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获赠珍贵秦简牍
对秦代认知大为扩展
▲研究人员对秦简进行室内发掘
▲简牍“为吏之道”（局部）
▲简牍“医方”（局部）
    “继去年获赠一批珍贵西汉竹书后,今年年初北大又获赠一批珍贵秦简牍。仅现有发现来看,这批简牍的内容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医学、文学、历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为罕见,使我们对战国晚期至秦代社会文化的认识和印象大为丰富和扩展。”在今天举行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情况通报暨座谈会上,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历史系教授朱凤瀚说。
    今年年初,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出资抢救了一批流失海外的珍贵秦代简牍,并捐赠北大。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随即开展清理、保护、照相和整理工作,目前对其主要内容和性质已有初步了解。
简牍抄写年代
    据朱凤瀚教授介绍,这批简牍包括10卷760余枚竹简(其中301枚为少见的正、背两面书写)、21枚木简、6枚木牍、4枚竹牍、1枚木觚,字体是典型“秦隶”。经考证,其中两卷当时称为“质日”的书,分别是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的日历。由此可以确定,这批简牍抄写年代下限在秦始皇后期。
    另外,简牍中有一篇记载当时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的文献,多次出现“安陆”、“江陵”等位于今湖北境内的地名,由此推测这批简牍可能出自今天的湖北孝感或荆州地区。“这一‘交通里程书’比以前出土的类似文献所记更为详尽,对研究当时长江中游的历史地理、交通状况以及地方行政建制,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秦简牍清理和现场保护工作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胡东波副教授总负责,据他介绍,这批秦简牍入藏北大时原放置在一个黑色塑料袋中,下有木板衬托,表面基本被黑色泥土包裹,但仍可见成卷的竹简、算筹、竹笥和牍等。表面的竹简由于塑料袋的挤压发生变形,甚至部分发生断裂,并且由于氧化作用,简牍的颜色呈黑褐色。
发现我国最早数学理论论述
    据朱凤瀚介绍,在这批秦简牍中,《算数书》类文献是数量最多的一类,达到400余枚,是目前所见战国秦汉同类出土文献中数量最大的一批。
    特别宝贵的是,与以往发现不同,这部《算数书》除了列举田亩、赋税、粮食兑换等实际问题的算法外,还有一段长达800余字的“数论”,以两位古人“鲁久次”与“陈起”回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有学者推测,文中的“陈起”,可能是《周髀算经》中的战国时期数学家“陈子”。“这段失传已两千余年的数论,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数学理论论述,对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研究而言是填补空白的重要资料。”
发现鲜有流传的秦代文学
    北大秦简牍的另一个亮点是文学类古佚书。
    竹简一卷的内容是一位名叫“衷”的女子,表达她对从军出征的爱人“公子”爱恨交织的感情纠葛。其形式为散文,没有明显韵脚,文笔优美,且征引了一些已亡佚的诗句,应属文学作品。
    有一块木牍上书写有160余字,记叙一位死而复生的人,讲述死者的好恶以及安葬、祭祀死者时的注意事项,体裁和内容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中的“志怪故事”相似,对于研究中国早期志怪类小说的起源和民间丧葬习俗很有价值。
    还有一种诗赋体韵文,书写在几枚木牍上,语言十分生动风趣,如“饮不醉非江汉也,醉不归夜未半也”,应该是秦人饮酒时吟唱劝酒的歌谣。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秦时杂赋》九篇,早已亡佚,这些歌词可能就是属于秦杂赋。另有一枚枣核状六面木骰,每面书写两字,可辨识者有‘饮左’、‘饮右’、‘不饮’、‘千秋’等,应是饮酒行令时使用的骰子,这样的骰子在过去的出土文物中没有发现过。”朱凤瀚说。
    秦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极为有限,北大秦简中的文学类文献为研究秦代文学和民间文化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新资料。
发现最早的“女诫”和“制衣术”
    简牍中有一段文字以“善女子之方”和“不善女子之方”开头,列举女子的种种优良和不良行为,认为“夫与妻,如表与里,如阴与阳”,女子在夫家要“有正”。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妇女行为规范,比东汉班昭的《女诫》还要早200余年。
    另外还有一篇《制衣术》,详细介绍了各种服装的形制、尺寸和剪裁、制作方法,种类包括大襦、小襦、大衣、中衣、小衣、袴等。篇末有“此黄寄裚(折衣)述(术)也”一句,“黄寄”可能是当时的著名制衣匠人。有关上古服饰的文献资料十分缺乏,以往的研究多依赖考古发现的丝织品、服饰和图像资料。这次发现对古代服饰史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数术方技展现秦基层社会状况
    北大秦简牍中的数术方技类文献也非常丰富。
    数术方面主要有几种性质属于《日书》的文献,内容多样,其中“占闻”、“占雨”两种在已公布的秦汉《日书》资料中前所未见。
    方技类文献主要有医方和祝由术,这些医方很少使用正规方药,所用多是常见的动植物、食物甚至人畜便溺,类似民间偏方,且用药多与祝由术相结合,用禹步并加祝祷,反映出上古时期“巫医不分”的状况。
    另外12枚木简的内容也属于祝由术,包括“乞媚道”、“乞愿”、“塞鼠”等,其中“乞媚道”之法,可与《史记》、《汉书》记载的汉代后宫争宠故事相印证。还有几枚竹、木简记录了民间祭祀祝祷的仪式。
    这些内容为了解当时基层社会的医疗状况、民间信仰、社会风俗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展现“严刑峻法”之外的秦帝国
    据朱风瀚介绍,北大秦简牍中有一篇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文句近似的“为吏之道”,“由此可见简牍主人的身份应是地方官吏,但简牍中没有发现法律、行政文书,却有大量涉及经济生活的《算数书》,或许说明主人不是掌管刑狱司法的‘文法吏’,而是主管土地赋税的官吏。”
    “秦代厉行法制,崇尚事功,以吏为师,因此以往出土的秦简牍大多以律令、行政文书和《日书》、《算数书》等实用工具书为主,内容比较单调。北大秦简与以往发现相比有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记录,其多彩的内容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在‘严刑峻法’之外大大丰富了今人对秦帝国的印象。”朱凤瀚教授说。
    相信随着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这批珍贵的简牍文献会向我们展示更多的不为人知的信息,将对古代政治史、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自然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本报北京10月24日电)
照片来源：北大出土文献研究所
http://culture.gmw.cn/2010-10/25/content_1331789.htm |
發表於 2010-10-25 09:34
發表於 2010-10-25 0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