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对话:走出“疑古”还是将“疑古”进行到底(上)

仲山甫

对话:走出“疑古”还是将“疑古”进行到底(上)《古史辨》工作中好的一面是源自“疑古”，但有些需要再思考的东西也是源自“疑古”。 你用你的方法搞，我用我的方法搞 ，搞五年，我们可以试一试。 过分依赖出土文献，以为以后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积累，就能完全改变传统文献的格局，这在现时还很难设想，一般说来也不太可能。 现在解决文献问题、古史问题，必须关注出土文献。　　时间：2006年10月21日晚 　　地点：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主持人（《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光明日报国学版梁枢）：把不同观点的学者聚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首先感谢各位牺牲休息时间参加这次访谈。今天晚上我们希望能够给不同观点的学者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对话就难免有碰撞、有争论，只要是在学理范围之内的，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古史辨》出版八十年了。今天的话题，就从八十年后我们怎样看待古史辨派、怎样给它一个准确的学术定位来谈起。谢老师，您的会议论文开头的第一段话就说到：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是从古史辨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谢维扬（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我实际上是引了裘锡圭先生的话。而这段话其实就是针对《古史辨》产生时，它的价值、它的意义说的。对裘先生说的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承认的。 　　《古史辨》工作的最大特征当然就是“疑古”。所谓“疑古”，钱玄同先生归纳为两点：对前人关于古书辨伪的成绩一定要注意；对先秦的典籍都不能轻信。这就改变了以前所谓“信古”的作法。以我现在的感受来讲，《古史辨》工作中好的一面是源自“疑古”；但有些需要再思考的东西也是源自“疑古”，都包括在这两个字里面。在顾先生的工作中，好的方面姑且不去多论；有一点特别需要反思和注意的，就是他很主张的关于古代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时期系统造伪的过程的看法。这个看法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这本书中，对这个过程描述得很系统。这其中固然不能说都不是事实，但是太系统化了，有些东西就有点像写剧本一样被戏剧性地串联起来，这里面也有一些地方是失实的。顾先生的这个研究是支持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就是这本书最终给人造成的印象。但是如果有“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现象的话，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自然生成的，一是人为的。 　　主持人：我注意到台湾学者古伟瀛先生的说法。他认为顾先生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就是把“层累”看成是有意造伪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 　　谢维扬：顾先生是偏向于讲成一个系统的、人为的造伪运动的。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过于简单地拿这个东西来看待古代文献的变化的话，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许多事情就都讲不通。所以，我现在给学生上文献学课，这个东西我就不敢作为能确定的东西讲进去。这是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的、需要相对于《古史辨》的方法有所改变和有所改进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在是我们古典学研究的最好的时期，为什么好，因为这些年来是出土材料最多的，对历史研究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刚好在这个问题上，大大地领先了在国际上的同行。因为我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建立了战国文字这个学科，80年代就培养了大批研究生，90年代刚好材料出土，英雄大有用武之地。 　　说到疑古，我们都是当老师的，我们教文学史、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史料学，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材料基本上不再讲了，认为都是伪书。