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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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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8-22 00:27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议日程时间:2009年8月28-30日地点: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四会议室主办单位: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8月28日 8:30分-9:00 开幕式第一场 主持人:叶炜(北京大学)9:05- 9:55 《汉朝的国家秩序与对匈奴关系――以武帝期与西汉末期为中心》报告人:阿部幸信(中央大学)评议人:李昭毅(中正大学)9:55-10:45 《西汉郡国双轨制再探——官僚制与封建制的结合》报告人:游逸飞(台湾大学)评议人:安部聡一郎(金泽大学)10:45-11:35 《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报告人:侯旭东(清华大学)评议人:阿部幸信(中央大学)第二场 主持人:阿部幸信(中央大学)1:30-2:20 《预言与回溯:灾异观的两个面象与灾异论的两种模式》报告人:陈侃理(北京大学)评议人:涂宗呈(台湾大学)2:20-3:10 《后汉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及其展开》报告人:渡邉将智(早稻田大学)评议人:徐冲(复旦大学) 李磊(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场 主持人:赵立新(台湾大学)3:20-4:10 《秦汉魏晋时代蛮族的赋役结构》报告人:王万隽(台湾大学)评议人:満田剛(创价大学)4:10-5:00 《〈司马芳残碑〉补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报告人:仇鹿鸣(复旦大学)评议人:津田資久(国士馆大学)5:00-5:50 《两晋交代期都督制变质考略》报告人:山口正晃(京都大学)评议人:顾江龙(首都师范大学)8月29日第四场 主持人:王安泰(台湾大学)9:05-9:55 《六朝诸王皇位继承初探——以皇位继承的特殊类型分析为中心》报告人:三田辰彦(东北大学)评议人:赵立新(台湾大学)9:55-10:45 《想象的南朝史——以〈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为线索》报告人:孙正军(北京大学)评议人:戸川貴行(九州大学)10:45-11:35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代造像记试释》报告人:许凯翔(新竹清华大学)评议人:魏斌(武汉大学)第五场 主持人: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1:30-2:20 《都城与圆丘——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圆丘设置的历史意义》报告人:佐川英治(冈山大学)评议人:叶炜(北京大学) 常彧(北京大学)2:20-3:10 《东魏北齐鲜卑汉化的几个现象》报告人:胡胜源(台湾师范大学)评议人: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3:10-4:00 《论“亡高者黑衣”》报告人:姜望来(武汉大学)评议人:林韵柔(东海大学)第六场 主持人: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4:10-5:00 《南北朝时期的清河房氏初探:以政治活动为中心》报告人:林宗阅(台湾大学)评议人:小尾孝夫(东北大学)5:00-5:50 《周隋政权中旧北齐系士人再考》报告人:稲住哲朗(九州大学)评议人:王安泰(台湾大学)8月30日第七场 主持人:佐川英治(冈山大学)9:05-9:55 《试读〈白实等造中兴寺石象记〉——以两魏时期南阳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为中心》报告人:北村一仁(龙谷大学)评议人:陈珈贝(政治大学)9:55-10:45 《中古时期福建政区沿革与地域发展》报告人:吴修安(台湾大学)评议人: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 10:45-11:35 《贝叶形〈本草〉考——敦煌的本草书与社会》报告人:岩本篤志(新潟大学)评议人: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第八场 主持人: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30-2:20 《失礼入刑——从国家礼典的行用论唐代之礼法关系》报告人:张文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评议人:吴羽(华南师范大学)2:20-3:10 《唐制将考》报告人:黄楼(武汉大学)评议人:古怡青(台湾大学)3:10-4:00 《从唐官品到宋官品:以职事官品为中心的讨论》报告人:陈文龙(北京大学)评议人:黄玫茵(元智大学)第九场 主持人:张文昌4:10-4:50 《送行者的乐章:唐代挽歌文化初探》报告人:黄旨彦(台湾大学)评议人:孙英刚(复旦大学) 贾志刚(西北大学)4:50-5:50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报告人:胡鸿(北京大学)评议人:永田拓治(大阪市立大学)5:50-6:20 