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卖烧饼的 於 2020-3-22 10:37 編輯
2019年6月,劉桓先生編撰的《新見漢牘〈蒼頡篇〉〈史篇〉校釋》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公佈了《倉頡篇》等蒙書資料。這批木牘並非科學發掘品,僅在私下流傳,且形制怪異、字體特別,甫一發售,立即引起多位學者質疑,出版單位最終召回了這本書。出版社此舉,表現了對學術的真誠和從業者的慎重。不過,關於該批資料的真偽問題,尚須學界從各方面進行研究,并予以判斷。 2019年底,復旦大學張傳官先生撰文,通過對新見《倉頡篇》內容的綜合研究,判斷其“絕非後人所能贗作”。該文指出,北大漢簡《倉頡篇》三枚殘簡綴合組成的文句,“狗獳䶄。媥䵎娺䬽,斟掇謍。䚥聊□鼛,級絇(苣)䋫”,恰恰出現在新見《倉頡篇》的整簡上(第卅九),而這一綴合頗具難度,且公佈在2019年,因此不太可能存在抄襲或借鑒關係。這一结论如可從,則新見《倉頡篇》的真实性就相应增加不少。 不過,誠如編者指出,該批簡牘形制確實特殊,“保存完整的木牘長約47CM,寬5.4—6.1CM,厚0.6—0.7CM”、“每板上端約2.8CM以上處均涂紅色,中間穿孔……孔上端為墨書序號”(詳見附圖一)。这一形制,确实炫人耳目。此前張傳官先生也談到形制問題,指出:
至於其不同尋常的形制,恐怕也是屬於‘說無難’的問題。漢簡往往用木觚抄寫《蒼頡篇》或《急就篇》,每面20或21字,合三面抄寫一章,而木牘合三行抄寫一章的形式與之相合,只是將木觚那種“立體”的形式平面化了而已,本質上並無多大的不同。而頂端穿孔和塗朱的形式其实也並不奇怪,以往出土的秦漢木牘中就多有塗黑和穿孔者,如近年發掘的海昏侯墓出土木牘就是如此,由塗黑換成塗朱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說以往穿孔的木牘主要是用作簽牌,而比起以往木牘抄錄的內容來說,《蒼頡篇》篇幅較大,遠非數枚木牘可以抄寫完成,那麼借用簽牌的那種穿孔形式以便編聯或攜帶,也是屬於情理之中的事情。穿孔實際上與簡冊契口的作用類似,只是前者用於穿繩、後者用於編繩而已——畢竟,這麼多木牘是很難用編繩綁起來收卷的。
這一看法是原則性的,沒有在实证层面详细展開。筆者近日發現,近百年前斯坦因在敦煌地區發掘的漢簡急就觚,即有与新见《仓颉篇》木牍類似形制,或可為判斷真伪提供助力。 敦煌漢簡里的急就觚,是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羅振玉、王國維著《流沙墜簡》即已收錄,可惜圖版模糊。較為清晰的圖版,收錄在大庭脩所編《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一書(附圖二)。從圖版上即可清楚看到,該急就觚為三面體,寫字的一面中間起脊,呈倒船型。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該觚上端鑽孔,并標有序號“第一”(內容也確實是《急就篇》首句)。其使用方法,無疑是上端穿繩,像鑰匙串一樣串起來,因其標有序號,諷誦時可根據序號進行查找,遠比常見的編聯簡冊更為方便。這一形制,已與新見倉頡篇極為接近,只是大小不及後者而已。可以說,新見倉頡篇木牘、敦煌汉简急就觚的编联和使用方式,极为相似。 實際上,不僅新見倉頡篇木牘,也不僅敦煌漢簡急就觚,居延地區出土的漢簡中也有類似形制者,就是過關所用的符。這種通關符,1930年發掘的居延舊簡有數枚,1986年出土的地灣漢簡有兩枚。暫舉三枚如下: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 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第八 ◎ 65.7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為出入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 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第十八 ◎ 65.9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爲出入六寸符券□百從第一至千左居官 ·第二百廿六◎ 86EDHT:30+31
從內容看,是居延與金關兩機構之間製作的通行證件,要求“合符”才能通關。每一枚,不僅標有序號,而且有刻齒和鑽孔(詳見附圖三)。其中,刻齒應該就是用來“合符”的,兩枚符只有刻齒合得上才能通行。而鑽孔,則極可能是一種保存或編聯方式,也是像鑰匙串一樣串起來。因每枚都標有序號,平時用到亦能很方便找到。與急就觚和新近倉頡篇木牘不同的是,這些符的鑽孔在下端,但應該不影響其使用方式。據此可知,三者在形制上高度相似。 綜合這些例子,新近倉頡篇木牘的形制,雖然看起來似乎比較奇特,但也並未逸出我們已見的簡牘形制範圍,因此不足為奇,有其合理之处。當然,進一步的判斷,還需要各界從多方面進行努力。當務之急,是出版單位盡早解除禁令,相關部門對實物進行科學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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