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懒是错误的邻居（转贴）

jiaguwen1899

很早的帖子，刚从网上看到，于是转贴过来：

偷懒是错误的邻居
时间:2004年2月22日 作者：张金耀 来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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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懒是错误的邻居，错误是位不速之客，往往在人心存侥幸地偷懒时见缝插针地钻过来串门。

语言学界的“王海”伍铁平教授最近在《“三人成虎”新版》一文（刊于《学术界》2000年第2期）中讲到，英国学者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在其所著学术评传《列维—斯特劳斯》中介绍传主的《野蛮人的思想》时指出，只要人们一越过多佛尔海峡（Dover Strait），便可看出英国人给狗命名的方式不同于法国，以此来说明传主“法国式的广义概括站不住脚”。但大约因为“海峡”（strait）与“街道”（street）的英文形近，中文译者遂将“多佛尔海峡”误译为“多佛街道”（王庆仁中译本，页107）。这就导致一些学者在引用利奇的看法时，也沿袭了这一误译。外文原版书在大陆是虽不名贵但却稀有的东西，要征引者在引用译文时核查原文，虽是正当的要求，却有困难的事实。不过，当所引文字涉及到一些极其常见的材料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复按，却侥幸地偷懒，但常常不幸地犯错。

手边就有几个现成的例子。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自其梓行，即驰誉学林，现已成为研治“龙学”之经典著作，然亦间有错讹之处，杨明照、王利器、牟世金、张立斋、李曰刚、斯波六郎诸家已多有匡正。

《文心雕龙》第三篇《宗经》中自“夫易惟谈天”至“表里之异体者也”一段文字，范先生在注中称其师陈汉章先生说此段文字本于王粲《荆州文学志》，他自己又加案语称王粲文见《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和《太平御览》卷六百零八。查《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引《荆州文学记官志》并无此段文字，《太平御览》（涵芬楼影宋本）卷六○八有此段文字，但出处明确标为《文心雕龙》，卷六○七引《荆州文学官志》（《太平御览》全书引《荆州文学官志》仅此一处）亦无此段文字。陈先生之言及范先生所注出处可能是由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一而来，此卷所辑《荆州文学记官志》即录有此段文字，出处与范先生所说相同。杨明照、王利器两位先生又努力追根溯源，指出严氏系袭清康熙时张英等人纂修《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二及卷一百九十三误引（参杨著《学不已斋杂著》页525、王著《文心雕龙校证》页14）。杨先生后来又进一步考明严氏之误乃由明铜活字本及倪焕刻本《太平御览》错简所致（参《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页20），此说更为探本得要，因为《渊鉴类函》征引上述文字，散在五处（《周易》、《尚书》、《毛诗》、《春秋》、《礼记》之一、增补部分），且未全引，严氏之误不大可能是沿袭此书而来。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应是张英等人和严氏都使用了前述有错简版本的《太平御览》，因而导致产生了相同的错误。

林岗先生《论明清之际小说评点的文学自觉》一文（刊于《文学遗产》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后又稍作修改收入其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一书）在说明“晚明迄清季的小说话语状况”时举例道：
清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重厚”条引钱氏语，大发感慨指斥小说，比之汉宋诸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从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其近于禽兽乎！”

读书细致的傅杰先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傅文刊于《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指出上文中的“钱氏”乃钱大昕，“古有儒释道三教”云云见于钱氏所著《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条。钱氏在顾炎武卒后四十余年才出生，顾氏如何能预引钱氏语？其实，这段钱氏语本是黄汝成在《日知录集释》中拿来参证顾氏语的。黄氏在道光年间综引九十六位学者的言论并加上自己的案语分置于《日知录》中相关各条，是曰“集释”。这九十六位学者的名单附于黄氏叙末，其中第五位即“钱氏大昕”。《日知录集释》的释文，各种版本皆以小字印出，顾氏自己的释文标为“原注”排在最前，随后才罗列各家的相关说法。阅书时稍加注意，就不会产生林岗先生那样的误解。

无独有偶，王学泰先生也接连重蹈覆辙，他在其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第三四二页和《〈发现另一个中国〉序》一文（刊于《博览群书》二○○○年第三期）中称“顾炎武在《日知录·厚重》中说”，接下来的引文却是前述钱氏语。王先生不仅将绕嘴的“重厚”颠倒成顺口的“厚重”，而且干脆让“钱氏”消失，把这段话直接变为了顾氏的言论。

顾炎武虽然鄙视纯粹的文学与文人，主张文章应经世致用，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律己劝人（《与友人书》），并在前揭《重厚》条中痛诋“淫辞艳曲”，不过他对小说尚无明确的意见。以考据名家的钱大昕则一贯对小说大加挞伐，态度比顾氏对淫辞艳曲更为决绝，除前述引文外，他还说：
唐士大夫多浮薄轻佻，所作小说，无非奇诡妖艳之事，任意编造，诳惑后辈。……宋元以后，士之能自立者，皆耻而不为矣。而市井无赖，别有说书一家，演义盲词，日增月益，诲淫劝杀，为风俗人心之害，较之唐人小说，殆有甚焉。（《十驾斋养新录》卷18《文人浮薄》条）

范、林、王三位先生各自在案语和引文之后发表议论：范先生引《文史通义·说林》来说明刘勰“袭用”王粲成文，是不同于“考证之体”的“著作之体”，“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林、王二先生则以顾炎武取代钱大昕，称顾氏的说法“保守而渺无新意”，对小说给予民众的影响“完全持否定态度”。可是他们立论的证据却源于误解，因而议论犹如沙上之塔，全无根柢，尽成凭虚，而且钻之弥深，失之愈远了。
  
《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一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