闭幕致辞附: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与会者名单佐川英治(SAGAWA Eiji) 冈山大学文学部准教授阿部幸信(ABE Yukinobu) 中央大学文学部准教授津田資久(TSUDA Tomohisa) 国士馆大学文学部准教授安部聡一郎(ABE Soichiro) 金泽大学文学部准教授岩本篤志(IWAMOTO Atsushi) 新潟大学人文社会・教育学系助教松下憲一(MATSUSHITA Kenichi) 北海道大学文学部助教小尾孝夫(OBI Takao) 东北大学文学部助教満田 剛(MITSUDA Takashi) 创价大学兼任讲师山口正晃(YAMAGUCHI Masateru)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兼任讲师永田拓治(NAGATA Takuji)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博士后期课程戸川貴行(TOGAWA Takayuki) 九州大学大学院博士后期课程稲住哲朗(INAZUMI Tetsuro) 九州大学大学院博士后期课程三田辰彦(MITA Tatsuhiko) 东北大学大学院博士后期课程北村一仁(KITAMURA Kazuhito) 龙谷大学文学部兼任讲师渡邉将智(WATANABE Masatomo)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博士后期课程张文昌(Chang, Wen-chang)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赵立新(Chao, Li-hsin)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黄玫茵(Huang, Mei-yin) 元智大学兼任助理教授黄旨彦(Huang, Zhi- yan) 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班研究生许凯翔(Hsu, Kai-Hsiang) 清华大学历史所博士班研究生胡胜源(Hu, Sheng-yuan )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研究生古怡青(Ku, Yi-ching)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李昭毅(Li, Zhao-yi ) 中正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林韵柔(Lin, Yun-jo) 东海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林宗阅(Lin, Zong-yue)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班研究生涂宗呈(Tu, Chung-cheng)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游逸飞(You, Yi-fei) 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班研究生王安泰(Wang, An-tai)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王万隽(Wang, Wan-jun)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吴修安(Wu, Xiu-an)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陈珈贝(Chen,Chia-pei) 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侯旭东(Hou Xudong)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叶炜(Ye Wei)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雷闻(Lei Wen)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济沧(Li Jicang)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张荣强(Zhang Rongqiang)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贾志刚(Jia Zhigang)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教授于赓哲(Yu Gengzhe)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朱海(Zhu Hai)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毋有江(Wu Youjiang) 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魏斌(Wei Bin)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顾江龙(Gu Jianglong)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孙英刚(Sun Yinggang)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冲(Xu Chong)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仇鹿鸣(Qiu Luming) 复旦大学汉唐文献工作室助理研究员李磊(Li