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嚴耕望先生史學述略

槛外人

嚴耕望先生史學述略作者：孔祥軍  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10-17-35311.htm  　　嚴先生安徽桐城羅家嶺人，名德厚[1]字耕望號歸田，以字行[2]，所謂歸田者，取陶野人「歸園田居」之意[3]，可見其心意指歸大抵在於恬淡自然、不與世事，觀其一生治學亦以躬自砥礪、勤耕不輟垂范後世，余英時謂其為史學界的「樸實楷模」[4]，誠然也。先生論著精當，且卷帙煌煌，如《兩漢刺史太守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為現代學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學思想、研究路數從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學三書》，尤以示人治學門徑為己任，綜合數端，先生之史學可概而略述也。　　據先生自述其幼年對數理之學頗有天賦[5]，又對地理學饒有興趣，後因機緣[6]而轉入史學之門，於民國二十六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章實齋有言「學問不可無宗主，但不可有門戶」，詳繹先生所撰《錢賓四先生與我》，可知先生之學實源于賓四先生。雖然耕望先生很早便專心於制度研究，大學畢業論文的選題即是《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後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編上卷出版，但真正為其日後治學方向做了決定性指導的，當是錢賓四先生來到武大後做的第一次講演：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便是行政制度[7]。縱覽耕望先生所成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為易簧後及門弟子李啟文所整理）當屬歷史地理；《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兩卷四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當屬後者；其他單篇佳作幾乎無一例外[8]，晚年所編之論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與此同時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幾項研究計畫《唐代人文地理》、《國史人文地理》也是圍繞著歷史地理的方向繼續深入的[9]。對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師友門生也有共識[10]。　　賓四先生不僅為其點明了治學之路所在，還將一種「通識」的眼光傳授於他：「現在人太注重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一個人無論是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中國學術界實在太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此種 「磅薄」的氣象、「通識」的要求，正是所謂國學的精髓所在，近現代學人莫不以此為治學標的[11]，而此種「通識」又是建立在專家之學基礎上的，賓四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要先專精某一斷代，然後來看通史，在這一基礎上重新認識此段歷史，續而再挑某一斷代大下力氣，回來再看通史，這樣一段一段延展開來，最終豁然貫通、渾然一體。蒙文通亦有類似的看法[12]。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氣去實踐了，他也是從秦漢入手--這一點頗有賓四先生之風，先生亦曾著有《秦漢史》一書，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對先秦之學未能深下功夫，于賓四先生學歷史必以《左傳》為柱石的觀點[13]稍有不同--寫出了《兩漢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續而又將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寫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後他又著有《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補了漢唐之間的制度研究空白，雖然他沒有寫出通史類的著作但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編）