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兰先生一篇文章有感

jiaguwen1899

    今天读到唐兰先生写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关于“尾右甲”卜辞——董作宾氏典册即龟版说之商榷》（《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3期），其中在对董作宾先生一个学术观点进行批评时谈到一些治学方法和态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这些后辈记取。文章首先谈到当时古史研究的两种方法，唐先生显然是倾向第二种方法的，不过请注意最后一句“但我们切不可忘了精密正确”：
    “现代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有两种，或用怀疑的目光，来推翻旧有的史料及传说，或由考古学上的发现或发明来印证纸上材料而建设起新的历史。这两种方法里面，前者祗是首先发难，而不能有最后的成功；后者在精密正确的研究之下，由极琐细的发现到绝大的发明，渐渐累积起来，就可以成为做一部古代史所需要的资料。建设古史的重担，是要用后一种方法的人们负荷起来的，但我们切不可忘了精密正确。”
    此下唐先生先是详引董先生由一枚龟版尾右甲刻辞“册六”的释读引申到认为“册”“典”本指编连龟版而非指竹木简札之说（《商代龟卜之推测》，《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认为董说的论证存在八个问题，然后通过对甲骨文字形体规律的认识，指出所谓“册六”之“六”实为“入”之误认，进而通过归纳尾右甲刻辞通例，指出“入”是动词，与“来”义近，其上都是人名。在陈述自己看法的过程中，唐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董氏发掘殷虚，捆载以归的时候，他一定抱有狠热烈的蕲望，想在这批材料里面有狠大的发现。所以，当‘册∧’两字的发现，他的热情就驱使他去做一个美妙的解释；这原是人之常情，我们所可以想像的。偶然把应释‘入’的‘∧’字错释做‘六’，本不狠要紧；即使假定‘册六’和龟版的枚数有关，也不过假定而已。但把册六确定做六枚龟版一册，而且引起了典册都是龟版的说法，这是可商的。”
    唐先生对董先生心理状态的揣摩，未知董先生是否会首肯。不过唐先生的话还是值得相关领域研究者的警醒，至少笔者扪心自问，并不能免此心态，导致思考问题时往往不够严谨，是需要时常用唐先生的这些话来自警的。

则成

学习了

ljltom

确实会犯这种错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