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易泉

刘钊、陈家宁：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



一、引言

自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出土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一批批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简牍帛书以及玺印文字、货币文字、陶文、石刻文字等在内的先秦秦汉出土文献相继被发现。回顾20世纪，我们可以称其为“大发现时代”[]（P400）。这些大发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为中国古典学研究带来了丰富的新资料，提供了众多的新信息和新认识。由于这些大发现，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有关史料和史实或被证实，或被修正和推翻，人们充分认识到古代的许多思想观念有着比传统认识更为久远的来源，以往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上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一次次被证明需要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定位。这些大发现及其带来的研究热潮引起了学术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当前，由此引发的一场被称之为“重建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变革正在进行中。

关于出土文献对中国古典学相关学科的影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对中国古典学的概念做出准确描述，对当前古典学的重建做出总结和展望。本文将就此做些尝试性论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二、中国古典学及相关概念

1.什么是“古典”

“典”字甲骨文作“ ”（《甲骨文合集》36489）“ ”（《甲骨文合集》38307）等形，金文作 “ ”（弜父丁觯）“ ”（召伯簋）等形，“像双手奉册之形”。[[ii]](P490)在古文字中，“典”与“册”本为一字之分化，所以“典”的本义就是指典册，即记载文字的竹木简。《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就是典册。

“古典”一语常见于古代典籍，主要有如下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上古的经典著作，如《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司马贞《索隐》谓：“言古典残缺有年载，故曰‘有间’。”[[iii]](P35)这里的“古典”是指《尚书》。一种是泛指古代书籍，如《后汉书》曰：“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iv]](P1125)

因为典章制度都载于典册之中，因此“古典”又指古代的典章制度。甲骨文中常见“用旧典”或“用新典”的说法，[[v]](P160) “典”是指行事的常法，也就是典章制度。《汉书》曰：“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vi]](P4105)又《后汉书》谓：“数上书顺帝，陈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征集名儒，大定其制。”[4](P921)文中的“古典”用法相同，也是指典章制度。

既然古代的历史主要是靠典册传流下来的，因而记载了古代历史的“古典”就包含了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典”就是指古代文明，而“古典学”也就是“古代文明”之学。

所谓“古典”之“古”在绝对时间上并不确定，“古”与“今”相对，因此只要是早于当时的时代都可称“古”。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古典”除了时间上的意义外，应该还有文化上的涵义。由于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且中国古代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因此对于中国的“古典”而言，它具有传统的而非后世的、典范的而非俚俗的、本土的而非外来的等多重涵义。

西方也有“古典”的概念，英语叫“classic”，具有优秀的、重要的、传统的、历史悠久的、经典的等涵义，[[vii]](P359)与汉语中“古典”的内涵大体相当。其词根“class”具有“等级”的含义，相当于中国古代的“礼”。分等级就是分出高下，“classic”的词义就由此引申而来。中国古代的“礼”也是古人推崇的高贵品质，是古代五种德行即“五行”之一。[1]由此可见，在对“古典”的认识上，中国和西方具有相通之处。

2.“中国古典学”及其与“国学”的关系

“古典学”(Classics)本来是西方的一个学科概念，它的范围很宽泛，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名称，而主要是指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学问，是古典语文学、古代史、古代哲学等若干相邻学科的总称。[[viii]]古典学在西方具有悠久的传统，直到今日，它在许多国际著名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中还具有重要地位。

有的学者借用这一概念，并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中国古典学”来指代研究中国上古时期语言学、历史学及哲学等相关诸多学科的总称，即主要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这种认识与上文阐释的“古典”含义是相对应的。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先驱苏秉琦先生生前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研究”，[[ix]]这一研究的时段与我们所说的“中国古典学”正相符合。历史学家林志纯先生曾将中国古代从五帝三代到春秋战国时期称为“古典时代”[[x]](P558)。其划分与我们所说的“中国古典学”的时间跨度虽然下限稍有差异，但内涵也大体相当。

其实中国本有与“古典学”相关的概念，称为“国学”。国学最初是指国立高等学府及其制度，所以教国子者也。如《周礼》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小子舞。”[[xi]](P41)又《汉书》曰：“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6](P1122)这个意义一直沿用到清代新式学校兴起以前。