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經體現了一定的通史眼光，從而在宋以前的區域內完成了從斷代到通史再到斷代的研究思路[14]，這些都是大角度、全範圍的研究課題，而鴻篇巨制《唐代交通圖考》更是總結性地發揮了這一「專」與「通」、「精」與「博」的治學特色，寫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說：「蓋餘為學，既詳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廣被於面，嚴密組織，成其系統，特以強毅沉潛，遵行計畫，深思慮、窮追索，不畏難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謂「夫子自道」。其《治史經驗談》第一篇第一節便是談「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可見耕望先生對此是如何的「情有獨鍾」啊。　　如果前兩者只是治學方向和治學方法的話，賓四先生更將一種治學精神貫穿其身：「我們讀書人，立志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的學者」，這是極高的學術境界。耕望先生于此似乎略有所悟而實得不夥。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的過程中，耕望先生發現了兩《唐書》的若干問題，曾經有意仿王謙之之於兩《漢書》對二書作重新校注，同時又因搜錄了若干「唐史人文地理」的材料而想就此深入，兩難之下，求教于賓四先生，錢先生意在後者：「把一生精力專注於史籍的補罅考訂，工作實太枯燥，心靈也將僵滯，失去活潑生機，不如講人文地理，可從多方面看問題，發揮自己的心得」[15]，於是便有了《唐代交通圖考》的創寫。但是，細揣賓四先生的意思，大抵在於有了一定的根基後，大可拋開細密考證的路數，從簡單的史學研究上升到對國學全部問題做融會貫通的理解，將自己的精神注入其中，做到「有我之境」，即最高意義上的「春秋筆法」。而耕望先生卻仍然用過去的方法，一條路線一個驛站的綴連史料、考訂過去，耕望先生也意識到了自己未能達到更高的境界：「餘撰為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16]，故而他也似乎無法欣賞那些具有「有我之境」的上成之作，比如對賓四先生晚年力作《朱子新學案》，他便因不熟悉思想史而不置可否，而對陳寅恪巨著《柳如是別傳》更是不屑：「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發洩一己激憤外，實無多大意義」，「幾乎失去理智地作此無益之事」[17]。在耕望先生看來似乎只有那些可以最後板上釘釘、且具宏大規模的考證類著作才有價值[18]，實在是大有偏見，「人」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朱子新學案》、《柳如是別傳》都是立意於「人」之精神與「史」之精神的探求，剔除了「人」，所謂「客觀」的學問似乎不能算是第一流，故而在其師賓四先生的眼裏，他始終只是一個專家，余英時反駁「他已經不是一個專家」的話[19]，大概只能看成他是幾個方面的專家。似乎是因對「人」學領悟的不深[20]，耕望先生對中文出身之人頗有微辭，他在《治史答問》第十一篇中談到：中文出身者不可能在史學上有大作為，只能搞學術史研究和史籍校訂。如此的說法似乎太狹隘，這和其幼年數理特異而國學功底稍弱大概不無關係[21]。賓四先生在年輕時便熟讀《文選》等書[22]，其在中學所任之課程都是國文而非歷史[23]， 大凡一流學者莫不是文史淹通，陳貽焮先生著《杜甫評傳》不但綜合諸家詩作詳加編系、參合聯串，且於地理、制度無不考訂精審，絕不亞于出身史學之人，而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入了杜甫的內心世界，從杜甫的眼中回看唐史興衰，這似乎就比耕望先生那種簡單地運用唐詩材料進行純粹的史實考訂要高明不少[24]。他在學術中始終沒有在更高層次上靈動起來，而且也沒有絲毫「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的想法，只是一個矻矻終日藏於「中研院」和港大的學者[25]。雖然業已「格物」而「致知」，在學術的高度上難有比肩者，但是似乎少了一份讀書人對社會的責任，「治國」、「平天下」的認識在耕望先生身上難以尋覓。　　如此看來，耕望先生似乎只是部分的繼承了賓四先生的學問[26]，但卻有著自己的風格。從他的諸多著作以及《治史三書》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其所勤勉一生的學術訴求就是「樸實」，而其所獲成就便在於最大可能地復原了某些史實。他在《錢賓四先生與我》中多次談到自己非常愚笨，不夠靈活和機敏，而賓四先生則鼓勵他：「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他於此受益菲淺「除了學術方面的引導與誘發，教我眼光要高遠規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我的鼓勵」，在這種激勵下，他根據自身情況摸索出了一套十分樸素的研究方法：　　其一：堅持用史料說話，「正史、政書及地理書之外，子、集、金石、簡牘、類書、雜著等，諸凡當世或稍後有關之材料無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訂」[27]，不僅如此其對佛藏[28]、筆記、稗官野史也頗為留意[29]。