾历史分期，比如襄公以前，襄公到穆公以及穆公以后至统一，在不同时期秦人活动范围不同，秦文化的发展动向也就会有差异。
如今考古学早已掀起了关于秦文化的积极讨论，而一系列的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尤其以云梦秦简和里耶秦简为代表，也为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有些学者也从传世文献入手，有助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顺利承接与参照。但对秦文化中关于思想文化的探讨，一则由于材料太少再则由于秦文化的特殊性而被忽视，相对于同一层面的楚文化之研究，却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楚文化、蜀文化与秦文化等，都是先秦文化中比较特殊的分支，在一些方面正好有可比性，然而艰难之处，可想而知。这也是笔者今后努力之方向。
二． 关于秦“文化西渐”说：
此处所使用的“秦文化”，专指秦文化所表现出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文化既可以是秦族秦人创造、并表现出的，也可以使秦国国内营造出的文化氛围。关于这一方面，有钱穆先生在其卓著《秦汉史》中第一章第二节“文化之西渐”专门论及，钱先生对秦文化之大体脉搏掌握的确令人信服，其中一些细节，也有商榷之处，兹就相关问题讨论如下。
1. 秦无自身文化说：
关于一种文化存在的根据，在笔者看来，只要有独立的文化因素存在，并对一定人群产生历史影响的文化，都是自身文化的表现，尽管有些文化是在元文化（母文化）的培植中分化出的，有些是几种文化的碰撞下融合产生的，一旦有了新生的文化因素，并渐渐脱离元文化（母文化）而独立发展，那么这种新文化也会和元文化对立共存。就秦文化来说，根据考古材料的分析，秦文化表现出一种杂糅的形态，这也算是秦文化的基本特征。从传世文献所反映来看，由于秦人早期活动不固定，又常常与临近的蛮夷民族发生战争，所以秦文化自开始就与华夏文化周边的北方草原文化以及河湟文化有不解之缘，这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以“屈肢葬”为代表，这种早期杂糅的文化因素，通过分化因素分析法得到的结论是文化结构“异质说”，即秦地人种来源的上下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差异，具体表现为贵族和平民的差异[5]；又以“秦式短剑”、“铲脚袋足鬲”为代表，表现出秦文化形成过程中受到周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不同程度影响。以现在所掌握的材料说秦文化是从哪种文化分化出来，还不能片面下结论，要看到秦文化的形成特殊性：第一，秦人在襄公被封为诸侯国以前，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环境；其次，秦国常与戎族征战，人口估计也不会很多，这对一种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上述“秦式短剑”、“铲脚袋足鬲”可以算作秦文化的物质特征之一，而屈肢葬，还不能完全算在里面，因为在时间上来看屈肢葬只存在与亲早期墓葬中，而且与洞穴葬并存，到后面被直肢葬取代，只能算作早期秦民族成分的多重性或者是秦文化的元文化表现。但秦已经有独立的文化因素产生，这是毋庸置疑的。[6]
钱穆先生言韩非见诛并非李斯进言，而实为秦君嫉材，并以此作为其“秦人于东土文化，始终未能接受，特借以为吞噬搏攫之用”之结论依据[7]，然此种行为非独秦国有之：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8]
可见魏国惧材为患，弗用则必见杀，不独秦国有之。钱先生还提到商鞅被诛也是出于此原因，然《秦策》中对此事记载之下，也有可商榷之处：
孝公已死，惠王代后，莅有顷，商君告归。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商君还归，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9]
上文固通故，是说商鞅曾经刑其师傅之事，此处可见商鞅被诛是因为有人进谗言，或者说是看到商鞅的功绩太大对秦君不利而被车裂，这种兔死狗烹的事件比比皆是。如此则钱生生言“要之秦人视东土之文教及学者，仅等于一种工具。使其无所用，或且为我害，则摧残毁灭之不少惜。绝不如东方人对自己文化，有历史传统之观感，与深厚之爱护也[10]”之语，未免有失偏颇。
2. 秦国外来人才与秦文化之关系分析：
秦国在襄公前一直是周宗室的附属，通过几代人的忠心经营，才有了西部的封土[11]。但襄公时已经有正统的祭祀，和初步的法律。自穆公开始，与东方各诸侯国联系逐渐紧密，可以说真正参与到当时的历史舞台上来，秦穆公在秦史中的重要性兹不赘言，对秦文化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对人才的重视，自百里奚以来，外来人才对秦人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氛围之影响，逐渐加深；其次是联姻、委质等外交策略之运用，虽与秦内部之社会文化没有多大关联，但这却是秦国与东方诸国交流之手段，不可不察。又：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於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虓，而後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於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12]。
这段材料中，我们至少可以窥见：秦穆公是以“中国”的身份与戎国使者由余对话，由此可见秦国至少在穆公之时，在当时国际视野中归入中原列国之列，但等级或许可能较低[13]是其一；穆公言诗、书、礼、乐、法度，又秦本纪载穆公有“君子”“圣人”等语，则穆公时秦人所宗为礼乐文化，至少为上层贵族所习，后至孝公时，商鞅因太子犯法而刑其师、傅[14]，则秦国很可能在上层以六艺教育其子弟。而普通民众，有其民间宗教与信仰所在。这与考古学显示的结构“异质”说，基本一致。
至孝公时，卫鞅之变法，对秦国之影响最为深远，而自孝公至始皇，秦庭所纳之人才，各有所学：
孝公
| 魏鞅
| 少好刑名之学。
| 惠王
| 张仪
| 始尝与苏秦事鬼谷先生，学术。
| 武王
| 樗里子
| 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 甘茂
| 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
| 昭王
| 范雎
| 辩士
| 蔡泽
| 始皇
| 吕不韦及其门客
| 代表东方学术之汇总。
| 李斯
| 学帝王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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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博士
| 阴阳学说及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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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读者似乎在一种对秦史历史过程的认识前提下处理史料，因此每一次秦国发动的战争都会引起预设前提的某种共鸣，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自孝公商鞅变法以后整个政体以及社会风气突出了法家思想的特征，但这不意味着秦国已经成为一个刑法严酷的国家.
