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吐鲁番：历史之门正徐徐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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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历史之门正徐徐开启2007-03-08 04:56　光明日报    随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校录工作的完成，吐鲁番又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个单位合作组成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已初步完成全部新获文书的整理、录文和校对，并 编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约150页的初稿。 　　这批出土文献约有三四百件，主要包括自1997年以来，特别是2004－2005年度，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对该地的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文书，同时还有一批向社会征集来的新出土文书。参加整理工作的专家们欣喜地发现，这批文献蕴涵着巨大的学术价值。 　　历史和历史研究总是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这一点在吐鲁番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整理小组组长之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局长李肖感慨地说，在古代，吐鲁番只是蛮荒之地，流放囚徒之所，远离华夏文明，可以说是汉文化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而今天，由于其丰富的历史资源，已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中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在吐鲁番发现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上也发现了文化丰富的吐鲁番。 　　根据目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整理情况，这批文书主要集中在阚氏高昌王国时期和唐西州时期。此外，高昌郡、麹氏高昌王国时期亦有所涉及。李肖局长认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的资料为传世文献的记载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有的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有的则为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这次发掘只有一座墓葬出土了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即1997年清理的洋海1号墓，但这些文书却异常丰富。该墓的主人是一个名叫张祖的官人，生前的官职可能是“威神（?）城主”，这在当时应是一个重要的职位。由于他是官人身份，又由于他是一个通经义、会占卜的文人，所以在他的墓中出土了一批富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和典籍，为我们研究高昌王国时期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在他的墓中出土的官文书主要包括衣物疏、契券和帐历等，这些文书为我们呈现了阚氏高昌时期的社会制度和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其中出土的一件大约为永康九年、十年所写高昌送使的记录，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高昌送往迎来的信息，以及高昌派各城镇计人出马的记录，反映了阚氏高昌的对外交往，为这一时期的东西交流提供了珍贵的数据。而这件文书中保存的一批地名，也可以帮助我们探讨高昌王国早期的城镇设置问题。 　　在张祖的墓中发现了一件典籍写本残叶，一面写某家的《论语》注，另一面写《孝经义》，都是现已失传的古书。经过整理小组的学者推断，这个写本是以书籍的形制作为陪葬物的，应是张祖生前所读之书。《论语》古注和《孝经义》本身是十分珍贵的佚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典籍及其传播的历史。另外，这个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关于易杂占的文书，大约有三张纸的篇幅，或许可以填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和敦煌文献记载之间的某些空白。这件占卜书的背面，还有关于历日和择吉的文字，年代较早，因此也是十分珍贵的历法史和数术史资料。这组典籍类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北凉及阚氏高昌时期学术文化的渊源，特别是与南、北朝文化的联系。 　　新出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属于唐朝西州官府各级衙门的官文书，内容涉及官制、田制、赋役制、兵制等方面；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则是研究官员生活、百姓负担、日常生活等社会史的材料。其中有一些与此前发表的吐鲁番文书有所不同的材料，如巴达木113号墓出土了此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文书（04TBM113:6-1），登记高昌县思（?）恩寺三个僧人的僧名、法龄、俗家出身、剃度年份、至今年数及诵经名数。