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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发现甲骨文更为重大的发现
————宗周简书文字———“蝌蚪文”的发现
（再论先秦的墨书文字）
先秦的墨书文字是指已出土的侯马盟书、湖北郭店竹简、湖北睡虎地秦简这三种墨书文字。在这三种墨书中，郭店竹简、睡虎地秦简都已出土十多年，但对于其价值的定义却存在许多问题，学术界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这就是为什么继《先秦墨书文字述论》或《被扭曲了的中国文字发展史》（参见北大、浙大、南大中文论坛）阐明秦始皇没有可能统一文字之后，还要专门撰文论述郭店楚简文字的定性及其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两种文字所起的正好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总体上来说,评价侯马盟书、郭店竹简、睡虎地秦简不能一概而论，即它们不是等价的三国墨书文字，而是要看它们分别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字系统成熟度、在历史文化的传播方面的贡献大小来判定其价值。在《先秦墨书文字述论》中，曾论述过《侯马盟书》的文字是用毛笔模仿金文而成的墨书文字，它尚未脱离金文母体，并非是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字，在这里略而不论。睡虎地秦简对大篆的改造才进行到一半，一半是大篆、一半是秦隶，处于一种半生不熟的状态，这种转变也就是数十年之间的事，但它却是汉隶的源头，虽然不是最初的源头。郭店楚简的文字却至少是与金文并行的、并与之有关联的、为古代文化的传播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在三种文字中是唯一一种相对独立而又高度成熟和完备的文字系统。据笔者考证，郭店楚简就是汉代发现的所谓“蝌蚪文”，最迟是由周代传下来的简书文字系统，周代简书的发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文字而已，还有它所承载的古代文化和文明。
一、郭店楚简是蝌蚪文
为了论述的方便，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汉代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在学术界，一般将由汉代伏生背诵的用隶书写成的《尚书》称为《今文尚书》，而将汉代孔安国所献的孔壁古文《尚书》隶定后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在这里是以文字来区别这两部不同的书的，仅就文字而言，“今文”是指隶书，“古文”是指书写《古文尚书》的、一般认为是战国古文字，而睡虎地秦简正是汉代隶书的源头，秦始皇废除古文字后，颁行全国的秦篆和隶书；郭店竹简则是秦始皇废除的古文字。一破一立，秦简和楚简正好昭示了秦代文字改革之机。
《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简帛书法选》编辑组，2002年10月，文物出版社）在“概说”中指出，“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地方文字”。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说法。
首先来看一下郭点楚简字型和笔划的特点,郭店楚简文字在字型方面的特点，一是少有棱角,二是相当于现代汉字的三角和方框多写为圆形,即为桃形或圈状,像蝌蚪的上体;笔划则多为弧形,笔划轻重的特点是在中间或稍前部分加重线条,后半部分疾速划过,起笔时笔锋细而尖,像蝌蚪的尾巴。此外，简书中的“见”、“视”、“蜀”等字简直就是活灵活现的、游动的蝌蚪。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发现古文字，一是汉代景、武间，孔壁出土的古文字；二是晋太康年间，在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出土了魏国的古文字，这两种古文字都称为“蝌蚪文”。到三国魏正始二年，鲁、魏（战国）两国的“蝌蚪文”已不存世了，有人要凭空想象来恢复“蝌蚪文”，刻了一块叫“三体石经”的碑，其中的“蝌蚪文”也就是在金文的基础上，笔划稍作变化。这种靠想像模拟出来的虽然不是古文字————“蝌蚪文”，但与金文挂钩的总体思路还是对的。“蝌蚪文”作为一种完备的墨书古文字系统，岂可以想象来恢复！不过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古人对“蝌蚪文”的神往。现在根据郭店楚简文字的字型和笔划的特点和先例，将郭店楚简的文字也称为“蝌蚪文”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因此，《简帛书法选》编辑组称“郭店楚简的文字，是典型的楚国地方文字”太过于简单化了。“概说”还指出：“楚地辽阔，系由很多方国组成的共同体。楚文化在华夏文化的基础上融会了南方的苗、彝等各族文化的因素。所以楚文化充满浪漫激情的活力，这种活力注入到文字和书法中，造就了风格迥异于中原的楚国文字与书法。”河南汲县是战国时魏地，是中原地区，出土的《竹书纪年》为蝌蚪文字，在文化发达的鲁国，孔壁出土的简书也是蝌蚪文字。这样看来，郭店楚简的文字并没有“迥异于”中原，而是与中原地区的魏国和东方的鲁国使用的是同一种古文字————“蝌蚪文”。因此，结论只能是“蝌蚪文”是战国时期各国普遍都在使用的、一种高度成熟和完备的墨书或简书古文字系统，而不是只在楚国一地出土的一种地方性文字。