比如我们要讲文学史的话，就讲《诗经》、《楚辞》，可就是《楚辞》也有被怀疑的，搞得先秦文献没有多少可讲的了。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运动就造成了我们中国的古书都是伪书这样一个结果，大家就都不去研究了。现在的出土材料证明一些伪书不一定是伪书。所以，我们要反思，为什么会导致这些问题，要去解决。我认为“层累造成”说有两个问题可以值得讨论。第一，“层累造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层累造成”的。因为历史毕竟还是有真实的东西，层累只是一个现象而已，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第二，“层累造成”大部分都是自然现象，不是有意造伪的。我觉得讨论这些问题，大家还是理性地谈，要多用事实来讲。我今天讲的上古史研究的几种办法，我比较认可的是二重证据法。当然我们和考古工作的人不同，我们比较重视文字。但是我们重视文字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排斥非文字的东西，只是它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不做这个工作，你做这个工作，二者结合起来不就很好吗？没有必要把它对立起来。我们对传世文献之间的矛盾怎么看，以顾先生为代表的，基本采取的是否定的态度，是打屁股的办法，用一个史料去否定一个史料，最后四大皆空。但是新证派是把不同的史料的矛盾去化解，去进行互相发明，用新史料去救活旧史料，使旧史料的矛盾得以合理的解决。我们现在做初始材料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我们的路会越来越宽；如果我们用简单的否定的方法，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这不完全是理论问题，也是时间问题。你用你的方法搞，我用我的方法搞，搞五年，我们可以试一试。 　　张富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古史辨学术在总体上并不否认中国数千年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据我个人的理解，顾颉刚先生所强调的还是上古史研究，首先要注重部族史、部族文化、地域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古史辨学术事实上还是承认中国历史曾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的。有不少古史辨学者的著作，包括顾颉刚先生本人的一些著作，事实上也不仅是整理史料，而且也都在致力于重构古史。顾先生强调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些实际上也是我们近现代以来研究古史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到现在还可以用，并不过时。 　　主持人：疑古是不是中国古代治学的一种传统呢？ 　　江林昌（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是的，中国对古书的辨伪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早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就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汉代王充著《论衡》，其中有《语增》、《儒增》、《艺增》、《书虚》诸篇，专论有关史实真伪问题。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有《疑古》、《惑经》等章，强调古书不可坚信。宋代辨伪之风更盛。欧阳修辨《易系辞》、司马光疑《孟子》、王安石考《春秋》、郑樵考《诗序》，而朱熹则对古文《尚书》、《周礼》和先秦诸子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些工作大大推进了辨伪工作。明清以后的辨伪工作，更是名家辈出，成绩斐然。这些都是顾颉刚先生倡导古史辨工作的历史基础。 　　张富祥：大致到古史辨学术兴起之后，古史辨伪、古文献辨伪的声势、水平才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在古典学史上开出一种有着广泛震荡效应的新生面。所以在辨伪的方向、方法上，对古史辨学术还是应当肯定的，对这一派的辨伪成就也应充分加以肯定。譬如说，现在对儒家的几部经典，以及先秦诸子等基本的传世古典文献，大家的总体印象，应该是它们基本上形成或定型于战国时代。它们的资料来源当然可以上推到更早，但主要的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时期，往前延伸到春秋时期，往后下延到汉代，出入都不会很大。就这种普遍性的认识而言，古史辨派的主要贡献就在为考订这些古典文献的著作时代，搭起了一个大体可信的学术框架。特别是在文献考辨的方法上，现在恐怕已很难完全超越“层累”说所指出的方法，也就是胡适称之为“剥皮”的方法。现在不管我们做什么学术，诸如儒家经典、先秦诸子等基本的史料还是不可缺少的；而使用这些典籍中的史料，仍然必须注意到它们的产生时代，因而也有必要借鉴古史辨派的考辨成果。 　　