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件文书应当是《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的原本，非常珍贵。而且，文书作于唐朝的西州时期，但把僧人出家的时间追溯到高昌国时期，表现了唐西州佛教教团的延续性，以及唐西州官府对于高昌僧尼人口的承认。 　　李肖局长还向我们介绍了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一些文书残片，经过整理小组仔细拼接，获得了唐高宗永徽五年（654）秋天和永徽六年夏天的两组文书，都是西州折冲府低级将官申请让人代替“番上”的牒文，后有长官批文。虽然文书保存文字不多，但其中关键的词汇却让我们得以重新解释唐朝府兵“番上”的内涵，历史得到了重新解读。 　　此外还有一些实际应用的文献材料，如可能是初唐西州当地学生所写的《千字文》，还有更早的高昌王国时期的《急就篇》写本，可以看出高昌地区习字文本的演变。还有一件学生习字，抄的是隋朝岑德润的《咏鱼》诗和一首佚诗，颇为难得。学者们认为，在西北边陲州郡，连儿童的习字都受到南朝诗歌的影响，充分表明了一个时代的风尚。 　　吐鲁番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还不仅局限在纸质的文书上，墓葬的形制、出土文物、墓志和墓砖等也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以墓志为例，2004－2005年发掘的交河沟西康家坟院，总共有四十余座墓，其中包括一些麹氏高昌国时期的墓志。在巴达木和木纳尔墓地的一些墓葬中，也有一些墓志保存下来，这些墓志对于高昌王国的纪年、官制、婚姻、外来移民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资料。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为了使新出土文书尽快公诸于众，以供学界研究，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将于年内问世。李肖局长不无自豪地说，吐鲁番地区墓葬丰富，目前我们的考古发掘仅仅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随着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吐鲁番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相关背景链接吐鲁番地下埋藏着十分丰厚的文化宝藏，由于葬俗和气候特殊，文书、纺织品等有机质的文物容易保存下来，从而为研究古代历史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早在一百多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发掘和探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们纷纷组成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找宝探险活动。他们从吐鲁番地区盗走大量古代文书。由于缺乏科学的计划和指导，以及系统的发掘记录，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吐鲁番地区同中原、丝绸之路的联系密切，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只有吐鲁番文书有所保留。在唐代，吐鲁番叫做西州，中央政令在这里的贯彻实行，吐鲁番出土的资料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唐代前期历史的最直接证据。 　　从1959年到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先后进行了十三次科学发掘。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成立，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为首的全国专家学者对这批文书展开了及时的整理和研究，并于1981年起将整理成果———《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卷本的录文本和大四卷本的图板本陆续出版。这次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比较科学系统，奠定了吐鲁番学在中国的坚实基础，吐鲁番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http://www.gmw.cn/content/2007-03/08/content_5664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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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鲁番发现历史发布时间： 2007-03-19 07:42　光明日报http://www.gmw.cn/content/2007-03/19/content_574155.htm编者按  历史是既往的故事，如同飞鸟曾经掠过天空。历史学是命里注定的缺陷艺术，因为往事的证据永远不会保存完整。在有限的证据与无限的历史之间构筑起沟通的桥梁，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也是历史学家的情感家园。成就历史研究的不仅仅是历史与历史情感，还有记录历史的 各式各样的史料。历史学家忙碌的过程，就是历史发现之旅，且永远是先发现史料，再发现历史。 　　在吐鲁番，历史研究者们再次发现了这个规则。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方重镇，但是在唐朝三百六十个地方州中，称作西州的吐鲁番仅仅是其中的一州而已。不要说长安、洛阳，或者扬州、益州，就是中原的一个普通正州，在当时都比西州更有官场热度，而在文化影响上，西州的地位更是不堪比量。