清朝末年，国门洞开，西学东渐，“国学”遂转指有别于“西学”的中国固有之学术。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计划创办《国学报》，[[xii]](P292)即用此义。罗振玉在日本撰写的《扶桑二月记》中也使用了“国学”的称呼。当时在海内外有各种以“国学社”、“国学会”、“国学馆”等命名的组织，《国学萃编》、《国学丛刊》、《国学杂志》、《国学丛选》等书刊也相继出现，“国学”一语颇为流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用“国学”来指称中国学术的学者多曾在日本活动，因此有学者认为“国学”语义的转变可能是受了日本的影响。[[xiii]](P31)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国先后出现了两次关于国学定义和内涵的大讨论。[[xiv]]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以“国学”指称中国学术这一说法，已经基本得到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学就是研究清代以前（包括清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

因此，中国古典学可以被看作是国学的一个分支，即研究汉代以前（包括汉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对此李学勤先生就直接称之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其研究内容是“国学”研究内容的前半段。这一段“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xv]](P1) 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阶段。

三、中国古代两次重要的古典学重建

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变迁，中国古典学在历史上也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发展和变化。每当古典学因陈旧僵化以致被忽略鄙薄，或是因其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而濒临湮灭沉沦，或是因重要资料的发现不得不改变其面貌之时，统治者或学术界都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和调整，以使古典学在社会上能够恢复到应有的地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种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打破旧的古典学学术体系、重建新的学术体系的过程，就是古典学的重建。

虽然中国古典学的名称出现得很晚，但实际上这种学问的产生却很早。传统上的经学、古史学和先秦诸子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学的前身。它们在历史上是不断演进变化的，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学术发展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比较重要的古典学重建，它们在学术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决定学术发展走向的关键所在。分析和比较这两次古典学重建的特点，将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古典学重建中所面临的问题。

1.汉晋前后的中国古典学重建

中国的传统学术是以经学为核心的，经学是以与孔子有关的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从孔子删定六经，到秦始皇焚书，儒家经书各有传承，这可以说是经学的滥觞。焚书对经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致使秦亡之后，儒生们只能靠口耳相传恢复经书的传习，并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以孔子壁中书为代表的古文经书重见天日，并以此为契机形成了古文经学。在经学史上，汉代古文经书的出现、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以及古文经学作为主流对经学的统一，都是非常重要的焦点。在此之前，今文经学是学术主流，但今文经学的研究对象是汉初儒生凭借记忆用隶书写出的儒家经典，而古文经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战国末期用六国文字——主要是齐系文字写成的先秦儒经，是未经改动的原始文献。显然在可靠性上后者要远远高于前者。古文经就是当时的出土文献，当时以古文经为主要研究材料重建儒家经学，从实质上讲，就是以出土文献为主要依据来重建中国古典学。可见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学重建之间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将二者紧密结合是汉代学者就已经注意到并加以身体力行的，这为经学在后代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今文经学家最初对古文经学所依据的出土文献曾普遍表示过怀疑，这在当时就是一股疑古思潮。[[xvi]](P1)它在客观上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对经学的重建也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后来今文经学逐渐衰落，同时今文经学的许多观点也渗透到古文经学家的著作中，到郑玄时实现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融合和统一。汉代古典学重建的部分成果以东汉灵帝时刻制的“熹平石经”的形式公布出来。曹魏正始年间，又用古文、篆文和隶书三种字体刻写了“三体石经”，这说明出土文献及古文字体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

在古典学研究史上还有一件影响重大的事，就是西晋年间汲冢竹书的面世。《晋书》记载：“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xvii]](P70)这是继西汉古文经书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文献出土。竹书出土后随即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组织众多学者加以整理研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xviii]]这又是学者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传世典籍，不自觉地使用“二重证据法”来重建中国古典学的一次宝贵尝试。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十三经注疏》中的注多数是汉晋古注，如郑玄注的三《礼》、笺的《毛诗》，杜预注的《左传》等。当时刚刚经历了一个出土文献发现的时代，利用出土文献来研究传世经典已经成为学术界一股渐趋强劲的潮流，因此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此影响。这批汉晋古注为后来经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这样说：这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完成了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而出土文献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2.唐宋前后的中国古典学重建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出现了玄化、佛化等趋向，并逐渐分裂为南北两派。隋唐时期，随着国家政权的统一，经学也重新趋于一统，《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九经注疏”等著述显示了官方重建经学的意图。这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经学的地位，将经学研究又一次推向了高峰。《十三经注疏》中唐代学者完成的“义疏”和“正义”是这次经学重建工作的一个总结。由于六朝时期经历了佛、道对儒学的冲击，孔颖达等人在奉敕编撰《五经正义》时坚持“疏不驳注”的原则，这是“对汉代经学的重新认同”[[xix]](P247)。因此唐代的经学重建实际上是在保持汉学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的解释和阐发，并没有使学术特征产生实质性的转变。

