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袍按：今天在网上翻出陈抗生先生早年的一篇文章，请有兴趣的人分享。]
云梦秦简出土与整理亲历记
陈抗生
1975 年 12 月 19 日上午，湖北省云梦县火车站西北方不远处，出土了一批秦代竹简。这批竹简以其内容的重要，保存的完好，曾经轰动了世界。一下子，云梦县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从那以后，研究云梦秦简，一度成为十分热门的方向，相应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发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回顾一下云梦秦简出土、整理和保护的经过，让更多的云梦父老乡亲了解故乡的这一份值得自豪的文化遗产，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张泽栋荣立头功
1975 年初冬，云梦城关肖李大队在云梦火车站铁路西侧开水渠。一个傍晚，回乡知识青年张泽栋和另一位青年同伴，在收工回家的路上，他们发现在新开的渠道里，有一段青黑色泥土。张说：“这里保险有古墓”。同伴不相信。张又说：“前两年，在大坟头挖出的古墓，填的就是这种土。”青年气盛，于是打赌。张抡起锄头，只挖了两锄，就触到了木头。继续刨了几下，便现出了一角古墓的椁盖板。两个青年人兴奋得跳了起来：“是古墓！是古墓！”他们顾不得回家，飞也似地跑到县文化馆去报告。睡虎地大有讲究 接到报告后，县文化馆专职文博干部蔡先启等人当夜进行实地勘察，证实张泽栋等人的发现是真实的，于是把情况向上级汇报。
发掘工作由湖北省博物馆及考古队的陈振裕和陈恒树指导进行。陈振裕是福建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陈恒树是武汉人，据他本人说，他在解放前曾做过盗墓的营生，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在渠道里面长不过 30m 的地段，很明显地暴露着 12 座古墓。所以发掘工作很顺利，每天的田野考古都有新的收获。在这些墓葬里出土的器物，以漆木、铜、陶器居多，但是，好像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更没有人们翘首期盼的奇迹出现。开始这个墓葬群仍以“大坟头”命名编号。后来，考古队又偶然问起这里的地名，一位中年农民信口答道：“睡虎地”。这个名称并不见于志籍，但是很动听。于是这批古墓就正式改以“睡虎地”命名了。
“睡虎地”虽然志籍不载，但在这一带以“虎”命名，实在大有讲究。因为云梦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同虎有极深的渊源。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早期，楚国名声显赫的令尹子文就出生在云梦。他出生后不久，曾被遗弃在荒野，又经乳虎喂养，所以后来他被取名为“鬬穀於菟”。鬬是他的姓氏；而楚人把“乳”叫“穀”；称老虎为“於菟”。今云梦县城北约 10km ，那个抛弃他的地方后名为“虎子岩”，那个地域曾名为“於菟乡”，距“睡虎地”不远，就是纪念此人此事。由此看来，“睡虎地的地名，应该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陈恒树险中救简
本来 9 号墓让人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它保存得非常完好，椁内的头厢、边厢出土的器物也不少。在开棺的时候，大家就像期待婴儿降生一般，心情格外紧张。但揭开棺盖一看，只有一具妇人的骨架。大家又一次失望了！
11 号墓没有 9 号墓完好。虽然出了一些器物，但没有特别希罕的东西。冬天的阳光是温暖的。每天下午都有数百名热心的群众在考古工地四周围观。 1975 年 12 月 18 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有“圣诞节”），当 11 号墓的头、边厢器物清理完毕时，已见落日余晖了。因为围观的人多，踩塌了一方土，砸断了墓内的棺盖板。由于工作已近结尾，谁也没有把这次塌方看成是什么事故；当晚值勤守护的人员也都撤了回来。考古工地，一片沉寂，再也吸引不了任何人了。
