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石泉先生《关于校勘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的三点建

仲山甫

石泉先生《关于校勘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的三点建议》转自《书品》2006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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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先生《关于校勘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的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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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来自往复论坛，由扬子居先生发帖，现转贴于此。  http://www.wangf.net/vbb/showthread.php?s=d6b104db452a18c60d84a985752ce1d7&threadid=22412石泉先生《关于校勘魏书北齐书周书及北史的三点建议》（1961年3月27日）（一）今本魏、齐、周三书中已经残佚，经后人取北史（也有南史的个别列传）补入的部分，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此三书约在唐代即已残缺不全，后人取北史（及南史个别部分如北齐书王琳传）配补之，以成今本。关于这方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书已有具体考证，据我实际核对北齐书的结果，这种情况，比他们已考出的还要多些（也稍有出入）。总计今本北齐书约二十万字的篇幅中，转录之北史的就约有八万字之多（南史约二千字）。周书，据钱大昕所考有三卷同北史，魏书就更多些，余嘉锡已有详考。此三书中的这部分北史，与北史中的同一纪传是重复的，只有版本上的差异，过去在廿四史中二者并存，还有个版本互校的作用，但这次当我们把此三书以及随后把北史都进行了详细的校勘并写出校记之后，两者就完全通了气，这时如还把混在魏、齐、周三书中的那部分北史（还有南史的个别列传）和北史中的同一纪传后面都写上内容全同（只有形式上稍有差异）的详尽校记，最后又把这许多万字的重复的北史仍继续混在魏、齐、周三书中排印出版，我感到实在是个大浪费！而且不熟悉这部分史料的人，翻到这些重复部分，往往还会混淆，误认为是三书原本，至少也会冤枉花些时间、精力翻阅，然后才恍然大悟其原来就是北史（我自己过去就吃过这种亏）。因此，我建议：这次我们的新本出版时，应该尽可能恢复魏书、北齐书、周书的真实面目，那些原属北史、南史的纪传，应该归还原建制，而把它与北史（南史）在版本上的差异，写入北史（南史）同一纪传的校记中，另在三书目录中的有关卷目下注明“已阙，旧本取北史（南史）补，今略，参阅北史（南史）某卷某页某某传”之类的按语。此外，在三书中也还有既非原本，亦非录自北史的部分（如北齐书文襄纪之类），但其底本已佚，在廿四史中又不重复，又尚有参考价值者，则仍保留，并在校记中具体说明。这样做我认为有以下的好处：（1）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2）用书人（特别是史料还不是特别熟悉的青年同志和外国朋友）一目了然，不致混淆上当，并较能节省时间精力；（3）印刷上节约大量字数及排印成本，从而使书价降低，而又不影响书的质量（只删去重复部分，并未漏掉任何史料）；（4）校点及排印也都可节省不少劳力，从而加快了完成任务的时限，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曾有同志驳我，认为这样一来，使魏、齐、周三书变得很不完整，我认为不是这样，三书事实上本是残本，这是客观存在，现在剔除混入其中的北史（南史），只是去掉其形式上的虚伪的“完整”而已，对史料毫无破坏，反而使眉目更为清楚。也有同志认为这只是一个排印出版的问题，与校点工作无大关系，我认为这不仅是排印出版的问题，目前我们虽已将齐周二书基本上标点完，但校勘工作则迄今尚只完成了版本对校的草表，复查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自校、它校还只搞了几卷，尚在摸索经验的阶段，正式的校勘记尚未动笔。上述意见如可行，则齐周二书中取自北史（南史）部分，就可不必搞自校它校，也可不必再编校记，都可留待将来校点北史时，毕其功于一役。同样，将来开始校点魏书时，也可省去其中与北史重复部分的标点与写校记的工作（版本校勘则仍需要，以便订补北史，提高其版本质量）。这样总起来就可以省下几十万字的重复校点及抄写的工作量。所以，这和我们现在的校点工作，关系还是很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一下的。（二）关于唐以前的避讳字应否注明其原字的问题中华书局对此有过规定：唐以前的避讳字一律不改。我认为：不随手改动是对的，但应注明所讳之原字，否则会增加读者（特别是对这段史料及史讳不大熟悉的青年同志和外国朋友）的困难，甚至可能误将同一人当作不同的二人，例如：广阳王渊之与广阳王深，萧渊明之与萧明，张彫虎之与张彫武及张雕等等，类此者还很多，注明一下，对读者有利无害，也非超出校勘范围，对我们也不会费多少事（当然要实事求是，确有把握，才注）。反之，不注，这可能发生本可避免的误会，所以我认为还是注一下好。至于如何注法？是加{}号注原字于避讳字之下？抑不注在原字旁边，而于校记中总注？则尚可具体研究。总之唐以前诸史都有同样的问题，需要请中华书局统一一下格式为妥。（三）关于正文中有校记的字句下，应否加校记的注号，以便读者检索的问题。我看到中华书局寄来的后汉书校勘记，感到在每卷的校记中如只注明所校字句的页数及行数，则仅仅便于由校记找正文，但读者们通常的习惯却是先读正文，发现有问题才查校记。