在宋代，由于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影响，求变的思想在文人中颇为盛行，经学也为之一变。邢昺等人奉旨校订的群经义疏就体现了不泥于经的倾向。后来疑古之风再次兴起，不少学者开始对汉唐古注提出质疑，李觏、司马光等人甚至提出了“斥孟”、“疑孟”的主张。这对后世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代产生的理学、明代兴起的心学以及清代形成的汉学无不直接或间受到这股疑古之风的引导和牵动。疑古思想也引起了辨伪学的兴盛，学者们对一些前人深信不疑的古书产生了怀疑。不少学者撰写文章、举出例证，证明某些古书为伪书。这使得中国古典学的根基产生了动摇，如何重建古典学成为摆在当时政府和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同时，出土文献也引起了宋代部分学者的注意，这主要体现在金石学的兴起上。青铜器的出土早在汉代就有先例，但在一段时间内，它仅被当作祥瑞之兆来看待，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宋代由于皇室的提倡，引起了官员和富有知识分子们的兴趣，于是人们纷纷搜集、著录、研究青铜器铭文，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著录书籍相继出现。金文的释读和考证也取得了很大进展。[[xx]](P17-29)“偏旁分析”、“辞例推勘”等释字方法的名称虽然还没有出现，但却已经被当时的学者不自觉地加以运用了。

宋代的古典学重建最终是以在疑古思潮影响下产生的理学作为其主体面貌铭刻在学术史上的，朱熹等人为四书五经所做的注成了其代表性的成果，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古文献的出土和传承并没有对经学的发展走向起到引导作用，也没有对古典学的重建产生多大推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当时的疑古思想和出土文献研究加以充分的肯定。因为虽然二者没有发生明显的互动作用，但前者为学术思想的变革提供了动力，后者则为后世古文字学的兴盛起到了传承作用，它们在古典学史上的功绩都是不应抹杀的。

四、中国现代的古典学重建

通过比较上述两次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古典学重建，我们可以看出，古典学的重建并不是随时都可能进行的，它需要有多种主客观条件，而当前我们就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目前正处在一场古典学重建的重大学术变革中，这次古典学重建其规模和深度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其所能达到的辉煌目标也是难以限量的。

裘锡圭先生指出古典学重建是“（古典学）往往由于观念、方法的更新或重要新资料的发现，在较短的时期内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xxi]](P2)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从宏观上看，每次古典学重建，从其根源的产生、旧体系的打破到新体系的最终建成，又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从时间上讲，中国现代的古典学重建发端于19世纪末，经历了整个20世纪，目前正逐渐被广大学者推向高潮。

1.清末以来的社会变革是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原动力

19世纪后半叶，近两千年来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人们对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认识也开始动摇。西风东渐，不仅使许多人意识到应该推翻封建统治，模仿西方建立民主政体，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学习西学。清朝政府创办新式学校，废除科举考试，不再以传统经学作为培养人才的核心。这些都使中国古典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典籍。清朝覆亡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以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典学格局被彻底打破。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尝试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重建中国古典学。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使得古典学研究受到了严重影响，古典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工具。

以19世纪末经学作为传统古典学主体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为滥觞，古典学的重建工作就开始进行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其规模和深度还远远称不上壮观，古典学的研究不断受到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的左右和牵制。这些左右和牵制严重影响了古典学重建的科学性。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学者开始自觉地将古典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社会变革和社会思潮的干扰，加之地下出土资料“井喷”时代的到来，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不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2.疑古思潮的兴起是导致中国古典学重建的诱因

在整个古典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疑古思想贯穿始终。这种思想在清末民初又一次达到高峰，演变成了新的疑古思潮。在晚清经学研究中出现了以康有为“托古改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古为今用”，借以宣传变法思想。这种思想为旧有经学体系的崩溃创造了条件。后来在古史研究中出现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许多传统典籍的可信性提出质疑。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使“疑古”和“信古”成为针锋相对的两股力量，它们之间的辩难为后来“释古”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随着社会的变革，旧有的古典学体系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新的社会形势要求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有新的认识。在打破旧的古典学体系方面，上述疑古思潮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它使人们从盲目信古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客观上要求人们必须对中国古典学进行重新建构，这是十分重要的。疑古思想者本身对古典学的重建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康有为对六经的阐释，古史辨派在对古书年代和上古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史观，都自成体系，有相当多的发明发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后者甚至几乎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的整个古典学研究。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他们的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那么，被打破的古典学体系要在什么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才能重新建立起来呢？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在了考古学和出土文献的肩上。

3.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和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是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基本条件

