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川 《 光明日报 》( 2011年04月25日 15 版)
拙作《〈保训〉主旨与“中”字释读》一文发表于2010年12月6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文中指出周文王遗书的“中”,乃指“中土”;而遗训的主旨是强调自尧舜至商代以来“得中土者得天下”的理念,而勉励儿子发要“祗备毋懈”,继其遗志伐纣,以周革殷命,取中土而代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正是遵照文王的遗训,兴兵伐纣的。其时会诸侯于孟津,武王公告天下,商纣暴虐无道,天怒人怨,本来乃文王受天命而行征伐,可惜父亲大功未成而身殁。其事见《尚书·周书·泰誓》,原文云: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残害于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令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所以,武王明言自己乃奉文王遗命进行伐纣的。据《史记·周本纪》云:
武王“东观兵,至于盟(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从《史记·周本纪》上述记载可知,武王兴师伐纣,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他以周人“事死如事生”之礼制,奉文王木主(神主牌)于中军车上,“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件事足可窥见姬发是完全遵奉文王遗训伐纣的,从而证明了当年文王之临终遗书《训典》(按:即今日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姬发继志伐纣,取中土以代之。后来武王及周公所做的一切,包括武王进军中土取商都朝歌,伐纣成功;而在武王崩后,“三监”勾结纣子武庚在中土叛乱,周公践阼,东征平叛,然后在中土建侯卫、营洛邑以作东都,我认为这都是按照文王的遗训“得中土者得天下”的原则进行的。这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遗书所述人物史事有关之“中”字,皆指“中土”。揆诸其卒后武王及周公伐纣取中土及建东都于中土等一切举措,与其遗训实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前因后果,彰彰明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同时,据上文可知,武王为人确实疑虑甚多,胆略不足。他因为白鱼跃入舟中,又偶见流火和赤鸟,乃疑其不吉,遂不顾会盟之八百诸侯已率师齐集孟津,竟然决定罢兵。而从《逸周书》诸篇中,亦可见武王在伐纣之前,忧心忡忡,恶梦连连。如“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见《小开武》)又对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忧其深矣。”(见《寤敬》)于此亦可知武王確实胆小多忧,阳刚之气不足。而文王生前已虑及于此,故临终遗训末尾特别指出“日不足,惟宿不祥。”目的就是告诫和提醒姬发,要注意性格上的这些致命弱点。其实,早在文王三十五年,已指出若阴柔之气不去(宿不悉),则阳刚之气不足(日不足)的毛病,应引以为戒。事见《逸周书.小开解》篇。可见文王时时注意培养接班人性格之坚毅,始能担负未来伐纣取中土之大任。
公元前1046年被定为武王伐纣成功之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及郭伟川《周公史事编年》,载郭伟川著《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是年武王在太公、周公、召公、毕公等人之辅佐下,再次兴兵伐纣。本来,自太王始,姬周家族皆认为天将降大命于文王,故伐纣是文王生前之既定国策,他亦已有所行动。可惜天不假年,大志未遂。病危之际,其遗嘱要姬发伐纣取中土,以完成其未尽之大业。因此,拙文认为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就是伐纣取中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武王自己就完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他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重申此举“乃遵文王”(见《史记·周本纪》)。而牧野一战,纣兵倒戈,武王终于完成文王之遗命,推翻殷纣统治,建立姬周王朝。在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临终遗嘱,要姬发:“今汝祗备不懈,其有所由矣。”并慨叹“不及尔身受大命。”至此,武王在太公及周公诸弟之戮力扶持下,终能“身受大命”,成为天下共主。其时,在登基的仪式上,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见《史记.周本纪》)——这正是对清华简《保训》遗嘱中,文王期望发“身受大命”,亦即天授“大命”于周此一重要内容的响应。特别要指出的是,清华简《保训》中,文王的遗训着重向姬发提及微“假中”、“归中”的史事,意在强调微有“得中土者得天下”之志。同时指出:“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这几句话极为重要,可说是整篇遗嘱画龙点睛所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成汤伐夏桀,乃商革夏命的开国之王。文王要子发师汤革桀命之旧智,伐纣取中土,完成周革殷命之大业,这是周文王遗言的要害所在。而武王遵文王遗训伐纣成功,始有上述稽首祷告:“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实有其前因后果。故《周易·革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成汤、武王之“革命”,有其历史相沿的轨迹,其内因实系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之遗言。