但是，由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和当地特有的葬俗，却在无意中为历史保留了很多第一手史料，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吐鲁番文献。于是，比较起吐鲁番的历史地位，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倒是扶摇直上，即使比起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它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方面，也可一争高下。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这是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 　　曾经是边陲之地的吐鲁番，在如今中古历史的研究上已不再是“边疆”。在这里从事的每一个考古动作，都会吸引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吐鲁番的那些古代墓葬区，除已为学术界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以外，现在更有洋海、巴达木、木納尔等纷纷亮相。近几年，吐鲁番考古工作又多有斩获，再次为学术界提供了多种珍贵考古文献资料。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一组短文，介绍的就是吐鲁番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史料的形态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但是涉及的历史至关重要。它们或者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往来的关键证据，或者是地方历史现象的重大解密，或者涉及帝国统一的文化密码，或者蕴涵影响世界后来格局的珍贵信息。点点滴滴，都为我们理解历史拓展了更大空间。 　 一张废纸上的中亚历史脉动　 北京大学历史系　荣新江 　　对于中古史研究者来讲，吐鲁番盆地一直是一个聚宝盆，因为近百年来这里出土的官私文书，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古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特别是，这些文书的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原王朝各项制度的了解，同时也使我们得以书写丰富多彩的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地方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高昌故城和周边石窟寺中出土的佛典、摩尼教、景教的经卷，更让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兴衰历程。 　　对于关注中外关系史的笔者来说，吐鲁番盆地本应有更多的有关西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亚）地区的记录，但相对来说，我们过去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的信息甚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玄奘离开高昌去西天取经时，高昌王麴文泰修书二十四封，致中亚各国首领，希望他们关照玄奘的行程。这表明在麴氏高昌国的末期（7世纪上半叶），高昌与中亚许多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吐鲁番文书中的记载并不多见。 　　2004年7月，当我在吐鲁番文物局看到一张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送使文书时，不禁为其所记录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这样的音译人名和熟悉的“焉耆”地名所吸引，可惜，文书上浓重的墨迹遮住了大部分内容，我们只能“望墨兴叹”。 　　2005年10月，我们组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整理近年来新出土的文书。2006年2月，在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我所关心的那件文书上的墨迹被成功清洗掉，露出一系列外来使者的记录：乌苌使、吴客、子合使、婆罗门使、焉耆王（见图1）。根据同墓出土文书和其他资料的考证，这是阚氏高昌王国（公元460—488年）的永康九年（474年）、十年（475年）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的记录，这里的乌苌使来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婆罗门”是印度的总称，婆罗门使应当是来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强国笈多王国；子合是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小国；焉耆则是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国；而这里的吴客，则来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刘宋王廷。此外，文书中提到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等没有标明来历的使者，应当是阚氏高昌的宗主国——漠北柔然汗国的使者，他们对于高昌国来说是熟悉的客人，或者说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必要再提他们的来历。这些经过高昌的使者主要前往两个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北山应当就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过天山，东北有路通向柔然汗廷。