因此为了提醒读者（特别是没有经验的青年读者）在读正文时不致忽略校记，最好每条校记都编上注号，而于正文的有关字句后，注上校记的注号。这样，读者看到那里时，就知道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校记中，从而就可按注号迅速查到校记，这对读者会增加不少便利。反之，如无注号，读者不仅易忽略过去，而且发现了问题时查阅校记，也得先看看页数行数，再据以找后面的校记，这就不如对号查校记来得快些，而且醒目些。这一建议如果可行，最好也请中华书局在各史中规定一个统一格式。石泉 1961.3.27 整理附记原文为复写件，三页，附在石泉先生（1918.1-2005.5）致中华书局编辑部函（1961年4月12日）之后。石泉先生的建议先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北朝四史校点小组内部提出，后由他随函寄给中华书局编辑部。石先生来函说：“从去年（1960）年底以来，在我系参加了由您局组织领导的校点北朝四史的工作，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走过弯路，进度很慢，我们也一直在摸索，希望找到些多快好省的办法，以求既提高新版本的质量，又能加快工作进度。经过四个多月的实践，我想提出三点改进工作的意见（见另纸），请考虑是否可行。”又说：“三项建议中，后两项比较简单。第一项则牵动较大，牵涉到打破已经形成了一千多年的魏、齐、周三书的传统形式问题，还牵涉到同《南史》及宋、齐、梁、陈四书统一体例的问题，这很需要慎重研究。”石泉先生的第二三两条建议都被采纳（避讳字用“于校记中总注”的方式），并在后续整理的各史中施行，成为通例。因为残缺各史历代补缺的情况非常复杂，第一条建议未被采纳，但在《北齐书》末特别附加了点校后记，对唐宋以后的补缺情况及校勘办法做了详细说明，其他各史出版说明也都有所交待，各史新编目录中于缺补各卷下均注明“补”字，部分解决了石泉先生建议中提出的问题。石泉先生来函中还说到当时北朝四史点校小组的情况：“唐（长孺）、吴（于廑）二先生去京，将会向您局详细说明我系要求减少校点任务的理由，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心情是矛盾的，按我们目前的工作进度与工作状况（例如病号多，经常只有四五人进行工作，最近以来又不能全时间搞，工作质量不齐，办法也不多，副组长姚薇元先生因课忙，始终也未参加这一工作……），能在年底以前完成北齐、北周二书（约四十万字）就算不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就这样就已经拖的够被动的，如果还要继续搞魏书、北史两部大书，照现在这样的进度，真不知道会拖到哪年？而拖得太久，也违反‘一主二辅三结合’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减任务，是不得不然的。但另方面，根据这四个多月来的经验，我也深知这四部书的内在联系很密切，宜合不宜分，分则必然事倍功半，每个摊子都会做许多重复工作，这也是人力上的一种浪费。我觉得要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要靠我们自己（在您局的帮助下）继续努力提高工效，减少不必要的工序和工种，以求加速进度（这次我提出的第一项建议，就是企图在这方面起些作用）；另方面，是否可由您局派同志来武汉，组织其他院校的力量（如华中师院、武汉师院的文史两系，以及我校的中文系）与我系合作，共同完成这四部书的任务？只要您局加强领导，使各个协作单位目的要求明确，体例统一，工作制度健全，方法对头，我想应能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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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二十四史》正逢时 2006-10-16 12:38　来源：东方网 　　据新华社消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将开始全面修订。修订工作将由中华书局集中全国史学界的学术力量进行，全部修订工作预计历时7年，完成后将奉献给读者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的全新修订升级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读了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顷时引起笔者对二十四史标点整理工作所作的专题采访的回忆，那是二十七年的事。《文汇报》（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５日）以《修“镜”篇──记〈二十四史〉等整理的出版》为题刊发了笔者采写的长篇通讯。面对卷帙浩繁的史书，重读通讯，不禁想起当年辛勤劳作、付出心血的文史专家，特别是接受我采访的当代知名史学家，如顾颉刚、白寿彝、唐长孺、王仲荦、翁独健、郑天挺、赵守俨等先生。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惟一拥有五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遗产。《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工作在毛主席指示、周总理亲自安排下，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从１９５９年起，对“二十四史”做了标点、分段，并进行了校勘，纠正了旧本中的谬误、脱漏、衍文、倒置等许多错误，从而便于更多的读者翻、检、查、阅，使这一套书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发挥。除《史记》外，各史都撰写了校勘记。到１９７８年“二十四史”点校本已经由中华书局全部出版。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上二十四部著名史书的总称，其中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二十四部史书。