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当年的国学大师们

卡桑

学问乃天下公器，需要薪火相传。本书辑录了一百余位近代老学人的老掌故，分春种、夏忙、秋收、冬藏四个部分。“春种”主要是俞樾领衔的老国学大师，他们上继乾嘉学派，下启新学的一代；“夏忙”是创造的一代，有陈寅恪等文化托命之人；“秋收”则为专业知识分子一代，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冬藏”则是继承的一代，被政治扭曲，他们暂且藏了起来。把这一百位老学人的故事串起来，就是一部近代文化史。  俞樾      俞樾（1821~1907），俞陛云，俞平伯，俞家三代皆为大师。俞樾，浙江德清人。幼有夙慧，九岁即戏为书。道光庚戌进士。复试，以诗“落花春仍在”之句，为曾文正公所激赏，散馆授编修。咸丰乙卯，放河南学政。先后主讲吴县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致力于学术研究，为一时朴学之宗。其著述等身，生平著作均辑入《春在堂全书》中。《清史稿》有传。俞樾的弟子，有章太炎、吴昌硕、陈汉章、崔适等。  ●俞樾会试考试，试卷中有一句诗“花落春仍在”，被曾国藩赏识，得以中试。此后，俞樾就将他的书斋名为“春在堂”。  “花落”，意为西学传来，国学不盛；“春仍在”，意为中学为体。  昔日王静安闻国民革命军将到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不忍见，故自沉于水，一暝不视；陈寅恪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也认为花落而春亦亡，不忍见，故突然出走，常往不回。  不忍即仁。王静安与陈寅恪之仁，可作千古一叹。这中国文化，其实是看不尽的春柳春花满画楼。  ●俞樾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李鸿章一心从政，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俞樾埋头文字，“学究天人际，名垂宇宙间。”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曾坦率地说，他不喜欢像李鸿章那样醉心于爬官，也不愿意像俞曲园那样专攻学术。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他的著名自挽联云：  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布四方，是亦足矣；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在杭州西湖灵隐冷泉亭，悬有一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  一日，俞樾与夫人游灵隐，小坐亭上，共读此联。夫人道：“此联问得有趣，请作答语。”俞樾应声而答：“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夫人道：“不如改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言毕，夫妻相与大笑。数日后，次女来，俞樾要她试为冷泉亭旧联作答。女儿沉思良久，笑道：“可答为：泉自禹时冷起，峰从项处飞来。”俞樾惊问：“‘项’字何指？”女儿道：“不是项羽将此山拔起，安得飞来？”  蒋梦麟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余姚人。北大校长，自称“北大功狗”。中过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岁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北大52周年纪念，傅孟真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子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开明；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他办事比胡先生开明”。  蒋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能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陈独秀问蒋梦麟：“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入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  蒋梦麟就对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  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江苏五进人，生于天津，汉语言学之父。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  ●赵元任是中国语言学之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曾编过这样一个故事：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赵元任1921年6月1日与杨步伟结婚。结婚那天，他们先请两位朋友吃饭。一位是杨的同学朱征，一位是赵的同学胡适。有趣的是朱胡两人之前并不知道他俩结婚。饭后，只见赵元任表示有事要麻烦他们，说罢拿出一张自己写好的婚书请他们做证人。  ●有一次，赵元任讲语言与事物本身的约定俗成关系（即非必然联系）时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要说是三个（cinq）；明明是十，日本人偏偏要说是九；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要说是窝头（water）。”  ●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曾考北大未中，却以研究佛学被蔡元培看中，24岁当上北大讲师。多次以抗争权贵而著称于世。  ●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地下党用小木船把他救出。他坐在小木船里，在海上漂泊，很危险。梁漱溟当时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我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我的三部书。现在书还没写成，所以我决不会死。”这就是孔子说的“天生德于予。”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饰他的率直，他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就对听课的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讲台下的学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热烈拥护者，这一时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在当时的北大，可是人才济济，梁漱溟在当时还是个无名人士，即使辞退他也不会有人感到新鲜，但是他却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他讲的孔子课特别火，学生们都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  ●1946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  ●梁漱溟九岁时，有一次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询问，且向人吵闹，也没有找到。隔一天，梁的父亲梁济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孩子挂在树枝上遗忘了。父亲并不责斥，也不喊梁来看，只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湖涂云云。  梁漱溟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钱还挂在树枝上，不禁十分羞愧。此事的教益遂长久留在梁漱溟的记忆里，他对今后的人生采取了事事认真的态度。  吴宓  吴宓（1894~1981），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师从白壁德。1922年，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创办《学衡》杂志。1926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在清华主持创办国学研究院。  ●吴宓耿直。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容这番亵渎。于是吴宓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  ●吴宓绅士。他说：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  他的作派，很像堂吉诃德。  ●吴宓老实。当时他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意思。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 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  ●吴宓忠义。吴宓回忆同梅光迪作竟日之谈，“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  吴宓极受感动，引诸葛亮《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誓死捍卫传统文化。 ●吴宓赤忱。吴宓因同情原朱君毅之未婚妻毛彦文身世、遭际，遂对她产生了“柏拉图之恋”。  朱君毅是吴宓早年在清华的同学，毛彦文是他的表妹。二人青梅竹马，但毛之父要求她代偿三千元债务，才允许她婚姻自主。于是朱君毅在其清华同学及北京各校之浙江同乡中募集巨款，吴宓一人独捐50元，是《募捐册》上所认捐数目最多之人。  谁知朱君毅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却决定与毛解除婚约。吴宓由同情而至于单恋，开始了追求毛彦文的漫漫征途。在此期间，他不顾亲友的劝说，毅然同发妻陈心一女士离婚。世事真有不可量者，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毛彦文最后竟嫁给年长她三十多岁的熊希龄为继室。  经此一事，吴宓相当消沉。当时他正主编《学衡》杂志，鼓吹复古，颇遭新文学作家的斥骂。这件事就更给了吴宓的论敌们以口实。在他决意同陈心一女士离婚之时，长辈亲友多不赞同。同为当年哈佛三杰之一的汤用彤先生（另一位是陈寅恪）谓“离婚之事，在宓万不可行，且必痛苦”，吴芳吉来信说：“离婚今世之常，岂足为怪。惟嫂氏无有失德不道，而竟遭此！《学衡》数十期中所提倡何事？！吾兄昔以至诚之德，大声疾呼，犹患其不易动人。今有其言而无其行，以己证之，言行相失，安望人之见信我哉？！”但这些都不曾动摇吴宓的决心，唯有陈寅恪是其知己，说“宓之为此，乃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  （摘自《风雅颂》方宁著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1月）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