而又尤重正史，所謂「治中國史，正史仍為最重要之史料」[30]，精讀耕望先生諸作，可見其對歷朝正史特別關注，如《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唐仆尚丞郎表》，幾乎大都使用正史材料，在世風紛紛唯新材料是求、慨歎可見史料發掘殆盡、不屑於精讀正史的當代[31]，這一做法無疑具有極佳的撥亂作用。在研究過程中耕望先生不但近乎完美地做到了地毯式搜羅材料，他對選題的研究情況也是瞭若指掌，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o 序》中短短幾行字就把唐代中央行政制度研究情況的大概清楚地做了交待，「未入其門，先聞其聲」，這使得研究者在一開始就對該書的研究價值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雖然現在的學術著作和論文都有「學史回顧」的要求，而與之相較，眼光大抵狹隘許多，而在具體的考證過程中，又厘訂和糾查出兩《唐書》和既往研究中的幾千條錯誤[32]，這樣已經不是被動的接受和採用材料，而是辨正地考索史料，在更高層面理解史料，從而在堅實和靈活兩個方面全面挖掘出可見史料的價值。　　其二：在細讀文獻過程中，「聚集許多不相干的瑣碎材料、瑣小事例，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化，講出一個大問題、大結論」[33]。縱觀耕望先生諸著，正可見出這一研究軌跡，如在《唐仆尚丞郎表》中，耕望先生仿照杜佑《通典o職官》的書法，按照官職等級，從「仆射」到「仆丞」、從六部 「尚書」到「尚書侍郎」，將各種史傳記載中的人物逐層系於官職之下，又將細密排比後的材料，綴於各人之下，如庖丁解牛一般將有唐一代中央「八座」行政制度的具體情況悉數解開；他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o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如法炮製，先標出一職位如「刺史」，後系若干史料以期說明「刺史」之諸多問題，然後再續說其州府佐僚，並系若干史料來說明「州府佐僚」之問題，這樣如掰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深入進去，並與相關的「都督」問題比較闡發，從而對整個制度做了揭底性的細密研究；在《唐代交通圖考》中他先描述一條交通線，然後結合驛站，一段驛程一段驛程的詳加徵引考訂，再將所考驛程串連成線，極其清晰地揭示出若干鮮為人知的史實，續而再將若干條路線編織起來，形成了一張大網，將一幅生動的唐史畫卷展現開來。耕望先生能夠如此綿密細緻、條分縷析地梳理和排比史料，似乎與其少時尤精數理不無關係，他在具體研究中經常不自覺地使用一些排列組合的方法，如在僑州郡縣與實土諸州郡縣的關係問題時就不厭其煩地列出了幾種可能情況，其在考訂長安洛陽交通線問題時也如是將華、虢、陝州之間的道理排比組合[34]。用如此縝密的思維進行精細全面地考訂，自然收穫豐碩、成果卓著，而且根基牢固，幾乎無懈可擊，如《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35]一文徹底理清了《通典o職官》中模糊誤謬之處，揭示了唐代尚書省與寺監百司之間的關係變化，尚書省內部仆、尚、丞、郎之間的權利演變消長，從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鳥瞰整個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運動發展；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o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發前人未發之覆，揭示出魏晉地方行政制度中，除眾所周知的州、郡、縣三級，另有更高層級的都督區為人所忽視；《唐代交通圖考》更是在精熟材料的基礎上，復原出了唐代交通路線的重要部分；這樣如此輝煌的成果，實堪「大問題、大結論」之稱，怎不令人歎為觀之。　　其三，持之以恆，至死方休。耕望先生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因腦溢血而病逝，他在歸返道山前三個月寫給友人錢樹棠的信中稱：「我由去年正二月趕寫一篇論文，耗費精神太多。自後頭暈屢發，精神困頓不堪。又患上『百經遜』病，精神更是困頓不堪。近來策仗而行，亦是寸步難移，幾乎隨時可倒下……」[36]，而常日又是「每天工作，從不間斷，故無所謂星期六、日休息」[37]，可見耕望先生確是耕耘到死學方止。回看耕望先生所成諸作，幾乎都是引證浩繁、體大思精，若沒有長期不懈的努力做基礎，沒有持之以恆的毅力做支撐，怎會有如此的成就？