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东瀛有书来——记日本谷川道雄教授的赠书

槛外人

东瀛有书来——记日本谷川道雄教授的赠书一批珍贵的赠书2007年4月7日，对于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资料员石墨林老师来说，是一个忙碌的日子。因为他要负责把日本龙谷大学教授谷川道雄先生的赠书取回，其中包括500余册图书和4000余本学术论文抽印本。这样大的一批书籍资料，取回和上架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不过石老师对此早有准备，他已经提前准备好几个书柜，虚位以待了。由于谷川教授事先没有提供所赠图书资料的清单，因此，直到石老师开封上架之后，我们才得以知道这批赠书的内容。书的涉及内容很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从日本史到西洋史，从中国先秦史到民国史，都有不少有价值的专著。除了像《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30卷）、《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23卷）、《世界历史事典》（1－25卷）这样大部头的通论著作之外，还有不少国内不容易见到的旧版学术书籍，尤其显得珍贵。这批书均为谷川教授的私人藏书。读书人都知道，私人藏书往往被学者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借予他人时都会犹豫再三，何况散之？像谷川教授这样一位终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自然也不会例外。那么，他为何要在其有生之年，将自己珍贵的藏书赠与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呢？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原委？此事说来话长。谷川道雄其人谷川教授（1925－）退休前是京都大学教授，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两大学派之一京都学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谷川教授早年受教于京都学派第二代的核心宫崎市定（1901－1996），后来长期在京都学派著名学者宇都宫清吉（名古屋大学教授）身边工作，深得京都学风的真谛。稍微了解日本汉学史的人都会知道，日本的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在中国史研究的理路上大相径庭。东京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深，与新中国的历史学界相似，也是尝试用五种形态说来解释中国历史。而京都学派更多的是从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出发，来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和变化。从性质上来说，京都学派可以称之为文化史观派。谷川教授后来所提出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提出，试图从中国史料的解读出发，解释中国中古社会结构的特质。这种特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名望家支配”。他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以有实力的贵族之家为中心团结起来，就形成了六朝的（豪族）共同体。”由于这种观点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发表后即受到同行的广泛关注，也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从京大退休后，谷川教授移讲席于龙谷大学，继续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他的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等，已被译为中文，为中国学界所熟知。谷川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使者。他从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生发出来的热情，促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亲华派”。自1983年开始，他先后多次来到中国访问、考察，并尽可能的创造机会，促成中日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其中，与我校唐长孺教授等学者的学术往来，更称得上是一段学术佳话。历久弥新的学术友谊谷川教授对武大的情结，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种下了。1955年我校唐长孺教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出版，谷川教授读后大为叹服。那时他正彷徨于自己的学术方向，处于“内心的痛苦挣扎”之中，唐先生的这本著作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使他产生了一种“亲密之感”。他在回忆中说：“作为一名研究者，能在自己的研究上寻求东山再起之时，遇到这样一部著作真可谓幸运之极。”这种亲密感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唐先生的学术观点与日本京都学派的学术观点有“暗合”之处。这份经历在谷川教授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朱雷教授访问日本，谷川还曾深情回忆起这次“豁然开朗”的学术转向，并且兴之所至，坚持开红酒一瓶以示纪念。谷川教授第一次见到唐先生是在1980年。这一年唐先生去日本讲学，谷川先生得以经常拜会唐先生，请益问学。