1899年王懿荣认出从安阳小屯挖掘出来被当作药材“龙骨”出售的商代甲骨，从此甲骨学渐渐成为学者们竞相研究的显学，甲骨文成为我国近代最重要的出土文献之一。甲骨文的发现也拉开了我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序幕。

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发展最快、取得成就最大的学科之一。如果说历史上许多出土文献（包括殷墟甲骨）的发现带有很大偶然性的话，那么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之后，人们就开始有针对性地、主动地进行考古发掘，进而进行科学研究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西方现代考古学的影响下，我国完成了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变。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李济等人的带领下对安阳殷墟进行了首次发掘。从那时至今，一批批重要的出土文献随着考古遗迹的发掘相继与世人见面，中国迎来了一个考古大发现的时代。

裘锡圭先生曾经撰文指出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包括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相对照、古书的真伪、[21](P5)古籍的时代和源流[[xxii]](P63)、古汉语研究[[xxiii]](P156)等方面。裘锡圭先生以自己切身的体会，用大量的具体例证深刻地说明了出土文献在古典学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不仅上述研究需要出土文献的支撑，包括出土文献在内的一切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都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下面我们列举一些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对中国古典学诸学科有重要影响的例子：

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方面，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上万个史前遗址“满天星斗”般地遍布在中国大地上。[9](P101-127)在文明起源的时间、早期文明传布的空间范围、文明起源的中心等研究领域，考古发现都打破了传统认识。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非常早，早期文明的传布非常广阔，文明起源的中心并非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蔓延辐射”式，而是多元的、在不同方位、多个地点的“分头并进”式。从考古学角度对“三皇五帝”时代文化的探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在古代文明与外界交往方面，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的“内华夏，外夷狄”观念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古代文明从很早开始，就与周边地区和文化有着广泛的接触和交往。因此，必须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到世界文明的整体格局中看问题。考古发现提示我们，文明的接触和交往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中国古代文明既影响了周边和世界，世界和周边也影响了中国。中国早期文化中不断被考古发现证实的西方文化因素和北方草原地带文化因素就是这种互动影响的显例。

在哲学史方面，《周易》、《五行》、《老子》都分别有不止一个的简帛写本出土。其他如《楚帛书》、《孙膑兵法》、《阖庐》、《归藏》、《道原》、《性自命出》、《太一生水》、《孔子诗论》、《容成氏》、《恒先》等以往未见的儒家文献、道家文献和其他先秦诸子的作品，以及能反映古人哲学思想的某些著作的佚文也大量面世。这些新资料在道家的宇宙观、《老子》的早期面貌、早期儒道关系、儒家的心性学说、儒家子思学派的思想和传承、被荀子指斥的子思孟轲的“五行”内容等重要问题上，都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新知，解决了一些长久悬而未决的疑难。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正确认识并全面把握先秦秦汉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在思想史方面，考古发现表明古代的许多思想观念有着比我们想像的更为久远的来源。如《尚书·洪范》中的“五行”思想，早在甲骨文时就已初露端倪。而《尚书·洪范》这一古代治国的“大法”，经新出土的“ 公盨”证明，其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并流行。[[xxiv]](P46-77)“兵阴阳家”的资料在甲骨文中就有体现，说明这一学派有着久远的来源。[[xxv]](P140-143)已出土的简牍帛书中有大量的数术文献，揭示了古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数术”思想和观念对民间意识形态的笼罩。这些数术文献的出土，使得学术背景久已湮灭或渐趋消亡的早期数术原理和内涵，正在被我们慢慢读懂。

在宗教学方面，考古发现中有越来越多的祭坛、祭祀坑、神庙遗址、祭祀法器、朱书解注瓶、封禅玉牒、祷病玉版等的出土，为我们研究上古宗教思想和观念提供了新资料。出土文献中的甲骨文是我们研究殷商西周时期宗教信仰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不能低估某些金文材料和简帛资料在研究上古帝王和神话传说发展形成中的作用。简牍帛书中大量涉及神祗、祭祀、占卜、祝诅、宗教法术方面的记载，也让我们对早期宗教的认识不断得到加强。在早期巫道关系、古代的祝由术、医术中的精神疗法与道教法术间的联系等方面，我们也获得了许多新知。