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界中的楷模》一文中說：「（《唐代交通圖考》）在西方和日本都只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畫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在學術界至為浮躁和腐敗的今天[38]，耕望先生這種學術追求的純粹精神、真理探究的忘我境界無疑對整個學界都是振聾發聵的。　　上述幾點，只是就大處著眼來看，其他具體的方法門徑，《治史三書》言之詳矣，可哺枵腹。耕望先生雖操勞終身，卻每每不忘提攜後學、解疑示逕[39]，既顯學問淵源有自，又望精藝後繼有人，張載所謂「為往聖續絕學」者，先生是也。 註釋[1] 參看廖伯源《回憶與懷念》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2] 一般書刊皆言耕望先生字歸田，李啟文撰《回應郭其才君文》對此有所駁正，此文載于香港人文哲學會《人文月刊》1999年8月號（總第68期）。[3] 參看耕望先生撰《錢賓四先生與我》。[4] 詳參余英時撰《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5] 參看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6] 參看耕望先生撰《治史答問》第一篇《我研究歷史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錢賓四先生與我》。[7]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8] 參看嚴耕望先生編撰《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附錄《著者其他論著目錄》，及李啟文補正《嚴耕望先生著作目錄》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9] 參看《治史答問》第九篇《我今後的撰述計畫》，又《國史人文地理講稿》亦有存篇，詳情見《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o序言》及同集中《唐五代時期之成都》文末附記一。[10] 參看宋德熹《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o編後記》，及余英時撰《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11] 參看卞孝萱先生撰《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o序言》、蒙默編《蒙文通學記》，陳寅恪于諸作中屢屢言及「待通識之人」云云，實際上中國古代所謂大家，如司馬遷、歐陽修、錢大昕又有誰僅是某類專家，而非通才呢。錢賓四先生所論「通識」之重要散見於諸作中，而以《中國史學名著》為夥，上引諸語見於《錢賓四先生與我》。[12] 參看蒙默編《蒙文通學記》。[13] 參看錢賓四先生著《中國史學名著》。[14] 嚴先生對宋以後部分也很關注，曾將《宋史》從頭至尾細讀一遍，而又每每鼓勵後學立意于宋史研究，參看《治史答問》第七篇《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蒙文通亦以為宋史研究大有可為，見《蒙文通學記》。[15]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16] 參看嚴耕望先生撰《唐代交通圖考o序》。[17] 參看《治史答問》第十七篇《史學二陳》。[18] 參看《治史經驗談》第三篇《論題選擇》和第四篇《論著標準》。[19]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20] 耕望先生所著《兩漢刺史太守表》、《唐仆尚丞郎表》皆以眾人系於各種官職之下，雖對眾人史事頗多考訂，然與上述所謂關注「人」學，迥不相類也。又據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一文回憶，耕望先生少時讀《離騷》不禁泣涕滿襟，可見其對古人亦能有惺惺相惜之情，只是未能貫注於學術中而已。[21] 耕望先生自謂：「如經學、理學、及宋元以下集部，我所知極淺」，殆非謙辭，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22] 參看錢賓四先生撰《讀文選》載於《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編》。[23] 參看錢賓四先生撰《師友雜憶》。[24] 耕望先生運用唐詩材料的做法詳參《治史答問》第八篇《我對於唐詩史料的利用》，他在此文中盛推陳寅恪「以詩證史」之法，自言：「只是從淺顯處著手，就『詩』 的表面意義加以運用，以顯現史實之面目……自不如陳先生之深邃了！」既然如此稱許陳氏卓識，又對《錢柳情事因緣詩釋證稿》（《柳如是別傳》）盛為不屑，令人難以理解，莫非他只是看重陳氏之《元白詩箋證稿》？