根据安排，次日上午田野考古的计划，只是扫尾：把 11 号墓的棺内，作一次例行的清理，全部发掘工作就可以结束了。而根据经验，棺内可指望得到的，顶多一枚印章而已；至于古尸，谁也没有再去想它。
12 月 19 日，太阳升得老高了，考古工作队才迟迟去到工地。几个青年人缓慢地走下 11 号墓坑，又懒洋洋地提着泥水走上来。突然，经验丰富的陈恒树发现一个青年人胶鞋上沾着异常的东西。他大声吼道：“不要随便走动！”陈恒树迅速走下墓坑，弯腰拾起异常之物，原来是一小段竹简！
这一小段竹简从何而来？在头天清理椁厢时，并没有发现它，今天怎么会混在泥水中呢？陈恒树招呼陈振裕，他们断定：这是头天下午塌方砸断了棺盖引起的。陈恒树肯定地说：“棺材里面有名堂！”
考古队员们顿时兴奋了，心也紧缩了。等砸断的棺盖被小心地挪开以后，嗬：人们清楚地看见一具成人的骨架，在它的枕部、右侧、腹部摆放着一卷卷竹简！可惜其腹部、右髋骨旁的竹简被头一天的塌方砸碎了一些。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塌方事故，这批竹简一定会保存得更加完好。
李学勤一锤定音
11 号墓的棺底板托着骨架和竹简，覆盖着尼龙薄膜，前呼后拥，抬到城里。路人们纷纷猜测那抬的是什么？街谈巷议：“大概是一具古尸”；又有人说：“不是古尸，听说比古尸还要值钱。”一下子，云梦人的脸上好像都增添了不少光彩似的。
县文化馆一楼东侧一间陈列室被腾出来，专门安放这具骨架和竹简。陈恒树细致地清除棺内的腐朽沉淀物；陈振裕紧张地抽样辨认着竹简上的文字。热心的人托了面子才能进入室内来看上一眼，以为是“看希奇”。大家充满了一种神秘感。
竹简从枕部到右侧，再到腹部，被依次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组，由陈恒树一支支地清洗出来，总数达 1000 多支，其中绝大部分保存完好。由于编织竹简的丝绳均已朽断，此时把它们复原是不可能的；工作人员只有按出土简号编排绘制示意图，并且按编号照相。但是，最初的摄影工具较落后，相照得不清楚，不理想，所以只能辨认出不多的简文。于是只好迅速电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很快，北京来人了。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当时还没有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国家文物局的李均明和王露（女）。李学勤是著名史学大家侯外庐的高足之一，我国“新生代”拔尖的古文字学家，他熟练地辨识简文，很快读出了这批竹简的基本内容。王露则在陈恒树等人的配合下，使用先进的摄影机，熟练而敏捷地分组拍摄了全部竹简和其他重要出土文物，在李均明的协助下，借县医院放射科的暗室，通宵工作，把全部胶卷冲了出来。
竹简的内容偶有传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李学勤在小范围向县里领导层作过介绍之后，决定再举行一次普及性讲座。那天晚上，县文化馆二楼展览室里挤得水泄不通。听者从县委书记、科局长到一般群众。他们没有得到任何邀请，都是闻讯赶来的。李学勤当时介绍的，仅是竹简中的《语书》、《封诊式》、《编年记》和《为吏之道》的若干内容，大家听得不知疲倦。李学勤于当晚，就在湖北省云梦县文化馆第一次宣布：这次出土的竹简是极其珍贵的秦代文物，以秦代法律文献为主要内容，并确定了墓葬的绝对年代和墓主人的名字和职业。
云梦秦简轰动全国
李学勤等人回京不久，国家文物局决定云梦秦简送京进行科学保护，同时由文物出版社牵头，组织专业人员对秦简进行文字整理。
护送秦简进京的有国家文物局的王丹华（女）、赵桂芳（女）、湖北省博物馆的舒之梅和我，共四人。我去北京前，县委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求我： 1 、好好向北京同志学习； 2 、负责保护好秦简这批珍贵文物，工作完结后，如果竹简不留京，则负责护送竹简回云梦； 3 、把云梦县文物工作情况向国家文物局党委汇报，争取有力的支持。启程前数日，我又把自己听李学勤讲座的记录整理成文，大约 4000 字，并誊抄了一份，题为《一九七五年冬我县出土文物一般情况介绍》（ 1976 年 2 月 27 日）交给县委办公室，因为他们希望印一个相关材料发到基层进行宣传。