近年出土文献增多，学者的研究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这是非常应该的，所以决不能轻视出土文献，这是谁都会有的认识。但是返回去说，或以为仅靠出土文献，就能改写传统的思想史、文化史，这类话语也不太客观。毕竟就古代文献的整体而言，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还是骨干，古代文献的出土总的来说还是偶然现象。我们不是说出土文献不重要，《孙膑兵法》的出土就是重大发现。近些年接二连三出土的古文献，有些可能不一定出于自然流传的原因，或者价值不高，自然淘汰，而有些价值很高的也偶然失传了。不过过分依赖出土文献，以为以后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积累，就能完全改变传统文献的格局，这在现时还很难设想，一般说来也不太可能。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是绝对正确的，也是应该提倡的，然而当时主要是利用地下出土的文字史料，对考古的实物资料也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地下出土的文字史料现在还有限，甲骨文是最大发现，可说是完全改变了商史研究的局面；将来如果还能大宗发现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并且也像甲骨文这样的规模，那将又会引起一场史料性上的“革命”，不过这样的发现基本上很难再碰上。说到底，古史研究是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各种手段都要用，重视考古学自然绝对应该，而文献史学也还要发展。照张光直先生所说，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有幸再发掘出一个像“殷墟”那样的“夏墟”来，也不能完全解决古史上的问题，况且找到如此“夏墟”的希望实在渺茫。所以传统文献手段该用还得用，不用也不行，而出土文献也是越多越好，并且但愿出土文献能够多多填补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上的缺环。 　　谢维扬：我接着张先生对出土文献问题所说的再说两句。我认为不仅仅要提“出土文献也很重要”，而是要说：现在解决文献问题、古史问题，必须关注出土文献。这样说的原因就是我们实际上对于古书成书和流传等等的情况还是很不清楚的。不要说80年前《古史辨》时不很清楚，就是现在也还有很多不清楚。这只有靠对新出土的古代文献实物的研究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上博简中《容成氏》最前一部分的内容在《庄子》中可以找到，按徐旭生先生的研究，是属于与后来见于汉代《命历序》等纬 　　书的古帝王系统有关的一种古史系统。而第二、三部分所讲的古史内容就是与另外的古帝王系统有关的另一个古史系统。这就提出了一些很难解的问题。因此《容成氏》到底是什么书，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编成的？当时人所谓的古史系统究竟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这就是出土文献为古史研究带来的有深刻意义的课题。只靠传世文献的内容来解释古史，等到有关的出土文献出来，肯定会受到冲击。以传世文献资料来讨论的问题，顾先生一辈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顾先生已经形成了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论述的那一整套认识。但新的 　　东西出来之后，对许多问题你都必须要重新整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新出土文献能解决所有问题，恰恰相反，它们会使更多问题出现，反映出我们现在对古代文献了解的程度离开完成研究所要求的还差得很远，更不用说80年前的情况了。我们要关注出土文献，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目的首先并不仅仅是要写一本总结学术史的书，而是要把古代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特征演变的过程搞清楚，在新资料出现的基础上，对所有东西都有个恰当的解释，这是古史学者应该做的。在对于传说时期历史包括传说人物比如像禹的研究方面，要做的课题很多，甚至比如说对于禹的名字应该怎么叫，都是可以做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当然是要把所谓“古史系统”这样大的、框架性的问题搞清楚。要搞清楚这一点，就首先要对可能记载这些内容的古书乃至所有古代文献形成和传承的真实机理和全部脉络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新出土文献尤其是早期的古书文本实物资料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大量看到这类实物，我们才能真正逼近了解古书和其他古代文献资料形成的真实过程，从而逼近了解所有已知古代资料之间真正的关系，而这时我们用来处理古史史料问题的方法才可能是真正正确的。 　　张富祥：《容成氏》材料我觉得跟传统文献恰好相和，与传说中的商汤伐桀于三宗正好相和，确实是很好的材料。出土文献现在的情况很难要求早于战国，还是涉及到文献考辨，不仅是传世的，出土的也要考辨。（未完待续）

