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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四大支点
一、夏桀十年,五星错行
“夏桀十年,五星错行”出自《今本竹书》,《帝王世纪》中也有“夏桀时五星错行”的记载,但未系纪年。不过,依据榫卯原理的互证性,我们可以推断出《今本竹书》中有关此条天象所属纪年是否可信。具体方法是:我们先假定“五星错行”的天象发生在“夏桀十年”,然后考察其与另一个年代学支点,比如说下一节将要介绍的“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在年代跨度上是否可以互证。若可,则说明两者均较为可信;若否,则说明两者中至少有一条记载可能存在问题。经过研究,两者可以互证(参见附录),因此我们认为《今本竹书》中的此条记载应是比较可信的。 那么,“五星错行”应是一种怎样的天象?学者葛真在《夏朝五星聚的年代研究》一文中认为,“错行”当为行星在视运动中互相交错而行,并且,这个年代有BC1615.6.25~7.15和BC1580.10.29~11.8两种可能 [①]。我们认同此观点,同时结合可能的年代范围及榫卯原理的筛选,认为应首选公元前1580年这一结果(参见附录)。下面我们将使用SkyMap软件来重现公元前1580年11月间的星空,并以多图来说明当时发生的“五星错行”的天象。 在公元前1580年11月,五星晨见于东方。我们选取洛阳(偃师二里头附近)的经纬度为观象点,每日均以东八区早6时15分为观象时间。以下即为当时的星空实况: 由图2-1可见,在公元前1580年11月1日日出前,五星由地平线往上,沿黄道排列依次为:水星(Mercury),土星(Saturn),火星(Mars),金星(Venus),木星(Jupiter)。其中,木星位置最高,相距其它四星也最远,因此在后面放大的图幅中我们将其省略。 图2-2即为公元前1580年11月1日的星空局部放大图。 图2-3为公元前1580年11月3日的星空局部放大图。当时水星逆行,而土星顺行,于是二者逐渐接近。 图2-4为公元前1580年11月4日的星空局部放大图。当时水星和土星已极为接近,发生交错。随后水星继续逆行并逐渐远离土星。 图2-5为公元前1580年11月9日的星空局部放大图。此时水星已远离土星,到达此次逆行的最远点。随后开始转为顺行。 图2-6为公元前1580年11月13日的星空局部放大图。因水星公转速度很快,所以此时在顺行中已追上了土星,再次错行。 图2-7为公元前1580年11月18日的星空局部放大图。此时水星早已超过并远离了土星。 从这一系列的星空图可以看出,公元前1580年确实发生了水星和土星间错行的天象,并且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时间在11月的上半月。第一次发生在11月4日前后,当时水星逆行而土星顺行;第二次发生在11月13日前后,此时二者皆为顺行。 当然,仅凭此次天象并不能完全断定公元前1580年即为夏桀十年。不过,此后数十年,却有一个重要的历日被传世文献记录了下来,它与此次天象之间相隔的年数正好与文献记载所提供的年代跨度相容。因此这应该不是巧合,而只可能是当时天象的实录,因为这种巧合的概率极低。更何况,由两者所推算出来的商代始年又正好与《今本竹书》的记载一致(参见附录)。这个30余年后的重要历日,就是我们下一节要介绍的“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
(此处省略图片7张:图2-1——图2-7。请详见一楼附件)
二、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
“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出自《世经》引《尚书·伊训》。《世经》并云:“成汤方即世崩没之时,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商十二月乙丑朔冬至,故《书序》曰:‘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训》。’” 此处所云,盖自商汤十七年灭夏,代为天子,至二十九年汤崩,共在天子位13年,随后由嫡长孙太甲继位。其传位次序已为甲骨周祭祀谱所证实(参见附录)。 由《世经》可知,太甲元年十二月的朔日不但干支为乙丑,而且还与冬至是同日(至朔同日)。当然,考虑到商代天文历法的实际水平,应允许一定的误差,但此朔日与冬至日相隔不远当大致不误。 依此思路,使用“寿星天文历”软件逐年查找此历日并不困难。经过查历,在可能的年代范围内,确有这样一个日期,它既是乙丑日,又是十二月朔日,还与公元前1580年的“五星错行”形成能与文献记载相容的天文之卯,同时,与冬至日相隔也只有3天。这个日期就是公元前1546年1月6日(图2-8)。
