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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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

———今本《老子》是汉代政治的产物


“黄老之术”是西汉初期的国策，这里的“老”指老子和他的著作《老子》，“黄”是指黄帝及其著作或思想，那么黄帝具体的著作和思想究竟是什么，至今尚无定论，而 “黄老之学”中黄帝的著作及其思想的正确认定，对于重新确定今本《老子》的性质又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不揣浅陋，谨对此问题作一番初步的探索，以求教于海内方家。


一 秦、汉国术的调整
申韩之术，乃秦之国术，秦始皇执之而得天下，既得天下之后，秦始皇犹固执之，二世而亡。一得一亡，申韩之术皆起主导作用。
申韩之术，有其两面性，秦之得天下，是利用其好的一面；秦之祚短，是显示出它有缺陷的一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集解》注“喜刑名法术之学”一句曰：“《新序》曰：‘申子之书言人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故号曰‘术’。商鞅所为书号曰‘法’。皆曰‘刑名’，故号曰‘刑名法术之书’’”这样说来，韩非是法家主要的代表人物，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史记·太史公自序》评论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老子韩非列传》又曰：“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这样看来，申韩之术，秦之马也，马上可以打天下（可以行一时之计），马上却不可以治天下（不可长用也），秦反其道而用之，故二世而亡。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命陆贾探究秦始皇丧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写道：“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汉高祖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刚从秦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天下之民得以喘息。文帝、景帝崇尚黄老，继续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终于促成了西汉的全盛时期的到来———“文景之治”。其间，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窦太后，历文、景、武三朝，对于汉初的国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汉书·外戚传》称她“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以此而言，称黄老为西汉初期的国术，当不为过。
关于这一转变，《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述得很精彩：“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陆贾援古证今，将“得天下”与“治天下”不同术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长久之术”，这正是刘邦所迫切需要的，它就是老子的“无为”。
   
                       二 什么是“黄老”？
“黄老”既为西汉初期的国术，那么，何谓“黄老”？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说“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但任继愈先生却认为：“黄老之称虽指得是黄帝、老子，黄老之学却与黄帝、老子不是一码事。”（《中国哲学发展史·汉初黄老学派》，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任继愈先生认为：“汉代的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它兴盛于汉初，只是假托黄帝的名义而立言，它与老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上）笔者除了对“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这一定性有疑义外，任先生其它方面的意见还是正确的。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者有的成名成家，成不了家，成不了名的怎么办？把自己的观点叙述出来，借别人的名来推出这些观点，借谁的名？黄帝。当时有许多书，都是这样推出的，仅《汉书·艺文志》有明文记载的就不下二十余种，这些书无一例外皆托名黄帝。这样做的好处是：一、黄帝年代久远，无从考察其真假；二、黄帝名气大，作品易于流传。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前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古逸书。书中避邦字讳，可见是汉代以后的作品。从它们的思想体系和习惯用语等方面可以看出，这四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可以看作是一部书。因为在《老子》乙本之前，又是四篇，有学者认为这四篇古逸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关于这四篇古逸书的年代，有的学者认为是战国中、晚期，有的则认为是秦汉时期的作品，因为书中有“黔首”一词。即使时代能确定，《黄帝四经》依然是伪托之作，非出自黄帝本人之手，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从四篇逸书的思想内容来看，主要讲的是治国之术，但观点并不统一，有法家的主张，有老子的思想，也有儒家的观点，内容很驳杂。如果将四篇古逸书定为《黄帝四经》，并确定为汉代“黄老”中黄帝的主要经典，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史》、《汉》在论述“黄老”的时候，提及《老子》，为什么没有提及《黄帝四经》？“黄老”，即黄帝和老子，老子的代表作为《老子》，黄帝的代表作如果真是《黄帝四经》的话，《史记·外戚世家》就不会这样叙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如果《黄帝四经》就是黄帝的著作，即使是一般的人写历史，这里的《黄帝》也应该写为《黄帝四经》，更不要说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了，司马迁之所以没有这样写，只有一种可能，这里的《黄帝》不是《黄帝四经》的简称。《汉书·外戚传》叙述为：“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司马迁记载读的是两种书，一种是《黄帝》，另一种是《老子》，到了班固，好黄帝、老子两人之言，为什么只读老子一人之书？这种记载如果是两位史家的疏失的话，则司马迁是不称职的史家，而班固简直根本就不配称为史家。
托黄帝之名所著的书，既不是黄帝本人所著，又不知为何人所作，且内容驳杂，不可能作为“黄老”中“黄”的代表著作和思想。在战国末期，有一个派别，其学说既传承自黄帝，又对汉代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法家。法家托黄帝来阐述自己的主张：申不害曰：“黄德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艺文类聚·卷五四》引）；商鞅曰：“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商君书·画策》）；韩非曰：“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韩非子·扬权》）。在法家的心目中，黄帝是一位“法君”，其特点是“执符以听”、“法则分明”（参见：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末尾抄录的《伊尹·九主》）。
“黄老”一词出现于西汉初期，当时统治者正需要能使汉朝长治久安的政策和策略，政策就使用老子的“清净无为”，再辅之以“申韩之术”，作为西汉治国的策略。秦以申韩之术得国，亦以申韩之术亡国，汉承秦后，如果再袭用申韩之术，等于继续使用亡国之策，不用申韩之术，则治国之术，未有善于此者。由于“申韩之术”中申、商、韩三家都认为自己是传承了黄帝的衣钵，汉代就以“黄帝”命名“申韩”，汤换药不换，“申韩之术”虽然是“黄帝”的核心内容，其它托名黄帝的关于治国方面的书则亦用作参考书目，如《黄帝四经》、《伊尹》等皆是此类。这样一来，西汉初期的政治思想体系便形成了，因此，任先生认为“黄老之学是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是不确切的，黄老之术作为西汉初期的国术，“黄老之学”便是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政治思想体系。换句话说，“黄老”不是为学术而诞生的，而是为西汉的政治而诞生，也是为西汉的政治服务的。