二、蝌蚪文字的内容
“蝌蚪文”除了在字的外形方面像蝌蚪外，内容也有其一致性。
汉代景、武间，在孔壁出土的蝌蚪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说文解字序》又加上《春秋》，皆为典籍和史书；晋太康二年（281），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出土的蝌蚪文《竹书纪年》，是史书；1993年，湖北省郭店出土的蝌蚪文，有《老子》、《太一生水》两篇道家著作，还有十几篇是儒家的著作；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也是蝌蚪文，主要内容有：《周易》、《诗论》等；清华竹简蝌蚪文的内容有《尚书》，还有一些类似《礼》、《乐》、《周易》等竹简。这里要说明一下，清华竹简目前属于三无产品，即不知是什么时间出土的、不知是什么人挖掘的、也不知是从哪个墓葬出土的。一旦清华竹简被确定是真品，本文的论断即告成立。证明汉代孔安国献的《古文尚书》不仅内容与清华简一致，文字也是蝌蚪文，也就是现代发现的郭店楚简文字。这就是说，传播典籍是蝌蚪文的最主要功能。睡虎地秦简出土的编年体史书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秦建国于公元前221年，这批简书的写作年代应在公元前217年之前，即秦国建国四、五年后，此时文字改革业已完成。当时的法令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秦国当时不仅仅焚书、禁书，而是连同记载这些“《诗》、《书》百家语”的文字————蝌蚪古文一同禁绝，而记载这些书籍的古文字正是李斯这些秦朝官吏和当时的儒生从小就写、读的文字。由《文心雕龙。练字》“程邈造隶而古文废”可以看出，秦始皇在废除蝌蚪古文之前，便已经令人改造文字了，秦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秦朝的文字改革首先是为了政治服务的，由于“《诗》、《书》百家语”会动摇秦朝的统治，必须连带承载它们的文字一起根除。只改造并保留供朝廷官方使用的小篆或秦篆，再令人根据大篆简化、改造出一种便于书写的文字，来取代蝌蚪古文，即秦隶。在秦始皇的统治时期，吏治清正廉洁，官吏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进家门，不私交，不请托；民风淳朴，民乐于听从号令。秦新改造的文字隶书正是具有这些特点：在字形方面，方正、有棱角、不圆滑；在笔划方面，横和竖用笔直、实，很好地体现了西北秦地的民族风格。
因此，秦隶的产生不是出于实际生活————书写的需要，不是金文之外，秦国就没有其他文字可供使用，而是出于政治变革———一个统一的新政权的建立需要一种新的统一的文字与之相适应。一种文字一旦产生就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由文字的传承性决定的，除非有其他外力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蝌蚪文直至秦代还是“《诗》、《书》百家语”的传播工具。
三、蝌蚪文是周代的简书文字
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文字便是战国文字，这是一种误解，只能说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文字或战国时期正在使用的文字。因为一种文字不可能为墓葬的主人下葬而发明，发明好了就葬入坟墓，而是从前代传下来的，因此战国墓葬出土的文字有战国以前文字的可能。
本人在临写《石鼓文》、周代金文时，头脑里就有过这样的想法：说孔子作《春秋》、删《诗》，要是用这两种文字那也太麻烦了，这样一天才能写几个字呀？他肯定不是使用的这两种字，而是一种跟现代手写体差不多的字，至于是什么字，只有天知道。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韦编”是用熟牛皮编的简书。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晚年应在公元前500年以后，郭店楚简下葬的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其写作时间肯定在下葬时间之前，从孔子读的韦编到郭店楚简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上博竹简有《周易》，因此可以断定孔子读的《周易》的文字就是上博简书上的文字。上博简的《诗论》中有《诗经》的原文，孔壁出土的蝌蚪文有《春秋》，据此可以确定孔子工作用字就是蝌蚪文，这种文字的书写速度大约是现在楷书的两到三倍。如果孔子读的和使用的是同一种文字，到了公元前300年，楚国又换了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很快就臻于完善能写像《周易》、《周诗》这样高难度的周代名著，这不符合文字发展的规律，因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有了“韦编”《周易》，可以想见，《周诗》也是以“编”的形式流传的，即以简书的形式流传，这就是说，蝌蚪文最迟在周代便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各种功能都很完备的文字了。