(此处省略图片1张:图2-8。请详见一楼附件)
从图2-8可以看到,定冬至为1月3日(壬戌日),在朔前3日,因此1月6日应为寅正十二月朔日。 若以公元前1580年为夏桀十年,按《今本竹书》的记载,夏桀三十一年,汤伐夏,则伐夏之年为公元前1559年,此年当商汤十七年,推算至商汤二十九年汤崩,为公元前1547年。而公元前1546年1月6日似乎就在商汤二十九年年末,那又为何此日期记为“太甲元年十二月”呢,或者说,此日期真能与文献记载相容耶? 其实,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就有过讨论,清人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中对此作了总结,相关解释共有3种: (1)第一种是《尚书孔传》的说法,认为太甲为即位当年改元,该十二月为丑正十二月,在当年(也就是商汤二十九年)的年末。此说是因为按《世经》所载,该月含有冬至,当为夏历十一月,以商历则为十二月; (2)第二种是《尚书蔡传》的说法,认为太甲于汤崩之次年改元,而该十二月为寅正十二月。蔡说认为商代改岁首而不改月序,即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但仍称十二月,而不称正月,故该月乃是紧接商汤二十九年之后的太甲元年首月; (3)第三种为阎若璩自己的解释,认为太甲亦是逾年改元,但该十二月为丑正十二月,在太甲元年年末,而非年初。依据同样是按《世经》的记载,该月含有冬至,因此当为夏历十一月,也就是丑正十二月。
那么,比较上述三种说法,单就公元前1546年1月6日这个日期来说,显然首先可以排除第三种说法,因为与天文之卯不能相容。此日期显然为寅正十二月朔日,与第二种说法最合,而且,历史上也有过类似情况,比如秦代及汉初就曾以夏历十月为岁首,但仍称十月而不称正月或端月。因此笔者在《虞夏商的天文学断代研究》一文中暂取此说(参见附录),但并不完全排斥第一种说法。 之所以不能完全排斥第一种说法,是因为以商代初年的天文历法水平,对于冬至的测定难以与当今一样精准。比如倪德卫先生就认为,商周之际通行的冬至要比实际日期晚两天[②]。这还是商周之际的情况。在商初,这种误差可能更大一些,因此假设当时出现比实际日期晚3天的情况,那么壬戌日的定冬至,商代人会认为是在乙丑日,就正好与《世经》记载的至朔同日相符。如此,虽然今人知道公元前1546年1月6日无疑是在寅正十二月,但商代人可能会误认为此日在丑正十二月。另者,历代商王即位当年改元或许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里,也有这样两条佐证: (1)隋代学者顾彪曾云:“殷家犹质,逾月即改元年,以明世异,不待正月以为首也。”太甲即位或许就属于这种情况; (2)日本史学家平势隆郎在《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一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逾年称元法是在公元前338年才开始,而此前一般使用的是立年称元法,也就是即位当年改元。
因此,我们推测,不但太甲,或许商汤,外丙,文丁等都可能是当年改元。这里,我们暂时不表,只是说,第一种说法不能完全排除。 当然,无论是依据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说法,都能同样推得商汤二十九年为公元前1547年。因此,商汤伐夏之年应为公元前1559年(商汤十七年)。依《今本竹书》的体例,以灭夏之次年为商代始年,则商代应始于公元前1558年(癸亥年),正与《今本竹书》的记载一致。以上为商代始年的天象推定依据,至于虞、夏始年的推定,请详见以下两节的内容。
三、仲冬甲子,月次于毕
“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出自《帝王世纪》。原文是:“尧崩,三年丧毕。(虞舜)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 此条天象记录虽无纪年,但点明了时间点,是在尧帝“三年丧毕”之后,虞舜“始即真”之时,日期明载为“仲冬甲子”(仲冬月的甲子日),当时的天象为“月次于毕”(月亮到达或密切接近毕宿)。我们大胆推测,应为4000多年前,舜帝正式即天子位当晚宴享诸侯群臣时,有人记下了当时的日期和天象。 那么,此条记录仅见于《帝王世纪》,是否可靠?其实与“夏桀十年,五星错行”一样,也可以通过榫卯原理加以验证。我们能够提供与之互验的另一条天象记录,即是下一节要介绍的“仲康五年,季秋日食”。