耕望先生弟子宋德熹舉《杜工部和嚴武軍早秋詩箋證》以明耕望先生亦以達到「詩史互證」之境界，然觀此文，仍是憑藉詩文以考史地，所謂「特就其寫作之地理背景與歷史背景稍加申述」也，依然與探討詩人之文心無涉。[25]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這可能是耕望先生對學術價值的肯定要遠遠高過其他，在其行文中屢屢對顧頡剛、胡適等人忙於事務、無法安心治學、成就不高而感到非常惋惜，所以他一生始終堅拒其他雜務，這種純粹的學術追求還是使人欽佩的，而學人耗神于叢脞事務，似亦情非得已，讀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可概見之。[26] 耕望先生看得也很清楚：「先生門人長於思想史，各有貢獻者甚多，余英時顯最傑出，我只是先生學術的旁支而已」，「賓四師對於我的治學雖有極大影響，但我也未完全遵從先生的意趣，一步一趨的做到」，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雖然他並未達到賓四先生所企望的治學高度，但就總體成就、學術影響平心而論，迄今為止，耕望先生仍然當之無愧的是錢賓四先生最為傑出的弟子，余英時雖然在思想史方面稟承了賓四先生的衣缽，而對史學「大問題、大結論」的解決遠不如耕望先生，余英時也認為耕望先生是賓四先生最為欣賞的學生（《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耕望先生所言顯然過於自謙了。[27] 參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o序言》。[28] 參看耕望先生撰《佛藏中世俗史料三?》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當代學者對佛藏之材料已頗為留意，如王小盾、何劍平編著《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2002年1月巴蜀書社出版。[29] 此即陳垣所謂「竭澤而漁」之法，參看李瑚《勵耘書屋受業偶記》收入《勵耘書屋問學記》。[30] 參看譚宗義《星沉大地--敬悼恩師桐城嚴耕望歸田先生》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31] 孟森也極其強調細讀正史，其所著《明清史》大抵以正史為資取苑囿，而陳寅恪諸文亦極少用正史及資治通鑒外之材料，餘嘉錫甚至自題書齋名為「讀己見書齋」以此明志。而尤著者，當推賓四先生僅憑一部《漢書》寫出《劉向劉歆王莽年譜》，一舉廓清康有為偽經謬說，傳為學界之佳話。[32] 參看《唐仆尚丞郎表o緒論》。耕望先生曾有意在此基礎上，仿王先謙兩《漢書》，為兩《唐書》作校注，後因前揭緣由，未能實踐，從惠益後學的角度來看，實乃大可惜之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上刊載耕望先生《舊唐書奪文拾補》一文，凡校補《舊唐書》奪文凡四十條，可稍窺其校勘之功。[33] 參看《治史經驗談》第四篇《論著標準》。[34] 參看《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o行政區劃》、《唐代交通圖考o第一卷》。[35] 此文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36] 參看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37] 參看廖伯源《回憶與懷念》。[38] 近年學術腐敗的極至可以「熊良山現象」為代表，詳參邢東田《令人憂慮的「熊良山現象」》載於《學術界》2004年第6期。[39] 詳參《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所收耕望先生弟子們的回憶文章。

仲山甫

“独立奋斗，尽我所能”——追忆严耕望先生刘健明http://yugong.fudan.edu.cn/Forum/dispbbs.asp?t_id=2892&l_id=22　　　　我于八十年代得机经常回内地参与学术会议及访问，与内地学界往还甚多，当时内地学界对台湾及香港学界的了解不多，但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学人都极为推重严耕望先生，胡如雷先生更指定研究生必须熟读严先生的《治史经验谈》。但由于先生的著作都在海外出版，他又不喜多谈自己的为人与生活，内地学人仅知悉他是一个治学笃实谨严、功力深厚的学人，对他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知道我曾受业于先生门下，都希望我能介绍一下先生的为人及学养。由于先生平素不喜别人为他作宣传，我自问学养不足，不敢言先生的学问，故一直以来都没有多谈先生的情况，仅因人情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撰短文，介绍先生的生平及著作。１９９赌辏?壬?∈庞谔ū薄Ｏ壬?昧私?迨?晔奔渥?吹牧ψ鳌短拼?煌ㄍ伎肌分瘴薹ㄍ瓿桑?滴?泄??踅绲闹卮笏鹗АＷ芬湎壬?奈?耍?蚩杉由钅诘匮Ы缍韵壬?牧私猓?首?硕涛模?