三 《史记》笔法揭示真相 《汉书》一言以定音
《老子》是哲学家的著作，申韩之术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与策略，从性质方面讲，两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之所以被糅合在一起成为“黄老”，是因为它们符合西汉统治者“文武并用，长久之术”的政治需要。开始使用时，“黄”是“黄”，“老”是“老”，即申韩之术与《老子》是分开的，后来为了教育后代的方便，干脆就将申韩之术的精华直接编入《老子》，这样一来，一部“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黄老”读本便编成功了，这就是今本《老子》。据《史》、《汉》两家记载，帝（景帝）、太子、诸窦都是用的这个本子。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儒家。汉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前，曾有一个反对和排斥儒家的过程，其代表人物以文帝、景帝、窦太后为代表。郭店简书《老子》中“绝智弃辩”被篡改为“绝圣弃智”，“绝伪弃虑”被篡改为“绝仁弃义”，使《老子》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从情理上推，当在文、景之世，景帝既读改造后的《老子》，加上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抄写年代，应当在文帝之世；反儒的理论根据是《庄子》。司马迁编写《史记》时，一般都是将性质相同的人合传，如孟子荀卿、范雎蔡泽、屈原贾生、张耳陈余等合传，司马迁为什么要将老、庄、申、韩合传？申韩是法家，庄子是小说家，老子是哲学家，主要是因为申韩与老子结合成为“黄老”，《庄子》中有反儒的言论，虽然这些言论多为后人所托，但西汉的统治者照样利用。司马迁对这些当然心知肚明，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不敢明白地说出来。首先，篡改《老子》的事不能让百姓知道，知道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第二，“愚民”，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利器”，“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百姓只要听话就行，不需要知道的太多。篡改《老子》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肯定不少，但是没人敢说，几代下来，一般的人也就没有知道的了。班固是一位史学家，他也知道，但他也不会说出来，因为这是国家的机密，他看司马迁在笔法上做文章，自己便在文字用工夫，这就是《汉书·外戚传》为什么窦太后好两家之言，只读一家之书的原因。由于不便直接告诉读者，两位史学大师皆以暗示的手法告诉后人，只有对《老子》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的人，才能读出来。


四 今本《老子》的性质
今本《老子》是西汉初期的统治者，根据当时政治或治国的需要，在《老子》（即简书）基础上，加入了申韩的内容和《庄子》的思想混合而成的一部皇家读本。其中也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如鲁迅所说：“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汉文学史纲》）而这些文字皆无甚意义。郭店简书《老子》出土的最为重大的意义，莫过于对今本《老子》进行重新定性。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201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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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日下午，此文在复旦论坛“古典文献”及“哲学漫谈”两栏，数小时内点击率超过一千，此等景象自本人上网以来未之见也，难道此文在复旦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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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东西是需要斑竹、qingqing及诸位批评和讨论的。
本人将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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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人在北京，当时《简书老子笺证》（1）刚完成，尚未发表，觉得应该向掌门人李学勤先生汇报一下，就去了清华大学。李先生当时有事，安排秘书接待我，秘书很年轻，是个小伙子，自己介绍是李先生的研究生，秘书是兼职。我找李先生有两件事：一是要汇报我与别人不同的观点，即后来《简书老子笺证》（1）里面的内容；二是要向他汇报我已经基本搞清楚老子的来龙去脉，问一下他是否可以帮忙让我出一本这方面的书，不要自己掏腰包的那种。
    秘书告诉我，李先生的观点与我的不同，我也只好作罢。秘书向我介绍了一些有关老子研究方面的情况，并推荐了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先生的关于研究老子方面的书，我后来到国家图书馆看了这部著作，受益非浅。
    当时距离我第一次接触老子的时间也就半年左右，我对秘书说我已经把老子搞清楚了，其实只有个大概的印象和思路。
    李先生可能不会同意我的《简书老子笺证》（1）里的所有观点，至少是部分同意；李先生也可能不会同意我的《简书老子笺证》（2）里的所有观点，至少会部分同意；李先生也许不会完全同意拙作《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的所有观点，至少也会同意一部分。这也就够了。
    在出土古文字方面，李先生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正好相反，但这并不影响先生作为我的师长。古人有言曰：和而不同。此之谓也。
    现在，《笺证》（1）、（2）及《破解千古学术谜案———黄老之术》这一个系列都出来了，我已经把有关老子的一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因为我现在人不在北京，就借北大论坛向您报告一下，以证明我不是在欺骗或吹牛。
    再次感谢您和您的秘书！
    同时祝愿先生健康、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