焉耆则是位于吐鲁番西边的绿洲王国，经过它，可以去往西域、中亚、南亚各国。 　　如果我们把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到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刘宋、乌苌、婆罗门等国标识在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知道这张废纸是多么地富于历史价值；加上原本被作为废纸而在背面抄写的占卜文书的文献价值，这样一张废纸就更加价值连城了。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的公元5世纪下半叶的中亚，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周边大国势力都想控制西域南北道、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的那些相对弱小的绿洲王国。北魏在公元439年灭掉河西走廊的北凉后，于公元448—452年间曾派万度归攻打焉耆、龟兹，但由于北方有柔然汗国的威胁，所以未能在西域站稳脚跟。与北魏敌对的柔然此时也伸出它强大的右臂，先是杀掉占领吐鲁番盆地的北凉后裔高昌大凉王沮渠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把阚氏高昌当成自己的傀儡。从这件文书看，柔然不仅牢牢控制了高昌，而且让焉耆国王前来漠北汗廷称臣纳贡，甚至还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控制了于阗、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进而影响到北印度的乌苌。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北方强国嚈哒击败萨珊波斯，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寄多罗（Kidāra）领地，随后在5世纪初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攻击于阗、焉耆等国。嚈哒的扩张并非没有遭遇抵抗，不论是萨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459—484年在位），还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454—467年在位），都曾努力与嚈哒争夺中亚，但都未能挡住这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蹄。在嚈哒的压力下，中亚、南亚的一些小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我们过去从《魏书》本纪中看到过许多中亚王国遣使北魏的记载，现在我们又从这件送使文书中看到他们越过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柔然汗国在五世纪后半中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送使文书还向人们展示了高昌在东西南北各国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说明阚氏高昌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国，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小小的一张废纸，几个使者的名字，居然记录了纷纭复杂的5世纪后半叶中亚历史的脉动。使者往来的背后，蕴藏着我们还无法了解的玄机，不过就是这些四面八方的使者汇聚高昌，已经可以让我们得知在旅途艰难的古代，各个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远比我们想象的频繁，而这种外交网络的背后，也透露出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物品贸易、文化交流的信息。 　　在出土这件送使文书的张祖墓中，吐鲁番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女性衣物疏、张祖买胡奴券、高昌供物差役帐历等文书，以及占卜书、择吉文书、历日、《孝经义》、《论语》古注本等典籍。如果我们知道此前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只有哈拉和卓90号墓属于阚氏高昌时期的话，就可以明了新出土的这批阚氏高昌的文书和典籍的重要性了。而这里着重说的送使文书，不过是我们利用吐鲁番文书来重写历史时最为惬意的一个例子罢了。  　　帝国的节律——从吐鲁番新出历日谈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孟宪实  　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唐朝西州（今吐鲁番）的一个小吏顺手把一团撕成小条的废纸丢在一座佛塔旁边的建筑垃圾中。一阵风起，这团废纸被高高卷起，最后吹入佛塔的建筑土洞中。 　　一千多年后，1996年的夏天，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受到一只飞鸽的指引，奋力爬上荒芜的台藏塔。他把手探入一个小洞，满怀希望能掏出一只乳鸽，但掏出来的竟是一团废纸。 　　在吐鲁番文物局的整理桌案上，这团废纸被小心地摊开，没曾想，一个被沙埋了一千多年的秘密，就此揭开。 　　“大行皇帝”四个字让人大吃一惊。只有正在发丧的皇帝才有这样的称谓，是哪个皇帝正在办国丧？屏住呼吸，移动、展开、仔细地辨认，“永淳三年历日”字样呈现出来（见图2）。高宗皇帝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四日改当年年号为弘道元年，就在本月，高宗驾崩，中宗即位改元嗣圣。后来，武则天连续废掉了两个皇帝，同时连续改元。永淳三年历日，显然颁布在弘道改元之前，应该在改元弘道之时就宣布废弃了。 　　久已陌生的颁历制度，随着这团唐代废纸的修复整理，在我们面前渐渐复活。 　　唐朝及其以前，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历（当时称历日）是中央政府统一颁发的。