为了文物的安全，我们四人乘坐一个软卧包厢，从武昌火车站启程。 1976 年 3 月 16 日下午，秦简安抵北京站。国家文物局刘金友师傅把后开门的北京吉普开到火车站月台上迎接，我们再把秦简抱在自己怀里，下午四时左右，秦简安全护送到北京五四大街沙滩红楼（北京大学旧址，当时和现在国家文物局所在地）。文物局办公厅主任金锋（王露的丈夫）、文物处处长谢辰生等负责人都在院子里迎候。秦简原件当即交由国家文物局文物科学保护研究所保管。 3 月 17 日下午，文物处长谢辰生对相关人员作了七点交代： 1 、秦简是首次发现，文物保存的完好程度也是过去没有的； 2 、秦简调来北京主要是为了保护，以后要出书，要重新照相； 3 、工作完后，秦简最好能完整无损地归还给云梦县； 4 、竹简先做小块脱水试验； 5 、明天（ 3 月 18 日）开放，以后不再让人看了； 6 、基层来的同志，也要好好学习脱水，学习保护； 7 、秦简的释文工作与调简来京没有关系。
3 月 18 日上午，在红楼一楼的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云梦秦简向有关人员开放，来参观的人员由文物局确定并通知，我们在场主要任务是保证文物的安全，基本上不负责解释。参观人数并不太多，场内十分安静。次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珠江电影制片厂又来摄影。此后，秦简再没有向任何人开放过。只有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每天按照保护程序进行操作。
3 月 26 日，国家文物局党委电报云梦县委，紧接着发了两个相关文件，对云梦县出土十分重要、影响巨大的珍贵秦简，表示感谢、表彰和鼓励，并汇出一笔奖金。云梦县委专门把这份电报和两个文件翻印转发到全县各生产大队，要求加强对文物的宣传和保护工作。
3 月 28 日，《光明日报》第 2 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云梦县出土一批秦代竹简》，并配以《南郡守腾文书》全文简照、几片秦代法律简照、精选秦代铜器、漆器、书写工具照以及文物考古工作者对秦简进行科学保护和文字整理研究的两帧工作照。同日，《人民日报》及各省级党报都报道了云梦大批秦简出土的新华社消息，并附有文字整理研究工作照。当月，《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等，都以专版彩照对云梦秦简出土进行了介绍。
秦简的科学保护
云梦秦简是在与空气完全隔绝的地下渗水的环境中得以完好保存了 2000 多年的。一旦出土，环境改变，对竹简必须迅速进行科学保护。否则，这批文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遭到完全的损坏。秦简出土初期，在云梦县虽然得到了细致保护，但那毕竟是最初级的应急保护措施。国家文物局决定把云梦秦简调京，就是要对其进行科学保护。这个工作由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化学组承担。保护的方法有两大类：一是湿保，一是干保。湿保就是维持竹简出土前的环境，要恒温、要无菌的水。但这种办法很费事：每天都需专人换纯净水（当时只有蒸馏水）。而用这一办法处理，估计文物也只能保存几年、十几年，顶多几十年。所以要试验干保。但那也只是老一套的漆木器脱水复原。其法是：把原简（当然是先以无字小残片做试验）置于无水酒精中，使酒精逐渐置换简中的水份；然后再把充满酒精的竹简，放进乙醚中，再让乙醚慢慢取代简中的酒精，最后让乙醚自然挥发。竹简脱水就算完成。但这种方法费时、费钱，效果也不理想。一次试验周期约半个月。结果是：脱水的竹简像一段较宽的挂面，一点竹篾的感觉都没有了！最后还将把 1000 多支“脱水”后的竹简按编号一支一支地装进玻璃试管里，玻璃管中垫上脱脂棉花。可以想见：这是一种科技含量很低、财物成本极高的笨办法。后来因为地震的缘故，我未能看到秦简脱水保护的最后结果。
秦简的文字整理