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此条记载中“仲冬甲子,月次于毕”所发生的年代。学者赵永恒先生在《唐虞夏商天象考》一文中提供了符合以上条件的三个日期,分别是[③]: (1)公元前2093年12月22日; (2)公元前2077年2月2日; (3)公元前2061年1月9日。 其中,第(2)个日期其实是在夏历十二月,严格地说应该属于“季冬”而不是“仲冬”,这应该是考虑到上古时期天文历法的实际水平,放开月建(前后一个月)后的结果。并且,此日期与四个“仲康日食”的参考日期(参见下节)中的任何一个,期间相隔的年数,与我们所推算的74~94年的文献之榫(参见附录)相差比较大,因此笔者在《虞夏商的天文学断代研究》一文中未将其列入。 此外,比较可惜的是,赵先生只推算了公元前2100~前2050年范围内的日期,而在公元前2050~前2000年这个范围内,还有一个日期符合“仲冬甲子,月次于毕”,这个日期就是公元前2036年12月23日。后来的研究表明,正是这个日期,与四个“仲康日食”的参考日期中的最后一个,也就是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构成了一组最优解(参见附录)。 图2-9即为使用SkyMap软件制作的公元前2036年12月23日当晚的星空局部放大图。坐标选取山西临汾市(尧都平阳附近)的经纬度,时间选取东八区晚21时。
(此处省略图片1张:图2-9。请详见一楼附件)
若以公元前2036年12月23日为舜帝践天子之位日期,则可推得尧帝应崩于三年前的公元前2039年(关于尧帝在位的可能年代,本文第五章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舜帝登位元年当为公元前2035年。依《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舜帝登位39年而崩,则舜帝三十九年应为公元前1997年,舜帝当崩于此年。其后三年丧毕,夏禹元年当为公元前1993年(戊申年),是为夏代始年,此年较之《今本竹书》所载的夏代始年(壬子年),仅早了4年。那么,这个年代是否可靠,我们将结合另一个著名的年代学支点,也就是下一节要介绍的“仲康五年,季秋日食”来共同研究。
四、仲康五年,季秋日食
“仲康日食”是一个著名的年代学支点,《今本竹书》、《史记》、《尚书》等多部史籍均对其有相关记述。其中,《今本竹书》明载其发生在“仲康五年”,《尚书·胤征》则记其发生在“季秋”。因此,我们以“仲康五年,季秋日食”来合称此次日食。 那么,关于此次日食可能发生的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给出了四个参考日期,这些日期分别是[④]: (1)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 (2)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 (3)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 (4)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
最后,通过兼顾上一节所介绍的“仲冬甲子,月次于毕”的可能年代一同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发生在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日食应为“仲康日食”,也就是说,若以公元前1961年为仲康五年,同样可推得夏代始年(夏禹元年)为公元前1993年(参见附录)。
以上,本章借助天文学方法及榫卯原理推定了虞、夏、商的始年,分别为公元前2035年、公元前1993年、公元前1558年。那么,此结论是否可靠,我们将在随后的第三、四章里,结合更多的文献资料加以分析和讨论。
[①] 葛真. 夏朝五星聚的年代研究——夏商周断代探索之五[J].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1):11. [②] 倪德卫. “今本”《竹书纪年》与中国上古年代研究——《〈竹书纪年〉解谜》概观[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90.
[③] 赵永恒. 唐虞夏商天象考[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3. [④]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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