经过上述考证,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有两个关键词:一为“中”,一为“命”。而“中”指“中土”,是讲述“得中土者得天下”;“命”指“天命”,则言“得天命者得天下”。而文王遗训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姬发以汤伐桀的商革夏命为榜样,伐暴纣,取中土,吊民伐罪,武装夺取政权。故遗训既以周革殷命为主旨,因此所涉及之“中”,便很难以“中道”释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及后完全遵照文王的遗训,伐纣取中土;继之周公东征平中土之叛乱,然后营洛邑,众建诸侯,屏藩于周,奠定姬周王朝八百年之基业。以遗书与史实相证,丝毫不爽。窃念学术之真谛在于求是,谨此再陈芜文,尚祈学界同人,共与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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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保训〉主旨与“中”字释读》一文发表于2010年12月6日光明日报国学版上,文中指出周文王遗书的“中”,乃指“中土”;而遗训的主旨是强调自尧舜至商代以来“得中土者得天下”的理念,而勉励儿子发要“祗备毋懈”,继其遗志伐纣,以周革殷命,取中土而代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正是遵照文王的遗训,兴兵伐纣的。其时会诸侯于孟津,武王公告天下,商纣暴虐无道,天怒人怨,本来乃文王受天命而行征伐,可惜父亲大功未成而身殁。其事见《尚书·周书·泰誓》,原文云: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残害于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令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所以,武王明言自己乃奉文王遗命进行伐纣的。据《史记·周本纪》云:
武王“东观兵,至于盟(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从《史记·周本纪》上述记载可知,武王兴师伐纣,会八百诸侯于孟津,他以周人“事死如事生”之礼制,奉文王木主(神主牌)于中军车上,“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这件事足可窥见姬发是完全遵奉文王遗训伐纣的,从而证明了当年文王之临终遗书《训典》(按:即今日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姬发继志伐纣,取中土以代之。后来武王及周公所做的一切,包括武王进军中土取商都朝歌,伐纣成功;而在武王崩后,“三监”勾结纣子武庚在中土叛乱,周公践阼,东征平叛,然后在中土建侯卫、营洛邑以作东都,我认为这都是按照文王的遗训“得中土者得天下”的原则进行的。这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遗书所述人物史事有关之“中”字,皆指“中土”。揆诸其卒后武王及周公伐纣取中土及建东都于中土等一切举措,与其遗训实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前因后果,彰彰明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同时,据上文可知,武王为人确实疑虑甚多,胆略不足。他因为白鱼跃入舟中,又偶见流火和赤鸟,乃疑其不吉,遂不顾会盟之八百诸侯已率师齐集孟津,竟然决定罢兵。而从《逸周书》诸篇中,亦可见武王在伐纣之前,忧心忡忡,恶梦连连。如“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见《小开武》)又对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忧其深矣。”(见《寤敬》)于此亦可知武王確实胆小多忧,阳刚之气不足。而文王生前已虑及于此,故临终遗训末尾特别指出“日不足,惟宿不祥。”目的就是告诫和提醒姬发,要注意性格上的这些致命弱点。其实,早在文王三十五年,已指出若阴柔之气不去(宿不悉),则阳刚之气不足(日不足)的毛病,应引以为戒。事见《逸周书.小开解》篇。可见文王时时注意培养接班人性格之坚毅,始能担负未来伐纣取中土之大任。
公元前1046年被定为武王伐纣成功之年(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及郭伟川《周公史事编年》,载郭伟川著《中国历史若干重要学术问题考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是年武王在太公、周公、召公、毕公等人之辅佐下,再次兴兵伐纣。本来,自太王始,姬周家族皆认为天将降大命于文王,故伐纣是文王生前之既定国策,他亦已有所行动。可惜天不假年,大志未遂。病危之际,其遗嘱要姬发伐纣取中土,以完成其未尽之大业。因此,拙文认为清华简《保训》的主旨就是伐纣取中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武王自己就完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他徧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重申此举“乃遵文王”(见《史记·周本纪》)。而牧野一战,纣兵倒戈,武王终于完成文王之遗命,推翻殷纣统治,建立姬周王朝。在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临终遗嘱,要姬发:“今汝祗备不懈,其有所由矣。”并慨叹“不及尔身受大命。”至此,武王在太公及周公诸弟之戮力扶持下,终能“身受大命”,成为天下共主。其时,在登基的仪式上,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见《史记.周本纪》)——这正是对清华简《保训》遗嘱中,文王期望发“身受大命”,亦即天授“大命”于周此一重要内容的响应。特别要指出的是,清华简《保训》中,文王的遗训着重向姬发提及微“假中”、“归中”的史事,意在强调微有“得中土者得天下”之志。同时指出:“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唐),祗备不懈,用受大命。”——这几句话极为重要,可说是整篇遗嘱画龙点睛所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成汤伐夏桀,乃商革夏命的开国之王。文王要子发师汤革桀命之旧智,伐纣取中土,完成周革殷命之大业,这是周文王遗言的要害所在。而武王遵文王遗训伐纣成功,始有上述稽首祷告:“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实有其前因后果。故《周易·革卦》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说明成汤、武王之“革命”,有其历史相沿的轨迹,其内因实系于清华简《保训》中文王之遗言。
经过上述考证,进一步证明清华简《保训》有两个关键词:一为“中”,一为“命”。而“中”指“中土”,是讲述“得中土者得天下”;“命”指“天命”,则言“得天命者得天下”。而文王遗训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姬发以汤伐桀的商革夏命为榜样,伐暴纣,取中土,吊民伐罪,武装夺取政权。故遗训既以周革殷命为主旨,因此所涉及之“中”,便很难以“中道”释之。而历史事实证明,武王及后完全遵照文王的遗训,伐纣取中土;继之周公东征平中土之叛乱,然后营洛邑,众建诸侯,屏藩于周,奠定姬周王朝八百年之基业。以遗书与史实相证,丝毫不爽。窃念学术之真谛在于求是,谨此再陈芜文,尚祈学界同人,共与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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