Lei)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吴羽(Wu Yu)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黄楼(Huang Lou)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讲师姜望来(Jiang Wanglai)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孙正军(Sun Zhengjun)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陈侃理(Chen Kanli)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胡鸿(Hu Hong)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陈文龙(Chen Wenlong)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常彧(Chang Yu)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罗新(Luo Xin)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孟彦弘(Meng Yanhong)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德章(He Dezhang)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刘安志(Liu Anzhi)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
 樓主| 發表於 2009-9-10 13:23 | 顯示全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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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综述2009年8月28-30日,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四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和日本的6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博士生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中国内地约30人,台湾地区16人,日本15人。李济沧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担任了本次会议的全程翻译工作。本届会议延续了2007、2008年召开的第一、二届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组织方式和讨论风格,历时三天的会议安排有9场24位学者的学术报告。每位报告人的时间为50分钟,分为宣读报告、评议和自由讨论三个环节。吸取前两届会议的经验,本次会议加大了自由讨论的时间,从而使会议的热烈程度得到了很大提升。28日上午8点30分举行会议开幕式。主持人魏斌(武汉大学)首先对与会学者来到武汉大学表示欢迎,并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和日本方面的联络人对会议组织工作的支持。陈伟教授代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预祝会议取得成功。冻国栋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致辞,他详细回顾了该所自唐长孺教授以来与日本、台湾学界数十年间密切的学术交流,并特别阐释了学术传承与创新问题,以此勉励与会青年学者。罗新先生代表会议协办方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对会议成功举行表示祝贺。朱雷(武汉大学)、李文澜(湖北省社科院历史所)、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等先生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后的第一场报告由叶炜(北京大学)主持,三篇论题均属于广义的汉代政治史范畴。首先,阿部幸信(中央大学)《汉代的国家秩序与对匈奴关系——以武帝期与西汉末为中心》,尝试以武帝的对匈奴战争为线索,对汉代两大重要时期——武帝期与西汉末——进行再认识,认为汉朝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匈奴政策有密切关联。李昭毅(中正大学)的评议在肯定作者思路的同时,也从地域政策、百越、对匈奴战争的兵制、国家意识凝聚、“封建拟制”、“州的实体化”等角度对作者论证给予质疑。第二位报告人游逸飞(台湾大学)的《西汉郡国双轨制再探——官僚制与封建制的结合》,重新检讨了西汉郡国双轨制建立的缘由,认为郡国双轨制一方面使地方政府趋于“分工性分权”,另一方面又建立了封建制的严密等级,协调了汉代朝廷集权与封建两种目标。评议人安部聪一郎(金泽大学)就国相与内史的关系、“分工性分权”和“完善的封建制”等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侯旭东(清华大学)则提醒报告者在将政治学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时,要注意其适用性。