中央的相关机构就是太史局，根据《唐六典》卷十的记载，太史局长官太史令的职掌是“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而更具体的负责者是太史局之下的两名“司历”，他们的职责是“掌国之历法，造历以颁于天下”。该机构还有保章正一人，历生三十六人，装书历生五人。根据黄正建先生对开元年唐杂令的复原，唐令规定：“诸每年[太史局]预造来岁历，[内外诸司]各给一本，并令年前至所在。”（参见黄正建等《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在这团废纸中，一张纸条上有三行文字，分别是“历生□玄彦写并校……历生李玄逸再校……三校”。看来，历生负责历日的抄写校定，而装书历生一定是负责历日的装订了。历生人数多，是因为历日数量很多，抄写、校对的工作量很大。新历造出来，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抄写校定完毕，按照唐令的规定，必须在新年到来之前送达各地。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西州距离唐朝的首都长安5516里，虽然不是最远的州府，毕竟也是相当遥远。我们无法知道永淳三年历日是否按时送达西州，但是确有一些年份的历日没有按时送抵。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一件帐历牒文就有记录，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为正月、二月历日未到，准小月支，后历日到，并大月，计两日料。今载二月十三日牒送仓曹司充和籴讫。”（《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2年）到了二月份，中央颁发的历日还没有到达，但是按日发放的粮料不能停止，暂时先按小月的日期发放，后来历日到达，原来是大月，只好再补发所欠粮料。严格按照中央颁布的历日行事，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国家统一颁历，全国都按照一模一样的历日生活，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对时间的控制权。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庞大帝国的不同地区千差万别，但是中央政府在治下使用同一历日的制度显然很稳固，国家的意志力也充分体现在制度的运行中。过去，研究者经常用年号的奉行与否考察政治隶属关系，看来历日的奉行也有同样的标志性意义。据《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的记载，当刘仁轨受命统兵征讨百济的时候，“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显然，国家正朔是包括七庙忌讳和历日在内的。这样，国家颁历就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也不仅仅为了引导生活，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前期历日，除了这件永淳三年历日以外，以前阿斯塔那210号墓出土过显庆三年（658年）历日，阿斯塔那341号墓出土过开元八年（720年）历日。还有一件唐代历日，出土于阿斯塔那507号墓，但却无法判断年份。这些历日都不完整，都是作废以后被制成丧葬用品而埋入地下的。这些历日的格式都是相似的，每月份独立标出，专家总结为：“首列诸日日序干支纳音建除，次列朔望、中节、没灭，末注吉凶丛辰名目及用事宜吉事项。”(张培瑜：《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写本历书》，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以显庆三年正月四日、五日、六日为例，我们可以考察历日的具体项目： 　　四日，丁亥，土、收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宅吉。 　　五日，戊子，火、开岁对母仓、加冠、入学、起土、移徙、修井、种莳、疗病吉。 　　六日，己丑，火、闭岁对归忌，血忌。 　　面对以上这些历日，今天依然熟悉的内容已经不多，除了日期和干支以外，都属于古代历法的专门知识了。但是，看到最后的用事宜吉事项部分，仍然能够让人浮想联翩。每一天，朝廷颁发的历日里都详细地标明何事为吉何事为凶。当然，吉事多而凶事少。这至少可以理解为某天做某事是受到鼓励的。某一天的历日中既然没有说明做某事吉，那么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做某事不受鼓励呢？生活的具体内容很多都不在历日的规定之中，是否意味着可以自由行事呢？ 　　比如“种莳”，意思为种植和移栽，大概涵盖了北方和南方的粮食种植与稻谷插秧。这样的工作很难一日完成，而次日或者前一日的历日中却没有写明相关内容，是否就只能种植一日呢？显然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四日、五日都规定“移徙”吉，是因为迁徙搬家之类的事情不能一日完成所以规定了二日吗？那为什么“种莳”就不给两个日子呢？还有“疗病”，有病不尽快治，还要挑选一个吉日吗？入学吉，是否意味着这一天各种学校都开学呢？ 　　历日是颁发全国的，但是其中列举的项目都能被全国各地的民众忠实地执行吗？显然十分困难。所以，这样的历日恐怕主要还是生活参考书，如果理解为百姓必须执行，那就太可笑了。但是，即使是生活参考书，想一想，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如“血忌”是一个神煞，这一天不能针灸、见血。既然规定这天不宜见血，如果真的见了血，当然就是凶。这样的事情虽然少，可能被执行的程度会更高。即使地方文化力量很强大，要抵御来自朝廷的历日规定，一定也有难度。而某些项目，有很高的参考值，比如“加冠”。作为成人礼，如果在哪一日举行都可以，就不如按照历日的规定办更稳妥。从粟特商人到中华儿女——吐鲁番新出粟特人墓志素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张铭心　　2006年，笔者三赴吐鲁番，不但在第一时间观摩了大量最新获得的吐鲁番文献，而且还与“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成员共同对这些文献进行了释读。