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簡《詩經》初讀

不求甚解

    安大《詩經》簡裡面的“遺”字，有幾處都跟《毛詩》“送”對應，對於準確理解詩的原義有作用。下面簡單說一下。
《渭陽》簡54~55：〔我〕遺舅氏，遹至于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我遺舅氏，悠悠我思。
《桑中》簡90~92：期我桑中，邀我上宫，遺我淇之上兮。（這幾句在此詩中反復吟唱了三遍）
    從兩首詩裡面的“遺”的注釋可以看出，整理者的意見是不一致的。
    對於《渭陽》的“遺”，整理者在解釋“〔我〕遺咎氏”時說：
      《毛詩》作“我送舅氏”。簡文“遺”字前接上一支簡當有“我”字，竹簡已殘失，今據補。“遺”表“送行”之意。（第112頁注二）
     對於《桑中》的“遺”，整理者在解釋“遺我淇之上兮”時說：
      《毛詩》作“送我乎淇之上矣”。“遺”爲贈予、贈送之意，《廣雅•釋詁》：“遺，送也。”據簡本則《毛詩》“送”也應作贈予、贈送解。（第131頁注七）
    本人認為，整理者對於《桑中》詩中的“遺”和“送”的理解是正確的。“期”、“邀”、“遺”表示男女關係步步深入。如果將最後的“遺”理解為“送行”，則趣味全無。同樣，《渭陽》詩裡面的“遺”也應當理解為“贈送”，前用“遺”，後用“贈”，語義相承。《毛詩》作“送”，很早就被誤解為“送行”，大概受到詩中“至渭陽”的誤導。其實，“送”表示贈送，段玉裁在《說文·貝部》“贈”下已說：“今人以物贈人曰送，送亦古語也。”（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考究：如果把《渭陽》的“送”理解為“送行”，試問當時舅氏在哪裡？按照後代送行的慣例，說“我送某人”，大概只能理解為我跟舅氏一起到了渭陽。但是，詩義很可能是舅氏本來就在渭陽，我到那裡去“送”他。因為此詩後面說“何以贈之，路車乘黄”，送車顯然是為了給舅氏出行而用的，可見我到了渭陽之後才送車給舅氏，以方便舅氏出行。）
    由此可見，簡本和毛詩一用“遺”，一用“送”，最初是同義詞替換，《詩》的原意當如此。但到了後來，像《渭陽》詩，就被“重新解釋”了。對於這種“重新解釋”，因為也可以講得通，大概不能說是錯誤，只能說《詩經》文本在流傳過程中發生了變異，產生了一種新的版本，詩義也有變化。這是古代文本流傳中經常發生的事情。
    其實，“遺”在上古有無“送行”義，恐怕本來就需要討論。《漢語大詞典》“遺”wèi下第四個義項是：
    送行。《商君書·畫策》：“強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朱師轍解詁：“《廣雅》：遺，送也。”
    一般說《商君書》者皆從朱師轍說。其實，這裡面的“遺”也未嘗不可以解釋為“送給”的“送”，意即父親等人把子女送給國家。

汗天山

再胡猜一個：

    簡39對應今本毛詩“穠”之字，原注釋以爲從“年”聲，與《説文》“膿”字從“囟”的寫法聯繫起來，不失爲一種字形解釋的思路。——但“囟”聲字作爲真部字，與冬部的“農”似乎稍嫌遠隔。

    今按：我們懷疑簡文此字就是哀成叔鼎銘文所見的“𣲲/皿”字之省形，可隸定爲“盉”（與作爲器皿名的“盤盉”之“盉”是同形字，非是一字），釋讀爲“染”。
    ——哀成叔鼎銘文所見的“𣲲/皿”字，劉剛兄釋爲“染”，黃德寬老師釋爲“湛/沈”。我們認爲釋爲“染”更合適些。因爲這樣可以更爲直接地解釋後來的“染”字形的來源問題；而直接釋爲“湛/沈”，“沈禾”之類的解釋似乎顯得迂曲些？當然，“染”可以讀爲“湛/沈”是沒有問題的（劉剛之文已言及）。
    與此可以類比者，如上博簡《周易》中對應今本“盈”之字，簡文即寫作“氵夃”，而後來多寫成“盈”字形，但二者本爲一字是毫無問題的。“𣲲”字形，寫成“盉”字形，正好與此類似。
    如此，“染”古音在日紐（古歸泥紐）談部，讀爲泥紐冬部（古與侵部近）的“穠”，讀音上庶幾更近些？
    ——輾轉通假例證：染-冄-南-壬-戎-農。（諸字古音大致不出舌音侵/談/冬部的範圍？）