在语言学方面，利用金文和简帛中的韵文、出土文献中的假借和异文材料以及古文字构形中的表音声旁及表音规律进行的上古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汉语的词义、语法乃至修辞等也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的词汇在出土文献中找到了词源上的根据以及以往不见的义项或是更早的书证。随着以往不见的字头越出越多，汉字发展演变中的许多缺环得以补充，对汉字逐一进行发展演变谱系的描述已经变为可能。同时，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标志之一的汉字起源所进行的研究也正在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在文学史方面，甲骨刻辞中富有文采的部分辞条已被视为最早的文学作品。上博简的《孔子诗论》、阜阳双古堆汉简的《诗经》和《楚辞》残简，都为先秦文学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的韵文《成相》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早已湮灭的文学题材。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唐勒赋》和连云港尹湾汉简中的《神乌赋》在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后者将汉代用白话写成的俗文学作品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敦煌汉简中“韩朋夫妇”的故事和天水放马滩秦简中的志怪故事让我们对古代志怪故事的起源获得了新的认识。

在民族学方面，以传世典籍记载的民族分布和文化习俗为线索，通过有目标的考古发掘来探索民族起源、分布与迁徙的工作越来越引起重视。不断发现的有别于早期汉字的文字资料，使得探索异族文字的设想变为现实。DNA 技术的应用，使得体质人类学在考古学中的地位格外凸显。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进行测定，也使得从人种角度对不同民族的区分更为准确。甲骨文是研究我国商周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材料。金文中也有大量的部族、方国名称，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传世文献中未见的民族史料，为研究华夏诸民族的起源和构成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考古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献与历史学的关系更为紧密，考古新发现对历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例证俯拾即是，在此不烦殚举。举凡当代科学化下的史前史、先秦史、秦汉史、历史文献学（包括古文字学）等学科，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考古学和出土文献基础之上的。在其他的一些相关专门史，如上古经济史、政治史、法律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科技史、数学史、中医中药学史等方面，考古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或缺和替代的。

总之，考古学的长足进展和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使得中国古典学中的诸多学科不得不相应地改变自己。

4.“二重证据法”等科学方法的运用是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利器

实践证明，凡是涉及研究中国古典学的一切学科，都必须把地下资料与地上资料加以充分的结合。地下资料与地上资料的关系正如车之两轮或门之两扇，缺一不可，不能偏废。那种仅靠在传世典籍中打转转的研究早已失之于陋，难以摆脱被抛弃的境地。王国维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xxvi]](P2-3)此即“二重证据法”的最早出处。王先生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学术界过分怀疑古书的疑古思潮提出的批评，在方法论上对古典学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及其以后的许多学者大都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种科学方法。

饶宗颐先生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的概念，他称：“我认为探索夏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即用‘三重证据法’进行研究，互相抉发和证明。”[[xxvii]](P22)饶先生指出的“三重证据法”其实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无字的考古出土物、有字的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证。这是对“二重证据法”科学的继承和进一步的细化。

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既不“疑古”也不“信古”的“释古”主张，[[xxviii]]代表了古典学重建过程中的正确抉择。“清华学派”学者中注重“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特点，也是古典学重建中应当发扬的学风。今后的古典学研究还应在三方面注重融会与整合，这三方面即考古与文献（下和上）、域内和域外（内和外）、研究和调查（手和脚），[[xxix]](P125)如此才能做出更为全面立体的研究，无愧于历史赋予我们的古典学重建的任务。

五、余 论

在历史上，每次古典学的重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同样道理，在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古典学重建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它不仅需要出土文献研究者的努力，而且还应该充分调动相关学科研究者的积极性，实现多学科的沟通和互动。可以预言：我们将长期处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过程中，处于中国古典学的重建过程中。

中国现代古典学的重建之所以区别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古典学重建，除了时代的差别外，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古典学重建是自发的，而现代的古典学重建带有自觉的因素。如上文所述，汉代的古文经学家在经学研究中就已经不自觉地使用了“二重证据法”，宋代的金石学家在释读金文时就已经不自觉地使用了“偏旁分析”、“辞例推勘”等方法。但他们并不会像我们一样能够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并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实现自觉的研究；也不能像我们一样抛开阶级的局限，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文明；他们研究的目的也不完全是为了追求科学、探索事实的真相；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当时正处在中国古典学的重建过程中。

与他们相比，我们有现代考古学和众多的出土文献资料，有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古典学重建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宏观的把握，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而这正是古人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但在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早期，我们也曾经茫然过，我们也是仅仅着眼于解决具体问题，而没有自己的明确目标。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出土产生了足以改变人们传统观念的力量，引发了学者们更加深入的思考。“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学术史”、“重写文学史”、“重写思想史”、“重写经学史”等响亮的口号标志着中国现代古典学重建的实践者们正在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茫然走向明确。我们热切盼望并欢迎这个自觉时代的到来，也殷切地希冀有更多相关学科的学者都能认识到考古资料尤其是出土文献的重要性，自觉地投入到古典学重建的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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