其中包括十余方高昌墓砖（吐鲁番出土南北朝隋唐时期墓志之总称）。相对于已经出土的高昌墓砖，新出墓砖在数量上并不算多，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资料，这批新出墓砖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此前出土的墓砖所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其中的一批粟特人墓志，带给我们很多历史信息。 　　由于古代的高昌地处边陲，沙碛阻隔，交通不便，又因周边地区多种民族势力交错，变乱频生，因而历代文献对高昌国时期的吐鲁番虽有零星记录，但多言之不详，甚至含混错谬。迄今出土的高昌墓砖，基本上都集中于高昌古城附近的阿斯塔那墓地和交河古城附近的雅尔湖墓地中。其中除了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的“唐麟德元年（664年）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墓志”和“唐神龙元年（705年）康富多夫人康氏墓表”可以断定为粟特人墓志外，其余墓砖均为当地汉人墓葬所出土。而新出土的17方高昌墓砖中，有10方是粟特人的。它们分别出土于交河古城西部的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5方）和高昌古城东北部的巴达木康氏家族墓地（5方，其中1件为胡杨木板制作），时代最早的为延昌十四年（574年）康虏奴公母墓表（见图3），最晚的为垂拱二年（686年）康如节墓志。而且康虏奴公母墓表较之此前吐鲁番地区出土的粟特人墓砖要早90年。五世纪中叶以后，粟特人成为吐鲁番地区西域人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外来人群。他们不仅在吐鲁番经商，而且还定居吐鲁番，并于六世纪早期融入当地汉人社会。《梁书》、《周书》等史籍中所描写的吐鲁番社会文化，应该与这些粟特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出土的墓志铭文告诉我们许多历史信息，尤其是清楚地描述了一个粟特家族在吐鲁番地区的汉化历程。 　　如果单从这些粟特人墓砖的形制以及书写格式看，我们找不出任何与汉人墓砖的不同之处。但是“康虏奴”、“康蜜乃”等粟特人特有的姓名清楚地表明了墓砖主人的族属。根据吐鲁番出土文献可知，粟特人在5世纪前半叶就已生活在高昌地区（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他们除了从事所擅长的商业活动以外，还从事铜匠、铁匠、画匠、皮匠、兽医、旅店店主等职业，也有一些人担当了政府官员（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新出土吐鲁番文献进一步表明，粟特人在吐鲁番还从事着翻译和军人的职业。两组粟特人家族的墓砖告诉我们，这些进入吐鲁番的粟特人已经在高昌建立了自己的聚落，他们不仅使用汉字姓名，死后还跟汉人一样采用家族土葬并刻写墓志。从墓砖中的“领兵胡将”（延昌卅年（590年）十二月康□钵墓表）的官名可知，高昌国政府对这些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可能实行集中管理，而且还从中选拔军官。从其他几方粟特人墓砖的“帐下左右”（延昌三十五年（595年）三月康众僧墓表）、“虎牙将军”（延昌卅七年（597年）十二月十六日虎牙将军□□墓志）、“左亲侍左右”（延寿七年（630年）十二月廿四日康浮面墓表）、“高将”（贞观十四年（640年）十一月十六日康业相墓表）、“内将”（唐龙朔二年（662年）正月十六日康延愿铭记）等官名看，他们似乎与高昌国的汉人一样担任着各种政府官职。 　　交河雅尔湖康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龙朔三年（662年）康延愿铭记”在记述康延愿的家世中有如下内容：“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如果没有同茔域其他墓砖的出土，我们大概不会想到铭文中形容的这位谦谦儒者是一位深目高鼻的粟特胡人。更为有趣的是，通过这段铭文我们进一步得知，定居吐鲁番的粟特人不但在姓名、习俗上完全汉化了，而且还将自己的故乡从西移到东，在精神上也转变成了中华儿女。通过同茔院其他墓葬出土的墓砖可知，康延愿家族定居吐鲁番虽已超过90年，却无论如何也和“出自中华”联系不上。但是，这种不符合历史实情的说法却符合他们心愿的表达方式，也表达出对中华的认同。事实上，这些自称中华儿女的中亚粟特人，后来确实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 天威健儿、碎叶城和怛逻斯之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毕波 　　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振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中的几句诗。诗写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五月，标题中的高开府即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诗写的是前往中亚地区阻击大食与诸胡联军的安西大军集结出征的情形。最后一句“天威临大荒”的“天威”，一般解释为天子之威仪。这当然没有错。不过，我们最近在研读新出吐鲁番文书时，惊喜地发现天宝十载唐朝曾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因此，岑诗中的“天威”也可能是一语双关，既有字面意义上的天子威严之意，亦代指唐廷派往西域的天威军。 　　天威军，在今青海西宁西南，唐人称作“石堡城”，地势险峻，三面断崖，故又称铁仞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在唐与吐蕃间几度易手。天宝八载，唐军在出身突骑施的名将哥舒翰的指挥下再夺此城，以其地为“神武军”，随后更名“天威军”。