接下来,侯旭东(清华大学)的报告《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从帝国日常统治的角度,梳理了汉代律令中有关传舍使用的内容,指出现存律令尽管不完整,却已构建出使用传舍及其附属设施的自足的制度空间。阿部幸信(中央大学)在评论中就汉代律令的复合性质、“律令制国家”概念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张文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对“律令制国家”概念是否能应用于汉代表达了疑问。针对这些意见,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也就汉代律令使用等问题阐述了看法。28日下午的第二场报告,由阿部幸信(中央大学)主持。首先,陈侃理(北京大学)《预言与回溯:灾异观的两个面向与灾异论的两种模式》,将汉唐间的灾异论说分为回溯式和预言式两种,考察了其并立情况和相互关系。涂宗呈(台湾大学)在评议中指出,两种灾异论方式并非完全对立,其出现的时间早晚也值得再研究;此外,作者论题是讨论汉唐间灾异论的变化,但引证史料过于偏重于汉代。现场的多位学者也认为,报告中对灾异论使用回溯式和预言式的二分法,可能过于绝对。第二位报告人渡边将智(早稻田大学)的《东汉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及其开展》,对其近年来关于后汉政治制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运用多幅政治空间概念图,对东汉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以及曹魏以何种形式继承等问题,进行了概括性的阐释。评论人徐冲(复旦大学)在肯定作者研究方向的同时,以“侍中”为例,指出在朝政空间之外,皇帝的生活空间同样值得重视。李磊(华东师范大学)也对报告者过于注重文书传达的倾向表示疑议。随后进行的第三场报告,主持人是赵立新(台湾大学),主题均涉及魏晋制度问题。首先,王万隽(台湾大学)《秦汉魏晋时代蛮族的赋役结构》,讨论了战国晚期至西晋时代蛮族在中原王朝统治下的赋役制度,试图以“賨”这一制度为中心,说明整体赋役结构的实施状况。满田刚(创价大学)的评论指出,报告者未能充分参考走马楼吴简等出土资料,同时对“蛮夷”这一用语在不同时代是否具有相同意义提出疑问。佐川英治(冈山大学)则提出了如何看待蛮族户籍的问题。第二位报告者仇鹿鸣(复旦大学)的《司马芳残碑补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重新考察了1952年在西安出土的《司马芳残碑》,认为碑阴题名是司马防汉初平年间任京兆尹时的故吏,并由此讨论了中正出现的年代。评议人津田资久(国士馆大学)详细梳理了有关这一碑刻的研究史和报告者的主要论点,对中正出现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就这一碑刻今后值得考察之处提出了建议。胡鸿(北京大学)则注意到,碑阴题名中的中正与其他“故吏”的性质有所不同。其后,山口正晃(京都大学)的报告《两晋交代期都督制度变质考略》,对两晋之际都督制的变化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都督和刺史的兼任经常化,原因在于地方军内容的变化。东晋建国充分利用了都督制的新变化。顾江龙(首都师范大学)在评议中指出,都督制不能被视为“典型的分权模式”,另外对“中央军”与“州郡兵”对立的分析方法也提出了疑问。29日上午的第四场报告,主题为南朝史,由王安泰(台湾大学)主持。首先是三田辰彦(东北大学)《六朝诸王皇位继承初探——以皇位继承的特殊类型分析为中心》,认为六朝时期非嫡长子的皇位继承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被授予特定王号,一种是袭封琅琊王的皇族。前者是以将皇帝起家的王爵授予皇子的方式限定皇位继承人;后者则是由皇子兄弟分担大统、本统。评论人赵立新(台湾大学)指出,报告所依据的事例不多,对“反例”的说明不够,并提醒报告者应进一步关注嫡庶长幼观念和西晋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制”问题。黄旨彦(台湾大学)则提出,自秦汉至六朝,皇帝“同体”的范围可以看到有一个由男及女的扩大趋势。现场多位学者也对报告中所使用的武陵王赞的史料提出质疑。第二位报告人孙正军(北京大学)的《想象的南朝史——以<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为线索》,分析了《隋书•礼仪志六》所记梁代皇太子以下百官印绶冠服制度的来源,认为是以《宋书•礼志五》为基础,糅合西晋泰始令及其衍生物,以及东晋至梁初的各种制度综合而成,并进而对南朝史料的类型化记载进行解释,认为是由史家依据典故模式所构建,是一种“想象”的历史。户川贵行(九州大学)的评论针对《隋书•礼仪志六》的史源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报告者应该解释五代史志编者为何舍弃梁代史料而依据宋志。此外,还提到诸史的模式化记载可能与时代背景有关。由于该报告提出的问题非常新颖,引起现场多位学者的关注,针对“想象”、“类型化”、“模式化”等概念,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质疑和讨论。接下来,许凯翔(新竹清华大学)的报告《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代造像记试释》,考察了万佛寺出土的梁代造像记,认为这批造像可能是个人供养所用,并对比北朝造像,对“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造像活动”进行了分析,针对祈求、发愿对象和祈愿内容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评论人魏斌(武汉大学)认为,报告人在进行南北朝造像情况对比时,应注意比较对象的选择。