    附帶一提：哀成叔鼎銘文“亦弗其[𣲲/皿]蒦”的“[𣲲/皿]蒦”，劉剛兄讀爲“染汚”，黃德寬老師讀爲“沈汚”。其實，“[𣲲/皿]蒦”釋爲“染汚”讀爲“玷汚”文意上似更順些。《詩經•大雅•抑》有“白圭之玷”之語，《論語》中有引。“占”字古音在舌音談部，“玷汚”與“染汚”“沈汚”當是同源詞。
   

汗天山

上博簡《孔子詩論》中的詩篇名《賓贈》，學者多認爲就是對應《渭陽》篇。

    按：今據安大簡《詩經》可知，爲何《孔子詩論》中孔子不如同毛詩那般稱呼此詩爲“渭陽”呢？原來這首詩中根本就沒有出現“渭陽”字眼，所以不能稱此詩爲“渭陽”篇。        
    由此可以推測得知：孔子論詩時所看到的《詩經》文本，與安大簡《詩經》的文本應該是一致的。即，詩句都是作“矞（遹）至于昜（陽）”，沒出現具體的地名，不好以此句詩來取篇名；因詩篇中出現了“曾（贈）”字，故撮述大意稱爲“賓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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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鳥》簡54“子車盍思”，毛詩作“子車奄息”，整理者注：“‘思’，參前《關雎》注。”
案，《關雎》“思”出現在“寤寐思服”句，但整理者注未及此字。簡本共出現19個“思”，位於《黃鳥》之前且整理者注釋有正面解釋的只有兩處：
一是《漢廣》簡15的“不可休思”，因毛詩作“不可休息”，整理者注引孔穎達“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云云，指出“思”是語辭。
二是《殷其雷》簡33“莫或皇思”，毛詩作“莫敢遑息”，整理者注：“‘思’，語辭。或讀‘息’，毛傳：‘息，止也。’”
所以《黃鳥》注中的“參前《關雎》注”的“關雎”可能是“漢廣”或“殷其雷”之誤。無論哪個，整理者應該是把《黃鳥》的“思”也視作語辭的（其釋文作“盍（奄）思”，亦未取毛詩之“息”）。問題是，今本《黃鳥》的“奄息”是人名，且所在句子與“棘”“特”押職部韻，作“息”更加合理。故簡本“思”應用作“息”。前引《殷其雷》“莫或皇思”，末字與“側”相押，且對應“處”，顯然也應如或說所言表示“息”（是通假還是訛字尚可討論，應該形音兩方面都有），可以互證。
重新過一遍簡本的19個“思”，用作語辭“思”的有6個（均見《漢廣》），用作動詞“思”的有10個（《關雎》1、《渭陽》1、《園有桃》2、《桑中》3、《蟋蟀》3），用作“息”的有3個，即前面講的《殷其雷》“莫或皇（遑）思”和《黃鳥》“子車盍（奄）思”“隹（惟）此盍（奄）思”。