1984年，谷川第一次来到武汉，在武大进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这次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说：“虽然1984年的武汉访问才短短几天，但是我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第一次拜访唐先生家，也是在这个时候。而且令人意外的是，我的妻子在读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同窗徐秀灵先生也同席而坐。”徐先生是唐先生特意聘请来教授日语的。这次意外显然让会面的气氛更为亲切。此后，1987年谷川教授发起了一项“日中国际共同研究”，成果即《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989年）。这项计划同样得到了唐先生的大力支持，28位撰稿人中，出自唐先生门下的就有12位。1992年，谷川教授为了促进武大和日本的学术交流，特意带领十几位学者从西安绕道武汉。正是在这一次，由于唐先生推举，谷川教授被聘为了武大的兼职教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唐先生。两年后，唐先生就去世了。唐先生去世以后，谷川教授仍然保持着与武大的友好交流。每一个去日本访学拜访他的武大学者，都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他的学术论文，曾几次发表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的学术刊物《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上。2002年，他以兼职教授的身份受邀来武大讲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系统的向武大的教师和同学讲授了他的学术观点。2004年，在唐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际，谷川教授撰写了一篇深情的回忆文章《受教四十年》，详细记述了他对唐先生和武大的学术感情。正是由于对唐先生和武大的深厚感情，谷川教授决定将自己的部分藏书捐赠给唐先生创办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作为他本人对唐先生的怀念，同时，也作为所受唐先生“学恩”和“知遇之恩”的报答。赠书精品举要前面提到，这批赠书内容丰富，更有不少为国内学界难觅者。目前，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正在准备将这批图书和论文编目，以便于管理和利用。下面根据笔者粗略调查后所得的印象，先择要介绍其中中国史方面的部分珍品。《講座敦煌》（1－9卷） 这是一套由日本敦煌学者集体撰稿的大型著作，由大东出版社在昭和55年－平成2年出版。书分九卷。第一卷《敦煌の自然と現狀》（榎一雄主編）；第二卷《敦煌の歷史》（榎一雄編）；第三卷《敦煌の社會》（池田溫編）；第四卷《敦煌と中國道教》（編集委員會編）；第五卷《敦煌漢文文獻》（池田溫編）；第六卷《敦煌胡語文獻》（山口瑞鳳編）；第七卷《敦煌と中國佛教》（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編）；第八卷《敦煌佛典と禪》（蓧原壽雄、田中良昭編）；第九卷《敦煌と文學文獻》（金岡照光編）。每卷的编者和各章的撰稿人，大都是该领域研究有素的学者，因此学术价值极高。这套书出版所跨年限较长，目前国内很不容易见到。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有多位老师长期以来关注或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这套赠书让他们高兴不已。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自然是赠书主体。其中比较珍贵的，如守屋美都雄解題的《四時纂要》；福島繁次郎《中國南北朝史研究》；川勝守《中國城郭都市社會史研究》；林田芳雄《華南社會文化史の研究》；清木場東《北宋の商業活動》；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劉子健博士頌壽記念宋史研究論集》；曾我部靜雄《宋代財政史》；愛宕松男《契丹古代史研究》；好並隆司《秦漢帝國史研究》；平隆勢郎《中國古代紀年の研究》；平隆勢郎《左傳の史料批判の研究》；米田賢次郎《中國古代農業技術研究》；樋口隆康《古代中國を發掘する》；服部克彥《北魏洛陽の社會と文化》（正、續編）；越智重明《魏晉南朝の人と社會》；古賀登《神話と古代文化》；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渡邊幸三《本草書の研究》；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等等。而与敦煌学相关的，除《講座敦煌》外，还有上田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等多种。此外，还有一些珍贵的中文和韩文著作。如台湾大学编的《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收入了数十篇中外学者所撰民国以来中国历史的回顾和总结论文，参考价值很高。韩文版的著作，如《分裂與統合——中國中世的諸相》；《古代中國的理解》（1、2）等等，亦相当珍贵。尾声毫无疑问，这批赠书除了谷川教授对于唐先生和武大的感情，还有中日学术友好的重要意义。巧合的是，这批赠书到达后不久，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顺利实现了“破冰之行”。这次访问相信会使中日两国关系改善很多。我们坚信，由唐先生和谷川教授所开创的武汉大学和日本学术界的友好交流，今后会更加频繁。谷川教授的这批赠书，也将会像盛开在武大校园里的日本樱花一样，成为中日两国友好的见证。 作者：魏斌（历史学院）http://www.wangf.net/vbb/showthread.php?s=9c6eebd7708e0a7cd9824ee4ecfec951&threadid=23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