令人兴奋的是，在我们此次整理的新出吐鲁番文书中，竟然有两组文书涉及到了“天威健儿”：一是天宝十载交河郡长行坊文书，其中提到“天威健儿赴碎叶”（见图4）；另一为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其中记录了“押天威健儿官宋武达”。这不仅弥补了传统史籍记载之不足，证明了“天威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天宝十载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在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中皆未得其踪，而该文书提供了关于唐朝用兵西域的重要信息，对于认识西域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过，要弄懂天威健儿下碎叶之事，还得从客使文书说起。 　　新出的这组交河郡客使文书，从内容看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宾馆登记簿，登录着住宿客人的身份、随行人员、到来和离开的时间、去向等信息。综览整组文书可知，天宝十载交河客馆接待的客使，除了安西四镇将官、朝廷派出的中使等诸多重要人物外，还有至少八次宁远国使臣，这也是此组文书最先吸引我们的地方。 　　宁远国位于中亚锡尔河中游的费尔干纳（Ferghāna）盆地，汉代称作“大宛”。如果不是吐鲁番文书带给我们的惊喜，我们可能不会对这个西域小国投入过多的注意力。在这份文书提到的宁远国使者当中，竟然有三个宁远国王子，其中一位叫“屋磨”（见图5），联系到我们在《册府元龟》中所读的“（天宝八载）八月，宁远国王子屋磨来朝”，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发现。史籍记载天宝十载宁远国共有三次朝贡唐朝，文书所记的宁远国使臣属哪一次，尚无法确定。而读至此处，大家一定会好奇，宁远国为什么在这一年要频繁派遣使团前来唐朝，是一般意义的朝贡，还是背后别有他因？ 　　天宝十载，中亚发生了一场在唐代中国和大食阿拉伯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怛逻斯（Ta-las）之战。战争起因于此前一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对石国的讨伐。据阿拉伯史料，宁远与邻国石国不和，高仙芝在破朅师回途中，应宁远国王之请而攻打石国。十载正月，高仙芝擒石国王至长安，斩首阙下。自二月开始宁远国就频频遣使长安，联系阿文史料来看，宁远国之遣使应该有酬谢唐廷为己平怨之意。当然，汉文史料所记石国有违藩臣之礼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石国当时确实与反叛唐朝的突骑施势力相勾结，严重触犯了唐朝在碎叶川一带西突厥故地的利益，引起唐廷的不满，因此才会让高仙芝去讨伐石国。但高仙芝讨伐石国之举也招致“诸胡皆怨”，并引发唐与大食的正面冲突，即后来发生的怛逻斯之战。 　　突骑施是西突厥别部之一，8世纪中叶继西突厥后崛起于天山北部草原地带。突骑施与唐、吐蕃及大食之间的关系，构成了8世纪前半叶中亚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篇章。 　　突骑施汗廷所在，即是天威健儿所奔赴的目的地——碎叶。自7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葛逻禄占有碎叶地区之前，碎叶一直是突骑施汗国的政治中心。碎叶城往西，就是怛逻斯城，它们是碎叶川一带唇齿相依的两个战略要地。开元末年时怛逻斯尚在黑姓突骑施控制之下，随着突骑施实力的日渐削弱，与之毗邻的石国也趁机将怛逻斯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 　　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所擒石国王被斩首阙下。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诸胡揭发高仙芝的种种残暴行径，群胡怨忿不已，于是援引大食欲攻唐之安西四镇。高仙芝闻讯后，迅速集结大军前往应战。因为作战要深入胡地，补给困难，又恐碎叶地区的反唐突骑施势力于后掩袭，便在发大军前往怛逻斯迎战大食、诸胡联军的同时，也派遣一部分兵力赶往碎叶地区，以防止那里的黄姓突骑施夹击唐军。这应当就是新出文书中所记唐廷发天威健儿赴碎叶的原因所在。不过，在对大食一战中，尽管唐朝征发了拔汗那和葛逻禄兵以助阵，却不料葛逻禄临阵倒戈，致使高仙芝腹背受敌，溃不成军，命几休矣。凑巧的是，客使文书中还记有“押突骑施生官”，即负责押送擒获的突骑施俘虏的军将，尽管只有只言片语，但这位军将在交河郡客馆的出现，有力地反映了天威健儿赴碎叶以对付突骑施的军事行动的成果。 　　总之，新出吐鲁番文书提供了不少此前未见诸史籍、文书的史事，大大丰富了我们对8世纪中叶西域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欧亚内陆历史的脉搏，居然跳动在几张吐鲁番出土的残篇断简之上。

槛外人

帝国的节律从吐鲁番新出历日谈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　发布时间： 2007-03-24 10:00　光明日报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唐朝西州（今吐鲁番）的一个小吏顺手把一团撕成小条的废纸丢在一座佛塔旁边的建筑垃圾中。一阵风起，这团废纸被高高卷起，最后吹入佛塔的建筑土洞中。 　　一千多年后，1996年的夏天，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受到一只飞鸽的指引，奋力爬上荒芜的台藏塔。他把手探入一个小洞，满怀希望能 掏出一只乳鸽，但掏出来的竟是一团废纸。 　　在吐鲁番文物局的整理桌案上，这团废纸被小心地摊开，没曾想，一个被沙埋了一千多年的秘密，就此揭开。 　　“大行皇帝”四个字让人大吃一惊。只有正在发丧的皇帝才有这样的称谓，是哪个皇帝正在办国丧？屏住呼吸，移动、展开、仔细地辨认，“永淳三年历日”字样呈现出来（见图2）。高宗皇帝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四日改当年年号为弘道元年，就在本月，高宗驾崩，中宗即位改元嗣圣。后来，武则天连续废掉了两个皇帝，同时连续改元。永淳三年历日，显然颁布在弘道改元之前，应该在改元弘道之时就宣布废弃了。 　　久已陌生的颁历制度，随着这团唐代废纸的修复整理，在我们面前渐渐复活。 　　