仲山甫

（轉貼）对话:走出“疑古”还是将“疑古”进行到底（下）发布时间： 2006-12-12 04:11　光明日报http://www.gmw.cn/content/2006-12/12/content_521235.htm时间：2006年10月21日晚 　　地点：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主持人（《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本报国学版梁枢）：顾颉刚所倡导的古史辨工作对我们今天还有哪些启发指导意义？ 　　江林昌（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顾颉刚先生当年从事古史辨工作时的本意是要重建中国上古史，他并没有要否定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再就是，顾颉刚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很重视考古材料。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指出，他很佩服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利用甲骨文、青铜铭文研究古史所做出的成绩，并指出：“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顾先生还指出，当时，由于时间精力的原因，他只能在文献考证方面做工作，至于利用考古材料辨别文献的工作，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做。 　　而我们现在利用考古发现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史，利用出土文献重新完善古代学术史的工作，实际上正是胡适之先生和顾颉刚先生所期望做的。现在，我们把考古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工作称为释古工作。释古和疑古并不矛盾，释古是对疑古的发展。我想，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现在的客观条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考古材料。我们在审查史料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些考古材料，使得对文献材料的判断有了更可靠的材料和更多的视角。很多考古材料都是顾颉刚先生那时看不到的，甚至是不敢想象的。利用这些材料来重新审视周秦传世文献的结果是，古史辨派对周秦古籍的考订，有些结论是对的，有些结论是需要修订了。例如，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问题。所以，利用考古发现来研究上古史，审查先秦史料，既是顾先生当时所期望的，也是我们今天的正确选择。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顾先生关于老子的东西为什么会错呢？疑古本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研究的实践就是要拿出怀疑精神来，问题是顾先生疑古是有价值倾向的，而不是客观中立的，是以疑为荣，很多错误，都是这种价值观念造成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问题，他老是跟我们讨论，为什么不能够怀疑呢？怀疑就是拿出证据，问题是他那个怀疑不是客观的，所以我们要总结经验，这个经验对我们以后的研究是非常有好处的。 　　谢维扬（上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我有时也在想对“释古”、“考古”、“信古”、“疑古”这些概念怎么用的问题。这几个概念，从某种角度上说，好像还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因为有人可以说，你“信古”也是一种“释古”，“考古”也是一种“释古”，甚至“疑古”也是一种“释古”。我在想，如果要从研究的态度或方法的取向的异同上来分的话，真正与“疑古派”，也就是与“疑古”相对的，好像说是“寻古”也比较合适。“寻古”，就是致力于去寻找真的古史在哪里，找它出来，是指这么一种态度和方法的取向。这同“疑古”的态度和方法的取向是有些不同的。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和他在这个方法下所作的一系列出色的工作。没有“二重证据法”的工作，那现代的商史就还没有。“疑古”的工作、《古史辨》的工作做得再多，如果商史没有，也是很大的缺憾。所以，如果把“疑古”同王国维先生那种有点“寻古”味道的方法两相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出来：“疑古派”所做的，是在以前大家盲目地相信的东西包括古书里面，他把假的东西减掉。而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好像就是做加法，就是对大家认为已经没用的东西或还不敢相信有用的东西，他通过找到地下证据再把它恢复过来，恢复它的地位。应该说对于研究古史来说，这些都是需要的。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真正做好“释古”。 　　主持人：我听出您和张先生的一种分歧。刚才讲关于出土文献，他说出土文献是偶然的。到您这儿，我就感到出土文献覆盖面相当广泛，不是偶然的。 　　谢维扬：对于已出土的和可能出土的古代文献资料的价值和意义，我的看法是要有足够开放的一种态度来看待和期待。我是感到这些东西的价值是不得了的。《豳公盨》（豳：音，盨：音xǔ）可贵之处在哪？大家都知道，它的体例，它的体裁，以前是没见过的。以前见过的铭文不是这样的。它就像一篇真正的文章一样，而且有的句子在今传的《尚书》中就有。铜器铭文用这个文体以前是没见过的。而有一就可能有二、有三，以后出来会是什么内容，现在当然不知道，但也可能就惊天动地。因这件器的出土，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些过去不容易理清的问题，比如说禹的问题。《豳公盨》是西周中期器。按照裘锡圭先生的说法，在西周中期器上面讲到有禹，说明禹的传说的发生应该已经“相当古老”了。大概至少要到西周以前吧。这就对过去顾先生力主禹起于西周中期的说法有了一个纠正。对此我们要有足够开放的期待。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倒退三十年的话，郭店楚简你会知道吗？你能想象到会有它吗？ 　　主持人：陈老师，您的会议论文中有句话我很感兴趣，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对现代考古学的起步有很大影响。而这几年呢，现代考古实际上又对古史辨的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我跟在座的老师不一样，是搞考古出身的。我在国外留学时，体会到中外研究的显著差别。国外从古物学一直到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表现为理论方法的不断更新；而中国引入考古学时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引入发掘技术的时候没有和理论同时输入。中国的考古学就是用来挖东西的，可以帮我们寻找地下的史料。像李济这批学者留学归来，他的发掘是以史籍为导向的，比如他挖夏县西阴村遗址是因为他猜测这里可能是夏的首都，殷墟发掘的动机则是因为出土了甲骨文。