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甘坐冷板凳的人不再孤单zz

圈圈

记者 杨雪梅《 人民日报 》（ 2010年10月15日   19 版）
　　我们说的绝学并不是“为往圣继绝学”中的意义，它是指那些具有重要传承意义、国内外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而又受到海内外重要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重视的学科。这些学科注定只是象牙塔中的高深学问，注定只能有少数人从事，但它却代表了一个国家学术的高度与广度。它的存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它事关学术血脉的延续。

　　   

　　“有些遗憾难以弥补”

　　“有些遗憾是难以弥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邸永君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他是较早关注绝学并且积极呼吁扶持绝学的。“今年4月，我院荣誉学部委员照那斯图先生不幸病逝，他是国际知名的八思巴文专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照那斯图先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学生传授自己的知识，毕生收集的八思巴文字资料与图片也没能整理出版。”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科学院民族所，曾拥有一批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优势学科，如契丹学、西夏学、女真学、八思巴文字学、突厥学、满学、藏学、蒙古学等。从业专家中不乏在国际上享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大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势学科的从业专家大多退休，又无研究生的招生权，导致后继乏人，难以为继。

　　“什么是绝学，目前学术界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定义来描述它。一般讲，它是指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国内外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而海内外重要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都很重视的学科。这些学科濒危与否是相对于那些热门的学科而言，而它的带头人往往对该学科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以一己之力在国际学术舞台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2008年，社科院启动了特殊学科建设计划，扶持绝学、濒危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简帛学、甲骨学、梵文哲学经典、因明学、西夏文、八思巴字、契丹文字、女真文、纳西东巴文等11个学科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进行“特殊扶持”，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经费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图改变绝学可能遭遇的后继无人，使“绝学”不“绝”。

　　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上世纪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的书籍档册的问世开启了众多新学科，这些新学问至今仍是世界研究的重要领域。以甲骨文为例，从甲骨文发现至今已历经100余年，经过几代学者的学术积累，甲骨学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却日渐减弱。社科院历史所曾有28位学者研究甲骨学，而现在这个团队不足10人。

　　“现在一些绝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队伍萎缩，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无法形成老中青梯队，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学无所传。学术的积累需要后人站在前人的肩人，代代相传。一旦形成断层，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社科院启动特殊学科计划的原因。”邸永君说。

　　“学问不能断在我们手上”  

　　76岁的刘凤翥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凝聚了他一生心血的有千万字之巨的《契丹文字新研究》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书是他几十年契丹研究成果的结晶，他和老伴儿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整理完毕，其中的艰辛真是难以言说。

　　“有了这套书，想学习契丹文的既知道目前的研究状况，又知道还有哪些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契丹文2008年被列为特殊学科后，我们按要求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用五年的时间总结出版契丹文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在五年中，院科研局提供20万元的资助，用于购买图书资料、召开学术会议、进行人员培训和补贴学术助手。现在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契丹文字讲义》的编写也基本完成，想学的人通过它基本可以自学。看来契丹这门绝学暂时无忧了。”

　　契丹文字研究需要有蒙古语基础，但国内的大学很少设置这些专业课程，而且多年都没有招生，这也是造成契丹文字成为绝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凤翥还算幸运，他在北大开设过一个学期的“契丹文字研究”课，发现了一位不错的年轻人康鹏，他2008年从北大毕业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成为刘凤翥的学术助手。他将近一万字的契丹小字拍成照片做成电子资料库，解决了契丹出版的大难题。

　　“人才的培养需要有完整的计划，许多绝学学科的带头人年事已高，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符合招博士生的资格，但绝学的传承不要被这种死规则框住。而有的学生对绝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但在其它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也可以破格录用。毕竟学问的传承最重要。”刘凤翥的观点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研究员的赞同，“国家对于招收博士生有规定，必须有这个专业的三个以上的研究员才能设博士点，社科院的外文所哪里有那么多的梵文专业的研究员，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招收博士生。但有意学梵文的我都乐意教，我曾经利用两年时间教过一批研究人员学习梵文，效果很不错，他们现在都能够读梵文的原典了。人才的培养可以有多种模式。”

　　“谁也不希望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进行学术研究。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一直处于领先，绝不能让这门学问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刘凤翥说。

　　西夏学峰回路转

　　10月下旬，“薪火相传——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北京召开，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大英图书馆等机构的国际知名学者已经报名参加会议。

　　与上世纪80年代西夏学研究者屈指可数的状况相比，目前正在攻读西夏学的博士有4人、硕士有10多人，每年有关西夏学研究的各种专著平均有30多部出版，发表的文章也有上百篇。数量丰富的西夏文献更有望在5年内实现数字化。西夏在中国，西夏学也在中国。

　　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的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盗掘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这次发现是本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上世纪30年代，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等学术大师或解读文字，或诠释文献，或考证文物，又有王静如、罗福成等分析文字、研究语言，奠定了中国西夏学的基础。二次大战时西夏研究陷入停滞，战后苏联和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但中国恢复较晚。王静如教授于60年代初期年过花甲时招收了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这个人就是史金波。从此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他都没有放弃对西夏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他甚至以一人之力肩负着学术的传承。

　　史金波曾4次率团赴俄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注录和拍摄工作，经过艰苦的国外工作和繁重的国内编辑工作，现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3册。这批古籍全部出版以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学者都能足不出户即可直接查阅这些文献，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

　　在俄罗斯整理西夏文献时，史金波又在未登录的110盒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这些文献多用难以辨识的西夏文草书写成，翻译、研究困难重重。经过多年的释读，史金波成为草书识别第一人，对这些社会文书的研究，丰富并改写了人们对于西夏的户籍、租税、典贷、商业等中国经济史的认识。 　

　　史金波说，“绝学”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它们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一国学术的门面，现在我们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来扶持这些绝学，有的学科只要有一两个人就可以撑起，国家完全有这个能力扶持这些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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