宰鞯磕睢?br>　　我在１９７５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便从同系学长处得悉先生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地理及政治制度史的权威，曾撰《两汉太守刺史表》（１９４７）、《唐仆尚丞郎表》（１９５６）、《秦汉地方行政制度》（１９６１）及《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１９６３）和《唐史研究丛稿》（１９６９）等书。但至１９７９年，我考入中文大学研究院，始有机会选读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此科涉及众多地理名词，是一门异常难教的学科，不过先生此时专研历史地理，心得甚多，如肯用心听课，获益甚大。先生讲授此课，偏重于人文地理，与前人侧重疆域沿革及政区变迁有异，先生本有编写国史人文地理的计划，搜集唐代人文地理的资料甚多，他近年撰写有关唐代人口的论著，颇能纠正过去学术界单以正史地理志所载户籍作统计的流弊。不过先生感到研究中古交通的学人不多，而弄清交通路线，才可对政令的推行、政情的沟通、军事的进退、经济的开发、物资的流通，及文化宗教的传播、民族感情的融和、国际关系的亲睦有较深入的了解，遂决意完成《唐代交通图考》一书，他原先构想此书可以二十万字便可完成，不料工作下去，竟会费时四十多年，撰写近二百万字，仍未能定稿。其主要的原因是先生既要对史料作深入的考辨，并希望通过有系统的整理，对中古时期的交通情况有深入而广泛的了解进而对国家的盛衰，地方的开发和民生的调剂，有确切的掌握。但因要兼顾的范围较广泛，此书终未能撰就，故先生有关国史人文地理及唐代人文地理的研究，仅撰了数篇论文而已。不过由于先生有撰写国史人文地理的构想，他论述唐代交通时便没有局限于交通路线或个别道路、驿站的讨论，而能注意各地方的开发与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变迁，既有精密的考证，复有较宽广的视野，故能建立规模，与一般专治交通史的学人稍异。这种分析视域，亦可见于先生讲授历史地理课时，能从国史变迁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我从历史系一些老师及学长口中，知悉先生以穷尽史料、考证精微闻名于学界，当时有学长更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先生考证的精细，纵然没有到过的地方，其准确度可作旅游指南。我阅读《唐史研究丛稿》时，却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例如先生以政务官及事务官去解说唐代六部与九寺的关系，纠正杜佑《通典》以为六部与九卿是职权重复的误解。这绝不单是先生熟读史料之故，而是具有高度史识和熟悉现代政治学的表现。及至上先生历史地理课时，先生不是照读讲义，而是在讲授时，介绍自己的研究经验及体会，《治史经验谈》中提及治史要注意的原则及一些具体规律，我都在课堂中亲聆教益。先生不善言辞，但讲课有深度、有启发性，实因他具识见，与一般考据名家有别，可惜先生的著作较专门，读者不多，不少人只知先生读书仔细，考辨深入，却没有注意先生的学术成就绝对在当代考据名家之上。先生的训导中，令我最难忘怀的是先生教我们不要固执，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以自己不断因新证据而修改从前的看法来勉励我们。先生当时已是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世界有名的中国中古史权威，他这种追求真知的精神，实在是令我们深深敬佩的。　　我在研究院二年级时旁听先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课，时先生已专注于唐代交通及人文地理，对政制史已没有更深入的研究，但先生教导我们从史事研究政制的发展，开启了我以后研究政制的方向。更令我难忘的是，先生虽已是名家，但他不单对前辈学人的优劣有深入的了解，他亦深知后辈的得失。先生在讲授政制时便指出台湾某一政治学者出版了多部政制史的专著，可惜没有深度。后来我阅读这位学者撰述较佳的断代制度史时，仍发现他阅读史料异常粗心，故时有显著的错误。先生在《治史经验谈》告诫青年后学不要只重视翻查论著索引或拼命找寻新方法和新史料，而应从基本资料下苦功，“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有些学人因此认为先生只是埋首书房，专注于个人的研究及过分看重正史，实则先生对学术界的成绩还是比较注意的。他劝诫后学不要浪费过多时间于翻查目录，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夫在精研普通史料，实因他痛心现代学术界有不少学人只懂书名，不认真阅读全书或不知书本的得失，或希冀找寻新史料及新方法以便迅速可以扬名，先生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希望年轻后学避免犯此等毛病。先生的研究虽专精，但他对学界的动态仍是大体可以掌握的。　　