与此同时，云梦秦简的文字整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当时，文物出版社组织的出土文物文字整理班子，称为“竹简、文书、帛书组”，包括好几个小组。它们是：由李学勤牵头的“秦简组”；由裘锡圭（北京大学）独立承担的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代竹简组（后来整理出《孙膑兵法》）；由张政烺（历史研究所）牵头的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以出土汉代女尸闻名于世）帛书组（后来主要整理出老子的《德道经》，该帛书的书写以“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与流传至今的“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不同）；由唐长孺（武汉大学）牵头的新疆吐鲁番唐文书组（后来出版了《新疆吐鲁番唐文书》，并迅速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因为同在红楼四楼办公（ 1919 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也在这层楼），一个食堂用膳，又都是“同道”，所以“竹简、文书、帛书组”的所有成员彼此之间关系很好。
我是唯一同时参加秦简科学保护和文字整理的工作人员，确实是“栽秧割麦两头忙”！初期参加云梦秦简释文、整理的有李学勤、于豪亮（四川大学）、陈抗生、舒之梅、李均明、曾宪通（中山大学）等；中科院法学所的刘海年、高恒也多次参加讨论；正在整理长沙马王堆帛书和临沂银雀山汉简的张政烺、裘锡圭有时也被邀请参加讨论。
云梦秦简的文字整理工作分几步走：一是释文，就是要把简上写的内容认出来。过去一般人误以为秦代只是通行小篆，其实向来有“秦书八体”之说，云梦秦简的字体就是一种比汉隶更古朴的隶书。只要有一定的古文字功力，辨认秦简上大部分的文字不是太难的事。二是顺简，就是把出土时已经散乱的竹简在释文的基础上，按其内容进行衔接。这对于像“腾文书”和“大事记”也是不太困难的，因为它们的内容连贯，容易读顺；但像“法律答问”就不那么容易，因为“答问”多半是一支简一个独立的条文，它们的排序就没有一个准儿。于是我们只能按战国时代李悝的学说，依据“盗、贼、囚、捕、杂、具”的顺序，主观地作了排列。所以，整理者至今也不敢说这种排列是真正恢复原貌了的。三是考订，就是综合现有的古代文献资料，对照秦简的内容进行甄别考辨，尤其要注意现有的古籍所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人物、事件、名称、辞语等等，务求把秦简内容完全吃透。四是注释，就是把秦简上一般读者不易理解的地方，进行简明的解释。这事虽然不难，但要注释得精炼准确，也是很见功夫的。
可喜的是：文字整理工作进行比较顺利。一是学术带头人学识过硬；二是参与者来自各单位，业务强，能吃苦，很团结；三是领导重视，文物出版社社长胡绳武经常关心、过问却又从来不加干预。如果不是后来遇上地震，这个工作本可一气呵成。
《文物》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五期拟发表睡虎地秦墓的发掘报告。李学勤同我商量，可否以云梦相关同志的名义写一篇与发掘有关系的文章？我便利用午休的时间，写了一篇 3000 字短文，题：《参加云梦秦墓发掘的几点认识》，李看后很满意，于是以“孝感地区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张泽栋的名义发表了（此事当即致信县委宣传部万部长进行了说明）。
执着的秦简情结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三点多钟，唐山大地震，波及首都，红楼受到威胁，成为“危楼”。国家文物局要求我们把办公室里的私人物件拿走，红楼不再办公。我们这些从外地来的工作人员共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我的老师——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被安置到故宫武英殿打地铺住下（当时正值盛夏）。据说：皇宫的大殿可以抗九级地震。武英殿曾是李自成登基的地方，这个殿一直不属开放区域，大殿后面就是文物出版社的印刷厂。我们住在里面，虽然安全，但略显凄凉。为了根本解决安全问题，国家文物局为我们买了火车票， 7 月 31 日，我们这些外地同志全都离京返家。离京前，我得到确信：云梦秦简等珍贵文物已经转移到历史博物馆地下室保管。据说那里是绝对安全的。文字整理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久后得到恢复。好在地震前，大部分基础工作均已完成。 1976 年《文物》月刊第六、七、八期连续、完整地发表了秦简的初步释文； 1979 年，《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的平装本和线装本同时出版。云梦秦简研究热也骤然兴起。
