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陽兔子山七號井西漢簡牘》初讀

yaoleilishi

懷疑 ②108+109 可以綴合，如下：



懷疑 ②69+③154+②98+111 可以綴合，如下：

②69+③154+②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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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明宏先生曾綴合 ②12+①19，可從，疑可補綴①4，②12+①19+①4，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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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③92號簡時整理者出現紕漏，在下圖圈處（A）忘記放置紅外圖版，如下：

通過紅外及彩色圖版對比十分明顯，紅外圖版缺乏了A圖版。A圖版似乎是與上面的圖版斷裂開了，不知是一簡斷裂爲二，還是整理者綴合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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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③124+②25可以綴合，如下圖：

白羽城

⑥39+⑥28+⑦807+⑦813四简可以缀合，简面横向划线可以密接，文字皆横向书写。⑦807与⑦813，整理者认为可以遥缀，经我们缀合，两简不能遥缀，而应该左右缀合并接在⑥39+⑥28的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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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所綴③155+③49有疑，一是兩簡書風差異明顯，③155字偏小、間距較小，而③49字偏大，字間距也偏大；二是碴口處文字復原存在問題，③155末尾字可能是“乙”，而③49簡首則是“辛”；三是簡牘形製不合，兩簡寬度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且③155紋路細密，而③49紋路較爲粗疏，紋路不能貫通；四是文意存在不對應，“某月某朔”一般是出現在簡首而非綴合後的簡未。綜合四點，懷疑整理者所綴③155+③49有誤。對比如下圖：

白羽城

⑤贰186正与整理者缀合的⑤贰178+⑤贰185可以缀合，茬口竖向纹路疏密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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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3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〼三年六八月[庚] 〼
按：整理者所釋“六”字衍，當刪除。依據整理者交代，兔子山7號井簡牘時間在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至漢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之間。 查核相關學界研究結果，高後三年八月是庚辰朔，吻合②3號簡。


③198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更路〼
按：“更”上一字當“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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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頁，在處理③239號簡彩色圖版時，整理者出現失誤，把③238圖版又排了一次，導致誤置作③239，由此③238、③239彩色圖版完全相同。我們對比233頁的紅外圖版則沒有這種錯誤，如下：

通過對比圖可以明顯發現這種誤排錯誤，導致目前缺乏準確的③239彩色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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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5號簡整理者釋文作：

三年九月己卯朔辛巳益陽丞啟敢

言之府書曰令史敢  ④5

按：依據整理者研究，“西漢初年吳姓長沙國採用漢朝廷紀年”，[1]“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是簡牘中出現的最早的年份……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是紀年簡中最晚的年份。”[2]查核相關學界研究結果，[3]符合九月己卯朔的只有惠帝五年（前190年），但這與簡文“三年九月己卯朔”不合。

我們換種思路考察，在走馬樓西漢簡以及烏程漢簡中均有諸侯王紀年存在，[4]長沙國自然也存在使用長沙王紀年的可能。依據學者考證，此時長沙王是第三代王吳回，他是惠帝二年（前193年）立，[5]惠帝五年恰好是長沙王吳回紀年的“三年”。據此，我們認爲④5號簡中的“三年九月己卯朔”是長沙王吳回的紀年。吳姓長沙國與其他諸侯國一樣也是採用了兩套紀年，一是中央皇帝紀年，二是地方諸侯王紀年，紀年方面是“帝王並行”的一種局面。對兔子山7號井簡牘紀年簡也要作全面的考察，不能局限於皇帝紀年，要全面考慮諸侯王紀年的可能性，整理者“西漢初年吳姓長沙國採用漢朝廷紀年”的説法，當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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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益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著：《益陽兔子山七號井西漢簡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前言，第2頁。

[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益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著：《益陽兔子山七號井西漢簡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七號井發掘報告》，第408頁。

[3]饒尚寬編著：《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公元前722年-公元22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2頁；張培瑜：《根據新出曆日簡牘試論秦和漢初的曆法》，《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第74頁；李忠林：《秦至漢初曆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23頁。

[4] 马代忠：《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出土文献研究》2013年第12辑，第214頁；李洪財：《從走馬樓西漢簡歧異干支談漢初曆法混用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22年第4期，第125頁；姚磊：《讀〈烏程漢簡〉札記（二）》，簡帛網2022年10月28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8825.html。

[5] 伍新福主編：《湖南通史》古代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0頁；何旭紅：《漢代長沙國考古發現與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