后来我发现，整个考古学的方法，在国外的发展到引入中国以后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对这门学科的期待、或看待这门学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不同。因为欧美等国的历史文献没有中国那么丰富，正因为文献资料的不足，使得这门学科必须加大理论方法来独立对材料进行信息解读。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学的引进被认为有助于我们的文献研究，增强史学的力量。也就是说考古学在引进的时候就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而且它的价值观即被定于能够找到古代文献，或被认为只有用来印证史料的才有价值，而对独立解读物质材料中的信息反倒不是那么重视。于是，有文字的考古发现、或能够印证史籍记载的发现往往被看作是轰动的成果。但是在国外不是这样，发现不为人知东西可能比印证文献更令人激动，发现一无所知的东西可能更有价值。 　　大家都在谈论古史辨的功过。尽管有人批评顾颉刚疑古过头或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但是他至少是将一种科学思辨法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顾颉刚先生首先在中国的传统国学中提出了“层累”说这一思辨方法，确实对传统国学有一个根本性的推动和促进。美国的文化唯物论者马文·哈里斯说，我们不否认地球上所有文明对科学做出过独特的贡献，但是现代的科学方法的精髓就是把自己的前提和结论让别人做带有敌意的审视。就是说科学必须要有一种怀疑精神，不管对事实、材料、还是结论，在你采纳之前首先要怀疑它。怀疑并不是要否定，而是要加以验证，需要肯定你采用的材料和事实是不是可信，而且对自己的观点和结论还要让人家去审视，这样你自己守好这个材料的关，还要让别人帮你把好结论这一关，然后你才能够放心地把你的成果拿出去。 　　中国的考古学还只是在挖东西，认为信息解读和材料利用等工作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因此考古学还需要很大的改进。再有是文献资料怎么用也很重要，比如西方早期考古学也希望把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对应，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是根本没法解决的问题，与其拘泥于无法解决的文献记载的问题，还不如注重于手头材料能够解决的问题，比如观察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社会生存方式、贸易、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方面的现象，这些东西所提供的信息和文献是不一样的。历史学家也应该和必须利用一些非文字的考古学信息，来建立另一种上古史，如果在某一历史阶段出现了文字的话，就可以使古史重建的某些部分更详细，这个信息提炼工作必须由考古学家来完成，这就对考古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采用新的理论方法，发扬古史辨精神，了解21世纪国际上的学科发展趋势，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 　　主持人：刚才张先生说出土文献有一些局限，您说二重证据法也是有局限的，就这个局限或者说是偶然性来说，它影响不影响我们这些年对出土文献的鉴定工作的结论呢？比如说《豳公盨》。刚才谢先生及江先生认为它是牢靠的，结合您的观点来问您一个问题，现在也就是当下来看它有什么疑点？ 　　陈淳：现在国外很讲context，即材料出土的背景，审视材料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到这里来的背景是怎样的，从考古学上就是说出土时是哪一种状态，这一状态与文献中会掺入许多可疑的东西一样，是因为在历史过程中会被后期的东西所改造，它会受到扰动，这就需要排除掉其中的噪音，去倾听它真实的声音。 　　如果出土背景是可靠的话，这一文物本身也是可靠的。但是文字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则需要另外的思辨和考证了。 　　江林昌：刚才陈淳先生和张富祥先生谈到要充分重视文献，我很赞同。其实大家都很重视文献，尤其是李学勤先生提出的释古工作更是十分重视文献的，李学勤先生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重写学术史》《古文献丛论》等著作，都是利用考古材料，特别是简牍帛书资料对传世周秦文献做进一步的考证。只是顾颉刚先生当时的考辨工作主要是以文献证文献，而现在考古发掘提供给我们的新条件是，可以用地下文献印证地上流传的文献。无论是当时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工作，还是现在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的释古工作，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为了考证、判断古文献的可信度。刚才，陈淳先生提出研究上古史，有些问题因材料比较充分，证据比较明显，因而结论可以比较肯定，而有些问题则不太肯定，这就需要存疑，我想这是很对的。比如 　　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这样，商代后期与西周的年代学资料比较充分，所以年代推论比较具体，而夏代与商代前期，因为材料相对薄弱一些，所以只能提供年代框架。 　　主持人：对于走出疑古时代这一提法，以目前情况来看，您觉得有足够的出土文献来支撑这一观点吗？ 　　江林昌：胡适之先生和顾颉刚先生都提出过重建古史的工作必须以考古的材料为依据。可惜的是，当时的考古材料还不是很丰富。但是，学术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大量的考古材料出来了，于是可以用考古的材料对周秦传世文献进行对证，做二重证据的工作，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上古史。李学勤先生倡导的“走出疑古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背景。实际上，“走出疑古时代”只不过是一个提法而已，它表 　　明学术已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要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是要与时俱进，要继续往前走，做新的时代所赋予我们新的工作。 　　李学勤先生还认为，目前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时代，但还不是黄金时代。因为大量的考古材料发掘以后，一部分还来不及出版发表，即使发表的部分也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何况还有更多的考古材料有待发掘。因而，释古工作方兴未艾，以后必将愈加繁荣。我再次强调，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并不是要否定疑古，而是材料出来了，我们可以进一步做一些工作，现在条件具备了，进一步去做顾先生当时因条件限制所留下的某些学术缺憾，使古史研究进一步往前发展。