有次先生嘱我代办事务，事情办毕便与我饮茶午膳。在午膳时，无所不谈，言及某一当代史学大师的一本政制讲稿时，我指出此本讲稿有不少错误，并举出其中例子。先生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然后向我指出此书稿确有缺点，但此书稿有极高识见，必须重视。先生更指出我们在追求学问时，不单要注意别人研究的缺失，更重要是欣赏别人的长处，才可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先生的忠告，对我以后治学起了极大的影响，使我逐步明白找别人的错处不难，吸收别人的优点不易。有些学者天资聪敏，很快便能指出某些名家的缺失，在学术界露出头来；但他们在往后的研究中，不单没有改进，反有今不如昔的弊病，恐怕是他们只懂挑剔别人的错处，不懂得吸收别人的长处，结果不能与时并进。先生的提点，令我终身受用。　　先生出身农家，物质欲望不高，生活异常简朴，平时饮食以简单为尚，生活支出主要是购书，其他用度不多。每天仅看一份报章及一节电视，都是观看新闻及社会事务部分，其他时间都在看书，持之以恒是他坚守的原则。 七十年代时，他在中文大学的研究生取得可观的助学金，他以为自己的研究生不必多花费，建议给他们的助学金可减半，此事当然没有成真，但可以反映他的生活态度。先生因钱穆先生的邀请来香港任教，但因钱先生创办的新亚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不能融和，只能维持独立经营，先生为免加重新亚研究所的财政负担，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坚持义务到新亚研究所任教。及至他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他才愿意接受新亚研究所的薪俸，这和他五十年代在台湾生活穷困但仍坚持不去兼课或撰写通俗的稿子以赚钱的行为一贯，这些都可以看到先生治学不甚固执，但做人甚重原则。　　先生离开中文大学以后，我和先生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每年春节到先生在九龙笔架山的笔耕室拜年外，其他时间见面不多。（先生待人宽厚，对客人执礼甚恭，我们以学生身份往访，先生都要亲自送客出门，故拜访先生不多，恐怕会影响先生的读书。）不过由于在上庠讲学讲授的是隋唐五代史及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年都会翻读先生的著作。近年来我对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更深的体会。先生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指出，他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图考》当可写成，但可能无现今的精密，整体学术规模更不会有现今这般大。先生因要专注此书，可能无法完成国史人文地理及唐代人文地理两项计划，这当然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不过《唐代交通图考》前五卷的出版，可说是当代学术界不朽的志业，此书涵盖面极广泛，任何中国中古的研究者都可能受惠。先生明白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在不断辛劳中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起来的，不能存一丝松懈，故尽可能做到最好，不能为求赶快完成而放宽标准，这是先生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更重要的是：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单证明先生能早定大计划，按部就班地专心工作，故能创作此规模弘大的学术著作；更证实先生所持学术研究与人生修养有密切关系的说法。先生不追逐名利，不追求权势，一心力，惜时间，才能专心工作；先生立志远大，他的学术工作不是猎取高位权势的工具，而是为学术界作出贡献，故他能坚持“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故无论在顺境逆境中都能安然处之，不怨天，不尤人，勉力工作，始可进行此划时代的巨著。当然《唐代交通图考》因先生的要求较高，而无法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但本书所建立的规模及所显示的功力，已是当代史学中必能传世之作品。一般人推崇先生为人忠厚，学养湛深，但多忽略先生此种献身学术的崇高品德及他的学术著作中凝聚了个人的人生修养。　　先生不喜应酬，也不愿意到处开会和讲学，避免浪费研究的光阴。内地很多学术团体和学会，都希望能邀请先生访问或出席学术会议，然而先生都坚拒所有的邀请，主要的考虑是害怕一旦参与其中一项，其他活动便很难拒绝。先生在最后两年因经常头眩而无法工作，《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仅差一文便可完成，但始终不能撰就。