它自成体系，记载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几乎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这是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项巨大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专家论证会上作了充分的论证，笔者虽不在场，但当年参加标点整理工作采访的记忆，让我有所了解和感触，深感现在进行修订《二十四史》欣逢盛世正当时，条件有四：　　　　首先，史学界同仁异口同声要求“修订”，在思想上达成共识，甚为重要。“共识”是事业之大门，“同求”是登堂入室之旅程。当年采访中获悉，不少学者在欣喜之余也深感，二十四史标点本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下完成的一项任务，带来了某些不足之处，当时就有学者指出，相关的学术准备方面还不充分，海外善本未能用到，前代的成果也仅利用了一部分。再说，二十四史整理经过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参与人员也多达数百人，人员有异，各史有别，也造成体例上的极大差异。如有的有夹注，有的没有；校勘写法有的采取括号标明，有的放置卷末说明，……总之体例不太统一。就此而言，在相隔近五十年后，重新启动修订工程，确实非常必要。　　　　在专家论证会，许多著名学者，包括多位当年参加点校和编辑的学者，参加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近见刊发的１９６１年石泉先生致中华书局信，即提出新版“应该尽可能恢复《魏书》、《北齐书》、《周书》的真实面目”，主张将三史中宋人据《北史》增补的部分剔除，“去掉其形式上虚伪的‘完整\'而已，对史料毫无破坏，反而使眉目更为清楚”。（《书品》2006年5期）所提种种建议正说明学者对此项工程的关心和支持。专家们对于二十四史当年整理的成就以及今日修订的必要性，几乎表达了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思想的统一，正是进行修订工作最为有利的条件。当年在中华书局参与这一浩大文字工程的前辈学者多已故去，健在的学者非常支持此项工作，并对此次修订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据友人来涵告知，９３岁高龄的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学术生涯又一次与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交织在一起。王先生对中华书局决定全面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深感欣慰，还主动提供当年校点时留下的校勘资料原始记录稿，这是很珍贵的资料。　　　　事前能达成修订的原则，这是最为关健的。它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更上一层楼的原则。据李岩介绍，修订工作严格遵守在原有点校本基础上进行适当修订的原则，通过全面系统的复核、修订和整理，基本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足，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的全新修订本，使之成为新世纪中国古籍整理事业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标志性出版物。　　　　同时也不是短促突击，而是给予充裕时间，确保质量的原则。全部工作预计需要７年时间完成。届时，修订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将采用精装典藏本和平装普通本两种装帧形式。典藏本、普通本均采用繁体直排，全式标点（人名、地名加专名线），附人名、地名索引。同时，中华书局还将推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电子版及精编本。另外，在合适的时候，还将安排出版简体字版，降低价格，以满足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有了统一的思想原则以及修订大纲，全新的修订本将会实现新的提升。　　　　其次，近三十年来考古发现中出土的文物文献，为修订提供了不少原始的材料。传世文献典籍，既非伪书，也非无误，由于时代久远，散乱脱落、写错刻错而造成的衍、脱、讹、倒，是古籍中常有的现象，这就需要经过校勘，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从善本的意义上说，出土古籍无疑为传世文献典籍的校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靠依据。以王念孙的校书为例，《老子》第３１章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句，王念孙认为此句中的“佳”字说不通，当是“唯”字之误。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后，王念孙的“佳”字说不通的推断得到验证，因为帛书《老子》中此句乃为“夫兵不祥之器”，但同时也表明，校勘中的推理毕竟是推理，难以符合原书的原貌。诸如此类的事例，无不说明出土文物文献对于校正勘误的意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全国不少地方陆续出土竹木简和帛书，其年代自战国到汉代，数量繁多，内涵丰富，足与历史上艳称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媲美。长期以来把子书《文子》、《尉缭子》等斥之为伪书，少人过问。