大意觉迷

其实“疑古”这个词不准确，准确地说是“对传世文献中所传达的信息表示谨慎地怀疑”。学过计算机的都知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肯定会造成扭曲和损失，信息的还原需要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但也不能保证100%的还原。历史研究也是如此，分析文献实际上就是一个还原古代信息的过程，需要使用一定的技巧和经验。但再高明地恢复古代信息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复原古代信息。有的信息丢失了是找不回来的。

phoenix

该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该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什么“疑古”、“信古”的，纠缠于这些名词之间有什么意义呢？

phoenix

记得好像是王国维说过的话吧，说有些人“无所不疑，独不疑其所疑之根据”（大意如此）。只要有根据，该信的就信，该疑的就疑。看一个学者也罢，看一个观点也罢，看其具体所论是否有据，斯可矣，何必在乎其旗帜上写的是“疑古”还是“走出疑古”呢？还是胡适说得好“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

国学研究

再高明地恢复古代信息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复原古代信息。有的信息丢失了是找不回来的。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幸会，幸会！

不论是『疑古』还是『信古』，在用字遣辞上都会让人产生争论，故此不论是走出“疑古”还是将“疑古”进行到底，都会有所争议．

个人认为『信古』之人只是『宜古』或『适古』，以各种述论与古人的述论作『媒合』，不单单可以迎合古人之述论，还可藉拉抬某些古人，还可以为自己的论述作保证，藉此拉抬自我的价值，这种手法在台湾屡见不鲜．这是一种拉抬自我身价的快速捷径，就看台湾各式论述书籍多到书店都卖不出去就知道，不要论台湾有两千多万的人口数，就拿有号称有六百万人口数的香港与澳门，就已经是多到书店都还要打折才卖得出去．

然而除了那些对古人『逢迎拍马(拍马屁)』的人以外，另外有一些人做着『证古』以『正古』，意欲在于还原『真古』，可是这一类人往往很难受到大众的支持，甚至会强力受到『有心人士』的批评与攻击，如果『证古』之人所发现的述论太过于强势，导致那些『有心人士』无能力质疑与反驳时，往往会揪众故意评论个人私德，假借评论私德，故意衍生诸多非事实的诽谤，如果有人附和，便再更加强力的批评与诽谤，就是要『证古』之人永远抬不起头来，这样『证古』之人便不会阻挡那些『逢迎拍马(拍马屁)』的人们拉抬自我身价．

所以说，这是一个战场，倘若只是以『疑古』或是『信古』来分辨，反而会使真正走『证古』路线之人，永远孤掌难鸣，因此大家有必要把『疑古』与『信古』改成『正古』与『适古』．

国学研究

无论是“疑古”或是“信古”即“正古”或“适古”，都很缺乏一种哲学精神：动态的看待和发现一切历史现象。不知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