以后之纵横家，以三晋为多，的确如钱穆先生所言：“盖三晋之于秦，一则地壤相接，二则三晋学风多尚功利务实际，亦与秦土旧风易于相得。”[15]秦土旧风，荀子、司马迁皆有“民朴”之赞，而秦文字在始皇书同文以前，也较好的延续了西周文字，所以秦文化的发展虽然较为缓慢，但并不意味着秦国的文化比战国时东方各国文化低。而且我们也应将纵横家之携带之文化与秦文化区别开来，一则纵横家之文化最多也只能表现在秦国外交中，对内则实无教化之功，因而纵横家表现出之狡猾，并非秦国之文化性格。
则秦国所表现之文化，并非单纯以纳入某家学说就变成支配秦文化的主导，最多也只能是因为秦国急于纳贤而导致的各种学说在秦国的突出表现。而秦文化本身，则在变动中取舍、以不断变异的形式出现，不得不承认的是秦文化中思想的易变性，这是在特殊环境下导致的，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统一以后，就没有这种表现了。
综合以上各种意见，则钱穆先生之言“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义为治国富强之捷径。于东土文化本身之佳美，及其意味之深邃处，则并未能认识接受而消融以为我有也。故东土文化之西渐之在秦人视之，仍为一种客体，并未能有栽根立脚之点”[16]也有商榷之处：第一，秦人至少自穆公时上层已经以礼乐为教，因此不能说东土文化在秦人为客体，而应该算作同源；第二，商鞅、李斯、吕不韦门人直至秦统一以后政府之各种学说对秦国文化思想之影响，乃是一种大传统下内部小传统的突出反映，因此不能说秦人并未认识接受东土文化以为其有。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来看秦文化中表现出的社会风尚以及上层文化是与华夏文化一脉相承的，即使是孝公时期的法家和秦始皇时期的博士，都是整个华夏文化大传统下小传统的突出表现，这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因此不能说秦国本身无文化而言，秦国对三晋纵横家的任用也只能表现出一个外部的作用，因此秦文化“西渐”说，在考古学上难以立足，在社会文化的推溯中也恐难成立。
钱穆先生在《秦汉史》第一章第四节专门讲“秦之文化”，内容分焚书、坑儒、博士官之设立儒生方士之采用，秦代著述、同书文字之制，但仔细分析下，这些内容算作秦文化的经营或者态度更为可靠，不能算作秦文化本身。然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之论据，精深无比，对中国文化之脉络以及源流之论述，远胜同类著作。
附记：
秦地青铜器、云梦秦简、诅楚文以及里耶秦简应当是研究秦文化的一手材料，但笔者至今找不到简帛之图版与相关考释材料，比较遗憾。他日如能找到，定会补充相关内容。
[1] 王学理，《秦文化》，文物出版社01年版，第3页。但具体的定义，可能是由梁云先生提出，详见<秦文化的发现、研究和反思>，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02年第2期。
[2] 转引自雍际春，<秦文化与秦早期文化概念新探>，《西安财经学院学报》07年四月第4期。原文载黄留珠《秦文化史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3] 钱穆先生在其《秦汉史》里也用“秦人”指代秦国统治者。而关于秦族秦人的渊源，学界争论不已，有“东来”说，主要依据文献材料的考订；也有“西来”说，主要依据考古材料的对比，至今无定论。笔者引。
[4] 关于文化因素，是指一支考古学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与其他文化有接触和相互影响，因此，在它内部包含有除本身传统文化特点之外的其他文化特点，所有这些文化特点都被称为“文化因素”。引自梁云，<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考古与文物》08年第1期。
[5] 梁云，<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考古与文物》08年第1期。
[6] 从考古材料来看，秦的扩张发展是自秦庄公，尤其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子秦公墓的直肢葬墓和与西周同期风格有较大差异的铜器，已经是后期秦国铜器的基本范式，而将秦早期青铜文化的形成定在西周晚期的早段以后，参见张天恩，《早期秦文化的初步考察》，载其专著《周秦文化探索》，科学出版社，09年版。
[7]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05年版，13页。
[8] [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2227页。
[9]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06年版，136页。
[10]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05年版，13~14页。
[11] 张天恩，《周王朝对陇右的经营与秦人的兴起》，载其专著《周秦文化探索》，科学出版社09年版，209页。
[12] [汉]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页。
[13] 从出土的秦铭文来看，秦子戈等是文公以前的等级反映，而大堡子乡秦公墓以及所归属的秦公簋，则很有可能是文公时期的等级反映。
[14] 《史记·商君列传》：“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15]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05年版，第8页。
[16]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05年版，第9页。 |
發表於 2010-3-21 17:35
發表於 2010-3-22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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