假如我们对先秦的典籍一点都不了解，现在出土的楚简中有《周易》和一些儒家典籍，我们就认为《周易》和这些儒家典籍是出自楚国？现在的情形是郭店楚简的文字历史上曾经出土过，在中原的魏国（战国）、在东方的鲁国，因此，郭店楚简文字不可能是楚国地方文字。
从甲骨文和金文传播状况来分析，也是从中原地区向楚国传播，作为至少与金文并行并与金文有联系的蝌蚪文怎么可能由楚国向中原传播呢？楚简文字与金文在字形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特征，也就透露了楚简文字可能是周代简书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楚简文字只有产生在周代，这一产生了金文的朝代，才合情合理，《周易》、《周诗》这些周代的经典著作所用的文字只能是周代的简书文字，绝对不可能用与内容毫不相关的楚国文字（如果楚国有独立的文字的话）来书写。目前出土的所有的战国楚简，足以说明楚国贵族集团对于宗周文化和中原文明的崇拜与不遗余力地借鉴和继承，楚国产生的一位大思想家老子、一位大诗人屈原正是基于中原文化的丰富养料。楚国在接受中原文化的时候，不是买珠还椟式的，只接受中原的文化和文明而拒绝接受其文字，由自己重新发明一种文字来承载这种文化，而是思想文化和文字配套接受。结论只能是：非宗周不能发明和使用这种简书文字，非这种简书文字不能承载《周易》、《周诗》————周代的“郁郁乎文”。
四、周代简书文字发现的意义
从郭店楚简文字与金文在字形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关系来分析，周代的简书文字最迟是与周代的金文并行的文字，是周代以来至秦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载体，由包山楚简及河南新蔡楚简文字的使用情况看，都是用作墓主人陪葬品纪录的“遣册”，周代的简书文字也是当时及其后（至秦代）的日常用字，而金文则是鼎、钟、兵器之类的装饰性文字。长期以来，之所以只见金文不见简书文字，是因为青铜器比竹简更易保存。
从文字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发源地在中原（今河南安阳），金文也以周代的都城为中心，也在中原，简书文字的发源及其使用也应在中原地区，因为周代的简书文字虽然是一种独立的文字系统，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它与金文的联系是显而易见。蝌蚪文字现在楚国发现是必然中的偶然，周代的简书文字先秦各国都在使用，各国都有发现的可能，中原的魏国（战国）、东方的鲁国，在汉、魏（三国）时已经发现过了，这是一种必然性；现在，楚国出土了蝌蚪文，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之中的偶然。
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一时，因为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这当然是一项重大发现，但它的意义仅限于文字而已。周代简书文字————蝌蚪文的发现就不同了，它的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古文字系统，“文以载道”，连它所载的道也一并被发现，新发现的典籍可以与现存的典籍进行比较研究，新发现的已失传的典籍，则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些典籍有些是周代的重要著作，如《周易》、《诗论》中的《周诗》等；有的则是中国文史哲的源头儒、道两家的重要著作，如《老子》等。郭店楚简发现以来所有这些周代简书文字的发现，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周代简书文字的发现在文化方面所产生的持久和深远的影响是甲骨文不可比拟的。面对清华简，有人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我希望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清华简，而是对所有的周代简书文字说的。
得到清华简以后，研究者曾动情地说过：“我怎么就那么幸运呢！”在这里我希望不是只对清华简，而是所有战国楚墓出土的周代简书文字，不是这位研究者一人，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说一声：“我怎么就那么幸运呢！”周代的简书文字————蝌蚪文使我们重新回首审视灿烂的古代文明。
五、结束语
汉代以来，驮载自宗周以来至秦代的古代思想文化的周代简书文字，犹如神龙一般，见尾不见首，凭着一鳞、一爪、一须，终于把她还原出来了，郭店等地一大批楚简的发现，便是这条龙的龙头，现在周代的简书文字终于横空出世了。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2009-2-13
逃亡于北京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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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9-11-9 11:45
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