汗天山

再胡猜一個：

    安大簡《詩經》出現的諸國風名，最有趣的自然非“侯風”莫屬。
    整理本取黃德寬老師的“侯風”對應“王風”説，而夏大兆先生主張簡本的“侯”指的是晉（即唐）風。

    按：綜合諸國風所轄詩篇來看，夏説似更優。然而，爲何毛詩中的“唐風”（晉風）在簡本中寫作“侯”呢？我們猜測，可能是由於抄寫者誤認字形導致的。
   
    上博簡（六）《君子爲禮》：“聖（聲）之[亻晉]俆，稱其眾寡。”其中的“[亻晉]俆”，多以爲當讀爲“疾徐（舒）”。即“[亻晉]”可以與“疾”通假。晉，古音精紐真部；疾，古音從紐質部；二字音近可通。而戰國文字的“疾”字形與“侯”字形（分別見《戰國文字字形表》1072-1073頁、708-709頁）極其類似，都是半包圍結構，右下部都是从“矢”作。
    因此，簡本《詩經》所謂的“侯”字很有可能原本當是寫成“疾”字形（或是从“矢”作的可以與“晉”通假的某種字形；顏世鉉先生近來對从“矢”作的諸“疾”字有專文討論，應該已經發表，可以參看），在簡文中原本是讀作“晉”的一個字，而抄寫者誤認成是“侯”字，從而產生了簡本所見的誤字“侯”。——也即，所謂的“侯”字其實當是“晉”字之訛。

刘伟浠

"襛”字试解

汗天山

接上帖：
    也即，簡本所謂的“矦”字形，原本有可能當是一個以“矢”爲聲符之字，用爲“晉”，而抄寫者誤認成以“矢”爲義符的“矦”字；同時，晉（唐）風與魏風所轄詩篇也產生了錯亂；最終形成了簡本如今的面貌。
   
    ——古書謂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而《論語》中只有“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的説法。從較爲可信的記載來看，前人或以爲孔子只是對《詩》的音樂進行了校正整理，而並沒有刪定《詩》。
    但可以想見，如果孔子發現魯國所傳之《詩》的文本產生了錯亂，應該也會對其加以校訂的。因爲《孔子世家》説“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子是將《詩》作爲教材使用的。孔門後學手中應該會有三百篇《詩》的定本。因此，古書所謂孔子“删詩書，定禮樂”，很可能是互文的説法。即，從目前材料來看，並不能排除孔子曾經校訂《詩》的可能性。

汗天山

再胡扯一句：
    《綢繆》篇的“邢侯”，對應今本毛詩的“邂逅”，劉剛兄有專文討論，認爲當以作“邢侯”爲是。我猜測情況可能正好相反，也許簡文仍當以將“邢侯”讀作“邂逅”爲是。
    ——《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句，前已言“有美一人”，“邂逅相遇”如果也讀爲“邢侯相遇”，“邢侯”指具體的某個人或某類人，則主角在同一詩篇中出現了不止一位，似嫌重複？
    《説文·艸部》有“薢”“茩”二字，“薢茩”是指菱角，段注已指出“薢茩”是一個雙聲聯綿詞。以“薢茩”例之，“邂逅”這個詞在古書中當是存在的。“邂逅”如果作爲動詞，指不期而遇，在《綢繆》篇中活用爲名詞，指不期而遇之人，似乎也能講通？這樣理解，“邂逅”與上二章中的“良人”“粲者”似乎也並無不協之處？而讀爲“邢侯”，所指似嫌太過具體？——當然也不是絕對不可能，《詩經》中某一章與前面幾章文例不同，也是可以找到的。
    三百篇中，尤其是風詩，多有譏刺之言，而譏刺之對象多是當時的高級貴族甚至國君。他們掌握着平民的生殺大權，故風詩中一般不會明目張膽地出現具體的譏刺對象的。——當然，頌揚之詩中多有誇贊之言者不在此列。

汗天山

    安大簡本《詩經》章序多有與毛詩不同者。——當然，很多詩篇的章與章之間是並列關係，次序顛倒對詩旨並無任何影響的。
    毛詩的來源，如果確如古書所記載的那樣，是子夏傳本，那麽或許是經過孔子校訂過的文本；而安大簡本《詩經》當是流傳於楚地的抄本，或許非孔門所傳之本。——話當然也不能說得太絕對，《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南游至江”，楚地也未必不會有孔門所傳典籍。
    但從安大簡《詩經》文本來看，當時《詩經》已有定本是可以肯定的。

汗天山

    安大簡《詩經·鄘風》爲何不包含《載馳》篇？
   
    猜測一下，大概應當是：
    《載馳》篇據《左傳》記載，是許穆夫人所作之詩，非王官採風所得。而據《左傳》季札觀樂以及《論語》中所謂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云云，可知孔子時的三百篇當已經形成定本了。
    因此，似可推測：《載馳》篇當是孔門傳詩者後附加入三百篇的詩篇，而非三百篇原本就有的，故安大簡作爲未經孔門校訂整理的文本，《鄘風》中不見《載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