先生由于没有回到内地，对地方性著作无法多加注意，更无法进行实地调查或利用地方图书馆藏书，确有妨碍他的研究，如李之勤先生《西北史地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所收中古驿道及交通诸论文，及辛德勇先生《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论两京都亭驿条，都因先生未能实地勘察及无法追查地方史书源流，而提出与先生有不同的见解。李、辛二位先生因知悉我是先生的学生，都嘱咐我代转与先生商榷的论文，先生因《唐代交通图考》前五卷已出版，商榷的意见打算将来全书完成时再作参考及讨论，但先生对内地学人和他进行论辩，感到兴奋。先生虽没有回到国内，但仍十分关心国内学术界的情况，知我时常回去，常向我询问内地学人的近况，对内地年轻一代的学人寄望甚殷，因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仍能坚持学业，先生认为他们能不断坚持下去，将来的成绩必更为显著，因为港台事务较多，教学负担较重，且物质诱惑较大，要埋首学术需有更大的自觉和自制。当先生得知《治史经验谈》及《治史答问》二书在内地广泛复印流传，先生感到十分安慰，他高兴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有读者，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到国内学术研究终走回常规。　　先生和我最后的联系，是他给我的一封信，此事最能反映先生的人格及献身学术的精神。１９９５年９月，大陆的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六届年会，我应邀出席，研讨会上得读到西南师范大学蓝勇先生的论文，评论《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蓝先生肯定《图考》为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书中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蓝先生的书评，已发表于《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４８—５５５页）蓝先生在文末提出先生从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三个不利因素：对大陆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没有实地考察和所用地图陈旧。我知道先生经常阅读《考古》、《文物》等杂志，但对地方性的考古刊物及地方出版的古籍则稍有忽略，而没有实地考察及应用地图较陈旧两项，辛德勇先生在八十年代后期亦曾向我言及，但限于条件及时间，先生始终未能克服这两个不利因素。（另一个更不利的因素是先生一生都是孤军作战，没有同水平的友人及后辈可共切磋。内地学界学人较多，要找相近研究的学人切磋互勉较易办，因此不易觉察这个港台研究者最感困惑的问题。）我回到香港以后，因为忙于教务，未及即时向先生问好，仅将蓝文寄给先生。十一月中旬，收到先生的覆信，谈及蓝文和他自己数十年研究的一些感受，信件异常珍贵，谨录其中有关文字如下：　　蓝先生的评语多能中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已。港台与大陆内地隔绝，能看到内地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先生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此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先生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最好。此信已反映了先生的治学精神，他的学术研究虽力求客观、科学，但是由于个人的精力和时间的限制，他只能尽力做到最好，尽其在我。但是遇到中肯的批评及不利证据出现时，他不会坚持己说；更不会因为自己的辈份及身份，而掩饰自己的可能不是，这正是一个严肃和理智的学术研究者高度责任感的表现。而他希望蓝先生对交通图考作一番补正工夫，更显出一个大学问家的襟怀。当今内地学术界希望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开始重视学术的评论，可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易生芥蒂，先生显示的襟怀与风度，在这个学术转型时期或可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内地学术界的朋友能从先生的风范中获取宝贵的启示，不要多花费时间和精力于无谓的争辩，学术本为天下公器，学人的研究成绩最终会得到学术界众所公认，个人的荣辱得失实在不必过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