唐朝及其以前，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历（当时称历日）是中央政府统一颁发的。中央的相关机构就是太史局，根据《唐六典》卷十的记载，太史局长官太史令的职掌是“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而更具体的负责者是太史局之下的两名“司历”，他们的职责是“掌国之历法，造历以颁于天下”。该机构还有保章正一人，历生三十六人，装书历生五人。根据黄正建先生对开元年唐杂令的复原，唐令规定：“诸每年[太史局]预造来岁历，[内外诸司]各给一本，并令年前至所在。”（参见黄正建等《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在这团废纸中，一张纸条上有三行文字，分别是“历生□玄彦写并校……历生李玄逸再校……三校”。看来，历生负责历日的抄写校定，而装书历生一定是负责历日的装订了。历生人数多，是因为历日数量很多，抄写、校对的工作量很大。新历造出来，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抄写校定完毕，按照唐令的规定，必须在新年到来之前送达各地。 　　根据《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西州距离唐朝的首都长安5516里，虽然不是最远的州府，毕竟也是相当遥远。我们无法知道永淳三年历日是否按时送达西州，但是确有一些年份的历日没有按时送抵。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出土的一件帐历牒文就有记录，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为正月、二月历日未到，准小月支，后历日到，并大月，计两日料。今载二月十三日牒送仓曹司充和籴讫。”（《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2年）到了二月份，中央颁发的历日还没有到达，但是按日发放的粮料不能停止，暂时先按小月的日期发放，后来历日到达，原来是大月，只好再补发所欠粮料。严格按照中央颁布的历日行事，这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国家统一颁历，全国都按照一模一样的历日生活，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对时间的控制权。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不管是生产还是生活，庞大帝国的不同地区千差万别，但是中央政府在治下使用同一历日的制度显然很稳固，国家的意志力也充分体现在制度的运行中。过去，研究者经常用年号的奉行与否考察政治隶属关系，看来历日的奉行也有同样的标志性意义。据《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的记载，当刘仁轨受命统兵征讨百济的时候，“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显然，国家正朔是包括七庙忌讳和历日在内的。这样，国家颁历就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也不仅仅为了引导生活，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前期历日，除了这件永淳三年历日以外，以前阿斯塔那210号墓出土过显庆三年（658年）历日，阿斯塔那341号墓出土过开元八年（720年）历日。还有一件唐代历日，出土于阿斯塔那507号墓，但却无法判断年份。这些历日都不完整，都是作废以后被制成丧葬用品而埋入地下的。这些历日的格式都是相似的，每月份独立标出，专家总结为：“首列诸日日序干支纳音建除，次列朔望、中节、没灭，末注吉凶丛辰名目及用事宜吉事项。”(张培瑜：《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写本历书》，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以显庆三年正月四日、五日、六日为例，我们可以考察历日的具体项目： 　　四日，丁亥，土、收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宅吉。 　　五日，戊子，火、开岁对母仓、加冠、入学、起土、移徙、修井、种莳、疗病吉。 　　六日，己丑，火、闭岁对归忌，血忌。 　　面对以上这些历日，今天依然熟悉的内容已经不多，除了日期和干支以外，都属于古代历法的专门知识了。但是，看到最后的用事宜吉事项部分，仍然能够让人浮想联翩。每一天，朝廷颁发的历日里都详细地标明何事为吉何事为凶。当然，吉事多而凶事少。这至少可以理解为某天做某事是受到鼓励的。某一天的历日中既然没有说明做某事吉，那么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做某事不受鼓励呢？生活的具体内容很多都不在历日的规定之中，是否意味着可以自由行事呢？ 　　比如“种莳”，意思为种植和移栽，大概涵盖了北方和南方的粮食种植与稻谷插秧。这样的工作很难一日完成，而次日或者前一日的历日中却没有写明相关内容，是否就只能种植一日呢？显然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四日、五日都规定“移徙”吉，是因为迁徙搬家之类的事情不能一日完成所以规定了二日吗？那为什么“种莳”就不给两个日子呢？还有“疗病”，有病不尽快治，还要挑选一个吉日吗？入学吉，是否意味着这一天各种学校都开学呢？ 　　历日是颁发全国的，但是其中列举的项目都能被全国各地的民众忠实地执行吗？显然十分困难。所以，这样的历日恐怕主要还是生活参考书，如果理解为百姓必须执行，那就太可笑了。但是，即使是生活参考书，想一想，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如“血忌”是一个神煞，这一天不能针灸、见血。既然规定这天不宜见血，如果真的见了血，当然就是凶。这样的事情虽然少，可能被执行的程度会更高。即使地方文化力量很强大，要抵御来自朝廷的历日规定，一定也有难度。而某些项目，有很高的参考值，比如“加冠”。作为成人礼，如果在哪一日举行都可以，就不如按照历日的规定办更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