此外对造像的材料问题和如何理解造像记内容,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29日下午,首先进行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主持的第五场报告,主题为北朝史。第一位报告人佐川英治(冈山大学)的《都城与圆丘——北魏宣武帝于景明二年设置圆丘的历史意义》,是他对北魏洛阳城中轴线的系列研究之一,指出北魏洛阳城圆丘祭天始于郑玄的构想,圆丘设立使宫殿—内城—外郭得以合并成整体,实现了包含居民住宅区的城市规划。这种新城市空间的形成,在中国城市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叶炜(北京大学)在评论中针对圆丘设置“史无前例”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并提醒报告者注意平城制度对洛阳的影响。另一位评议人常彧(北京大学)则对圆丘设置与郑玄学说的关联提出了疑议。第二位报告者胡胜源(台湾师范大学)的《东魏北齐鲜卑化的几个现象》,试图从军队构成、语言、汉名和地望、胡汉混居等方面,重新检讨东魏北齐的汉化、鲜卑化问题,认为汉化是东魏北齐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的评议指出,报告者关注的几个问题,在北魏都可以找到渊源,其中骑兵与步兵混合编组早在五胡时代就已存在。考虑胡汉融合问题不能仅限于东魏北齐时代。针对报告内容,何德章(武汉大学)等多位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其后,姜望来(武汉大学)的报告《论“亡高者黑衣”》,讨论了“亡高者黑衣”谶语的政治和宗教背景,认为这一谶语的出现与北周、北齐的佛教、道教政策有关。评议人林韵柔(东海大学)对报告的论证结构提出了建议,认为报告人如能改变“重建历史图像”的作法,或许会有更深刻的发现。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则提醒作者注意术士、道士的身份区分。随后的第六场报告,主持人是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两篇报告均涉及士族问题。首先,林宗阅(台湾大学)《南北朝时期的清河房氏初探:以政治活动为中心》,是对清河房氏的个案研究,对南北朝时期该家族的历程进行了梳理。评议人小尾孝夫(东北大学)指出,应注意青齐地区的政治动向,如晋安王子勋之乱对该地家族的影响。另外,研究清河房氏应联系到青齐地区家族的总体动向。仇鹿鸣(复旦大学)、侯旭东(清华大学)等提出,家族个案研究一定要注意研究方式和意义所在。接下来,稻住哲朗(九州大学)的报告《周隋政权下的北齐系士人再考》,考察了北齐系人士在周隋的任官,推论他们在周隋的仕宦并非如以往学界认为受到冷遇、压制,而是得到这两个王朝的重视。王安泰(台湾大学)的评论认为,“北齐系士人”概念应当更准确的定义。另外对北齐系官僚的内部差异、所谓“冷遇”、北齐系士人的自我意识与集团性的薄弱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0日上午,由佐川英治(冈山大学)主持第七场报告,主题是中古地域史。首先,北村一仁(龙谷大学)《试读<白实等造中兴寺石像记>——以两魏时期南阳地区的政治社会情况为中心》,通过分析《白实等造中兴寺石像记》,认为这次造中兴寺事业是西魏政权宣扬获得当地支持,进行的一次政治性“公开表演”。评论人陈珈贝(政治大学)指出,南阳地区作为南北交流要道的特点,报告中没有给予讨论;并建议作者注意南北朝政权交界地带出土墓葬文物的情况。胡鸿(北京大学)提出,石刻中的官号也许只是伪授。第二位报告人吴修安(台湾大学)的《中古时期福建政区沿革与地域发展》,考察了中古福建政区的演变,指出早期福建地区的发展存在沿海与内陆的明显差异,并分期详细考证了政区演变与分布概况,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四张沿海、内陆建置沿革表和八张政区图。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的评论认为,可以将陆海交通、海洋贸易、人口变化等要素纳入考察对象。毋有江(武汉大学)则针对政区地理研究提出了方法上的建议。此后,岩本笃志(新潟大学)的报告《贝叶形<本草>考——敦煌的本草书与社会》,通过对P.3822号文书的详细考察,认为该文书是9世纪敦煌的某僧侣为了将从本草书中获得的知识用于寺田经营而抄写的。于庚哲(陕西师范大学)的评议建议作者在判断文书年代时,还应注意用笔、纸张等;并对僧侣为何抄写药书而不是农书等问题提出了疑问。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怡青(台湾大学)、贾志刚(西北大学)等也对这件文书的书写等问题提出了意见。30日下午的第八场报告,由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持,主题是唐代制度。首先,张文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失礼入刑——从国家礼典的行用论唐代之礼法关系》,认为中古国家是以建立“礼法齐备”的典章制度来彰显统治的正当性,皇帝即位以后致力于礼典和法典的颁行,同时依循“礼主刑辅”、“失礼入刑”的典制运作模式。评议人吴羽(华南师范大学)指出,唐代礼法关系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认为报告中所引《唐律疏议》令、式与《大唐开元礼》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否能用《开元礼》证明“庶人的礼仪规范相对就明显不足”,还应当再斟酌。