我从 3 月 15 日辞别母亲北上，仅仅四个月的时间，不意现在回到武汉家中，我竟成了孤儿：慈母早已撇我仙逝了！回想 6 月 15 日早晨我到文物局上班，照例先去食堂早餐。此时我见到李学勤等人正拿着一份电报议论：因为电文上竟没有写收件人，他们不知是谁的电报。我接过电报，看到四个字“母死速归”。我当即肯定：电报是我的。因为我向母亲道别时，她已经病了，后来病情加重，她坚持不让父亲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工作。直到她病情危重时，父亲不得已才写信告诉我实情。不几天，噩耗就传来了！当时，由我编写的秦简 “索引”正处在扫尾阶段。李学勤说：“你什么都不要管了，赶紧去买车票！”
我回到家中，母亲的遗体已经送到殡仪馆去了，我悲痛欲绝。丧事办完，我还回云梦一趟，把在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情况向县委宣传部汇报，然后仍北返去完成我未竟的工作，但内心的伤痛一下子哪里能够抹得去！
现在，我因地震之故，提前回家，但未辱使命。回到家中，第一眼就看到我不到一岁半的小女儿：她病了几个月，两眼无神，瘦得像一只可怜的小猫！我见孩子症状，显系缺钙所致。即抱孩子去医院，要求打一针“维丁胶性钙”，以后每周一次，一共只打了三针，孩子就完全康复了。
因为接受秦简保护和整理的工作任务，致我未能照料重病的老娘，又险些耽误了小女的病。我欠老娘、欠孩子、欠家人太多太多。这使我至今想起还心惊、汗颜和内疚！
我离开北京以后，一段时间仍与那边的同志保持书信联系。所以能及时获得有关信息和资料。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正式出版发行后，我开始写了几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例如：《秦法和秦人执法》（《江汉论坛》 1979 年第三期）、《“睡简”杂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1980 年）、《秦季法律思想初探》（《法学评论》 1983 年第一期）等；我还为一些报纸、杂志写了一些知识性、介绍性文字。例如：《云梦秦简是怎样发现的》、《秦代的俸禄和口粮》、《“指鹿为马”究竟是什么意思？》等。作为一种试验，我还精选了秦简中的一些法律文献，以选修课或专题课的形式，给法律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和研究生讲授。在与一些同行相聚时，只要对方有要求，我都乐于介绍云梦秦简的有关情况和相关知识，并且总能获得积极的宣传效果。后来因为本职工作的繁重，我无暇对秦简专门、深入地研究下去。
从互联网的资料统计得知：学术界对云梦秦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包括：考古学、文献学、史学（主要是秦汉史）、法学、经济史学、民俗学、戏剧、书法，等等。研究学者分布于我国大陆、港、台、日本、新加坡和美国。这可以明显地看到云梦秦简的出土，对于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繁荣学术研究已经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饮水思源”，在云梦秦简早已轰动世界的今天，人们不应该忘记组织发掘秦简的云梦县委的坚强领导以及全身心投入、支持这一历史性发掘的热情、智慧、善良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云梦父老乡亲。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 | 
發表於 2009-10-26 23:23
發表於 2009-10-27 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