近些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竹简《文子》，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竹简《尉缭子》，才为这些子书平反，对此，李学勤深有感触地说：“据之整理出来的佚书，无一不是所谓惊人秘籍，有的连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也未得见，不可不说是今人的眼福。”能有这么珍贵的出土文物文献，对于修订无疑是件大好事。对于“利用出土文献”，有的学者持有不同想法。认为不宜使用出土文献修改传世文本，改了，也会造成某种历史信息的遗失，要修改尤要谨慎。其理由是：就算传世文本确实是错了，那也错了那么多年。其意“将错就错”，不少学者不同意此说，修订就是要修改错误。还有一说：“没有必要把许多研究成果纳入文本校勘。”其理由认为：“此是研究者的事情，而不是文献整理的职责。”所言不妥。文本校勘指其错误，必须有不同来源史料的对比分析。不过，不宜冗长。　　　　第三，中国历史各断代史、专题史以及地方史的深入研究，大大丰富了修订工作的资料。近三十年来，有关各朝代的断代史以及专题史的研究成果累千累万。史学研究，首位的需要就是史料，中国的官修正史、私人著述、方志、谱牒、碑记等可谓“汗牛充栋”，致力于断代史的研究人员对于各朝代的源出文献和相关文献，作系统的排比互校，以了解史文的渊源，订正流传中的失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断代史系列”（《中华远古史》、《殷商史》、《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西夏史》、《元史》、《明史》、《清史》）的作者穷毕生之精力，把各朝代交错内容、多变境况、纷繁头绪弄清楚、搞明白，所谓“吾之道一以贯之”，做到顺理成章，顺乎逻辑，合乎历史。专家们在研究各朝代、各专题历史的同时对于各朝代的各类补正考订文章，作了全面的调查和搜集，仔细斟酌各家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考订意见之后予以吸取，并对社会变迁及其动力作了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大大有助于对这各个朝代的深度认识。许多学者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有针对性地撰写了校订研究的专著和质疑、考证性的文章、札记，已经对一些史书中的记述有所厘正；中华书局也有意识有计划地收集整理了不少关于点校整理本的意见和建议。这就为全面提升二十四史校点本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极好的基础。以清代为例，出版了大量的各类专题资料档案，包括清入关前史、满族文化与风俗、满语研究、满文文献、八旗制度、旗人社会生活、清代北京文化、清代人物研究、宫廷史研究等各个方面。为配合清史纂修工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已出版的书籍有：档案丛刊，如《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8册、《清宫热河档案》18册、《清宫普宁寺档案》2册、《清代中南海档案》30册；文献丛刊，如《恽毓鼎澄斋日记》2册、《越缦堂日记》18册等，为修订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第四，集合海内外学者的智慧以及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当年《二十四史》标点整理之时，正是处于一段特殊时期，与海外的来往很少，与日本的邦交尚未恢复，海峡两岸也处于剧烈对峙中。当时的整理工作仅限于利用中国大陆所有的古籍善本。负责《二十四史》点校“总其成”的顾颉刚先生曾对笔者言及此事。他深情地对笔者说：“最为遗憾的事就是没有动员海外人士的力量！”南开大学郑天挺教授当年参加点校的《明史》只有武英殿一个刻本，对史文正误的判断没有版本上的依据。他说：“《明史·太祖本纪》里的‘西宁\'是‘西安\'之误，虽是一字之改，但不知查证了多少史料！若有多本互校，就方便了。”其言切中实际。近三十年来，随着对外开放，与海外学界联系广泛，大批海外所藏的善本古钞渐为学者所知。陈尚君先生对《二十四史》启动修订提出了若干建议，对于“底本调整”、“海外版本的利用”等提出了很好的看法。有日本存古本和韩国所存古本，因为传出时间较早，与国内藏本有着极大的差异，据称，可以与《二十四史》整理关系密切的文献甚多。陈先生认为此次修订可以利用以下各本：《史记》有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北宋刊本六十九卷，六朝写本有日本石山寺藏《史记集解》之《张丞相列传》和《郦贾列传》，唐写本日本存《史记集解》残卷六件，即东洋文库存《夏本纪》和《秦本纪》、高山寺存《殷本纪》和《周本纪》宫内厅书陵部存《高祖本纪》、神田喜一郎旧藏《河渠书》。日本已经影印的《汉书》古钞本，最重要的有石山寺藏奈良写本卷一《高祖纪》下、卷三四《韩彭等传》、真福寺藏奈良写本卷二十四《食货志》、上野精一藏唐写本卷七十八《扬雄传》。《三国志》近年刊布的善本，是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初刊《吴书》二十卷的影印。南北各史的古钞善本相对较少，特别值得提出的有奈良大神神社藏唐钞《周书》卷十九。……对于这善本，陈尚君先生还作了校订，认为很有价值，“可校补者甚多”。对于各史海内外存世版本应作系统的调查，弄清版本源流，确定最接近原书面貌的较早刊本为底本，确定具有文本价值的重要版本为校本，认真做好版本校的工作。　　　　２８年前，历尽艰辛完成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使我们得见一代前辈学者的学术品格与水准。如今的修订工作，相信也会让后人看到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于典籍延续和学术传承的责任感与学术风范。修订《二十四史》正逢时。（郭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