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高举“古典理想”旗帜的新古典主义迅速席卷整个德国思想界的时候,古典学应运而生了。1777年4月,一名年方十八的青年学生到哥廷根大学注册入学,要求学习“古典语文学”(studiosus philologiae)。校方反对说,“古典语文学”并非现有的四个系科之一,如果他将来想当一名教师,应该注册学习神学,但这名学生坚持己见,学校无奈之下只得破天荒头一遭以“古典语文学”的名义为其注册。这名青年学生就是后来被视为德国古典学之父的沃尔夫(F. A. Wolf),1777年也因此被认为对于古典学的诞生具有象征性的意味。不过,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把1795年,也就是沃尔夫发表其名著《荷马导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的那年,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学的诞生年份,因为这部著作以现代方式重新提出了“荷马问题”,对该问题的探究持续了两百多年直至今日,并且对整个古典学领域的研究影响深远。沃尔夫的另一大贡献是发明了Altertumswissenschaft这个词,在他所给出的定义里,Altertum(即古代)是作为整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但其中希腊人的地位又高于罗马人,因为前者更完美地体现了真正的人性特征,是人类存在的理想范本,而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目标正是通过对整个古代世界的重构来寻回古希腊人的精神。
在沃尔夫之后,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渐渐分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拉赫曼(Karl Lachmann)等人所代表的以语言文字为研究重心的“语言派”(Sprachphilologie),另一方面是伯克(August Bckh)、缪勒(K.O.Müller)、雅恩(Otto Jahn)等人所代表的以文化为研究重心的“文化派”(Sachphilologie)。到了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集大成者维拉莫维茨(U.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试图重新联合这两个阵营,恢复古典学研究的整体性。维拉莫维茨及其弟子包括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弗兰克尔(Hermann Frankel)、弗里特兰德(Paul Friedlander)、耶格尔(Werner Jaeger)等成为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最后一代耀眼的群星。尤其是耶格尔,在1921年接任了当时全德国地位最高的古典学教席,即维拉莫维茨在柏林大学的教席之后,大力倡导“第三次人文主义”(前两次分别为文艺复兴和德国新古典主义),试图让古典学的学术研究再一次服务于“古典理想”的教育功能。耶格尔的代表作,三卷本《教化》(Paideia)的主要目的也正是展现“古典理想”在古希腊文化中的历史进程。可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大批的古典学者流亡海外,耶格尔的“第三次人文主义”终于成为绝响,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辉煌世纪也宣告终结。
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研究范式
就在从柏林大学的教席退休的那一年,维拉莫维茨发表了总结19世纪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名著《古典学术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该书的开篇对古典学的性质和任务作出了如下的定义:“古典学术的对象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该学科的任务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 这个定义概况了德国的Altertumswissenschaft作为古典学研究范式所具备的最重要的特征。
首先,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基础与核心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它是通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的最根本途径。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包括古典语言,涉及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献学,包括校勘、考证、作品真赝、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等。只有经过了这样的基本训练,古典学者才有能力从事经典文本的阐释。
其次,经典文本的阐释必须置于其所从属的历史与文化情境。这就要求古典学者对于文本产生于其中的历史、文化与思想背景有全面的掌握,也就是维拉莫维茨所谓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纵观整个19世纪的德国古典学,非常强调在学者身上培养一种“百科全书精神”。德国大学的古典学专业都有开设“古典学百科大全”课程的传统,包括沃尔夫、里奇尔、尼采、伯克在内的古典学者都在各自任教的大学开设此类课程,传授有关构成古代世界整体的方方面面的广博知识。这种精神最完美的体现是堪称19世纪德国Altertumswissenschaft的学术丰碑,即《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klop 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为该书撰写词条的作者囊括了几乎所有的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学者,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终于在近一百年之后出齐(1893—1978),目前仍以皇皇85卷的巨大身影傲立于古典学术之林。
最后,要实现“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古典学里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必须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人文精神的典范作用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历史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古典精神的本质必须历史地加以把握;而反过来,历史精神的运用需帮助我们“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而所谓“复活”,其最根本的目的还是某种“古典理想”在古典学者身上的复活,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古典理想”的精神内涵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化。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