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钱穆《老子》研究的得与失

biglee100

略论钱穆《老子》研究的得与失

    钱穆先生所著《庄老通辨》，在现代《老子》研究中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研究《老子》者可以一读。
之所以说它重要，因为前人几乎没有人认为《老子》的成书年代在《庄子》之后。钱先生对于先秦的典籍非常熟悉，对于那一时代的生活也比较了解，他读《老子》时敏锐地觉察到，《老子》中有晚于《庄子》的东西存在。如果在现在，由于有了郭店〈老子〉，这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大家都认为〈老子〉早于〈庄子〉时代就难能可贵了。尽管明代的马皇后已经指出〈老子〉中思想的矛盾，从学术的层面来论述这个问题，钱穆可能是第一人。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钱穆先生在“〈老子〉书晚出补正”中，以“常”为例来证明〈老子〉晚出，他所列举的例子：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4 知和曰常。无遗身殃，是谓习常。5 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得不忒，复归于无极。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以上参见〈庄老通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9月，P269）以上5条皆出于五千言〈老子〉，而无一条出于郭店简书，皆为秦汉人所补，似绕口令的游戏文字，只是“微言”，并无“大意”。先生的语感准确，如有神助。其后所列有五千言、郭店参半，也有全属郭店简书者。
关于《老子》书晚出这一论断，钱先生有一个系列的文章，它们分别是《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1923年）、《再论<老子>成书年代》（1932）、《三论<老子>成书年代》(1947年)以及上述《<老子>书晚出补正》（1957年）。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老子》书晚出，论述的主要方法是列举字、词，与《庄子》等书进行比较，最后得出《老子》书晚出的结论。本人虽然赞成先生的观点，但认为先生的方法过于简单，因为，思想的时代烙印远比字、词要大得多：如“愚民”出于申韩、“小国寡民”源自《庄子》、非儒肇自秦汉等等（参见拙作《郭店老子笺证》（2）），其时代特征至为明显，而字、词则否，故先生多有将郭店简书《老子》中的字、词证作晚于《庄子》，这一点不能让人信服。
    钱先生指出：“《老子》书之晚出，今日已成定论。顾或主在庄子前，或主在庄子后。余夙主后说。”（P94）应该说钱先生的判断还是很正确的。五千言《老子》成书于秦以后的证据至少有二：其一，“愚民”出于申韩；其二，“非儒”出于秦汉。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可以作为五千言《老子》不晚于汉文帝之世的证明。
    关于《老子》与《庄子》孰先孰后的问题，钱先生认为，“转读《老子》书，则可见老子思想，显然有从庄子转手，有其相异，而其先后递承之迹，亦有可得而指说者。”（P147）“有从庄子转手”，在五千言《老子》中，当指“小国”、“寡民”一节；“有其相异”，当指在《庄子》中，此节是古人对于远古时代的回望，在《老子》中，此节的意思是要使整个社会回到原始社会，二者有性质上的不同。（参见拙作《郭店老子笺证》（2））然而，当读至“后人习于陈说，必谓老先庄后，于是以老解庄，而转多失于庄书之原意矣。”则知钱先生以为五千言《老子》是全部“从庄子转手”，即《老子》全抄《庄子》，这一点也未敢苟同。
    正是由于钱先生基于这一认识，将自己的书名定为《庄老通辨》。当网友推荐这部书给我，我把它理解为“老庄通辨”，在图书馆到处都找不到。几个月之后，才最终查到《庄老通辨》。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连司马迁的《史记》也不予采信，也是矫往过正之意。
    钱先生的结论有二：1 《老子》之书晚出；2 《老子》“有从庄子转手”。这两个论断在整个《老子》研究过程中是具有阶段性的结论，标志着两千多年来，将五千言《老子》奉为经典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在某些枝节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由于没有帛书、简书《老子》作为参考，出现这些枝节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大约在民国期间，学术界可能有一股怀疑《老子》之风，以鲁迅、钱穆两先生为代表，至于究竟能追溯多远，因缺乏研究，目前还不能定论（参见拙作《鲁迅在老子研究中的地位》，将此题键入百度即可）。《老子》在秦汉间被改造后，后代人遂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曲解、乱解、歪解《老子》，这是老子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如同乒乓球的初级阶段一样，两副拍子、一个台子，两个人炒蚕豆（掂球），中间没有网子，发展到后来才在中间加一道网子，各种规矩逐步发展完善，艺术性逐步加强，现在已经正式作为奥运会的项目。《老子》研究中的网子，就是郭店《老子》的出土，郭店《老子》的出土使《老子》研究走上了正规化，也使各家自由发挥的余地小了，这绝不是说《老子》没有东西可以研究，而是不能够像以前那样由着自己的性子，随意地使《老子》庸俗化、加大老子思想的矛盾。其实在鲁迅、钱穆之前，明代的马皇后已经指出《老子》在思想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马皇后本传”：“一日，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曰：‘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义也，岂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马皇后的话，一句可以顶一万句，这倒并不是因为她的政治地位，而是她第一个揭示了五千言的真相。秦汉帝国以皇权来制造五千言《老子》这一学术史上最大骗局（参见拙作《破解千古学术谜案-----汉代的“黄老”》，可在摆渡中搜得），马皇后的话，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观点，其实是代表了大明帝国对于五千言《老子》的否定。
    在现在国学大师满天飞的情况下，在国学研究领域，我要说钱穆先生是一位非凡导师。有钱穆在，台湾的国学研究不可谓无人。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李东怀
                                                                                      2010-8-31

biglee100

经过大略的梳理，五千言《老子》其实一直有人在怀疑其真实性，如汉代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五千言《老子》，“其辞难知”，但他充分地肯定了老子正面的东西；明代的马皇后指出了五千言《老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民国时，鲁迅、钱穆两先生都对五千言《老子》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任何谎言或造假，“都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总有骗不了的时候和骗不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