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魏斌(武汉大学)等则提出,报告人应注意唐代前后期法律形式的变化。第二位报告人黄楼(武汉大学)的《唐制将考》,通过辨析史料,对以往所误解的“制将”一语提出新的解释,认为“制”应与“制书”有关,并具体分析了制将的应用及其历史作用。古怡青(台湾大学)在评论中就制将的定义、阶段性、将帅问题、制将统属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并建议报告人梳理与“神策军”相关的研究史。接下来,陈文龙(北京大学)的报告《从唐官品到宋官品:以职事官品为中心的讨论》,通过考察开元官品令,认为开元时期的职事官品中,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官品偏低,寺监官品偏高,导致了唐后期“官与品不相准”的状况,一直到元丰时期才得到解决。评议人黄玫茵(元智大学)认为,唐代官制除职事官外,还有其他计量品秩,如散官、勋官、爵位,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品秩。赵立新(台湾大学)则提出,报告者所使用的“南朝化”概念应有其必要的适用范围。随后,由张文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最后一场(第九场)报告,两篇报告均可以归入文化史的范畴。首先,黄旨彦(台湾大学)《送行者的挽歌:唐代挽歌文化初探》,在考察唐代挽歌的表演空间之外,还着重分析了挽歌的礼制化所导致的“礼仪性政治文类”特征,指出挽歌成为唐代有志于功名的官人营造政治关系的有效媒介之一。贾志刚(西北大学)在评论中建议,报告人可以适当拓宽资料使用范围,如唐墓壁画和乐舞俑等考古资料;此外,对于民间礼文与官方令文的冲突也应当有所解说。现场学者则针对报告中提到的文本展演性等问题提出问题。此后,胡鸿(北京大学)的报告《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分析了本来使用于中国南方河流的“江”字何以大量使用于中国东北地区,认为从魏晋到辽金,“江”的概念和用语从南方长江流域,传播至朝鲜半岛,再经由半岛传入中国东北的长白山以西地区。评论人永田拓治(大阪市立大学)向作者建议,要注意《晋书》中“江河”一词的使用场合,并指出日本的河流都称作“川”,希望报告人在考察“江”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时,将日本的情况也包括在内。这篇报告引起现场的很多提问,特别是针对报告主要使用汉文史料的情况,佐川英治(冈山大学)等提醒报告人,要注意韩国和日本的早期史料。30日下午6点,在全部九场报告结束后,会议组织人魏斌(武汉大学)和徐冲(复旦大学)分别对与会者的认真、辛苦参与表示感谢,并对李济沧先生的翻译工作致以特别谢意。晚上6点30分开始,由日本和台湾地区学者在梅园餐厅共同宴请与会学者和工作人员,刘安志(武汉大学)、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林韵柔(东海大学)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学者致辞,对会议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与会学者在梅园餐厅度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夜晚,会议圆满结束。本届联谊会仍秉承初创时的基本理念,继续为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中古史青年研究者提供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与前两届相比,本届会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会学者进一步年轻化。除往届的青年学者外,大批“80后”年轻学者的加入,为联谊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会议规模较前两届有明显扩大。参会的60余位学者中,中国内地约30人、台湾地区16人、日本15人。第三,提交论文质量较高。论文涵盖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等领域,既包括传统领域,也有不少视角新颖的论题;或运用新的方法,通过对资料的缜密解读与分析,发掘出前人未及措意的新问题,显示出青年学者独有的学术创造力。第四,学术讨论气氛非常热烈。会上三方青年学者相互交流了各自的学术传统与近年所侧重的研究方向,通过学术争鸣达到了联谊的目的,并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诸多论题和方法论上获得了新的相对一致的认识。从本届会议来看,海内外中国中古史青年研究者所关注的论题,已经初步显现出趋同化的走向。一些大的研究主题,如政治、制度、地域,各方均有学者提出报告;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日本学者较早提倡的“史料批评”问题,也呈现出共同关注的态势。这反映出近年来学术交流日渐深入的背景。这也正是联谊会创设之初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由衷的希望这种深入交流、互相影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完)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97be7dfff886f8838b77f67559014f01&threadid=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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