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葵 《 中华读书报 》（ 2010年12月22日 07 版）
1973年7月顾颉刚夫妇与刘起釪、黄葵（右二）合影
《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今年12月25日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据闻《顾颉刚全集》也将于年底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我是顾颉刚先生的晚年学生，得到顾先生的特别关怀和教诲，现将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以为纪念。
教授“经学通论”
我们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第一期学生，由于齐燕铭、金灿然、魏建功等人关照，得到了特别培养：开了多种专书导读，开了“中国文化史讲座”，开了敦煌学研究，开了“国外汉学研究”，还开设了经学、目录学、版本学、史料学等课程，聘请了校内外一流研究专家授课，其中最著名的是顾颉刚先生，他为我们讲授“经学通论”一课。
那是1964年3月初，魏建功陪同当时大名鼎鼎的顾颉刚先生来给我们讲授“经学通论”。我们这批年轻学子，对顾先生早已是久闻大名、景仰已久了。当日一见，却是一名身材高大、穿着朴实、皓首白发、慈眉善眼的老先生。他当年已有72岁了。他讲“经学”，对于今古文之争及传承，用图表展示，十分清晰。对于这个古今难题，他讲得那么透彻，令人惊叹不已：“真不愧是个国学大师！经学泰斗！”
当时，顾先生有高血压、神经衰弱、便血等病缠身，学校为其在朗润园专家招待所专门安排了一套住房，师母张静秋陪同生活。
一天下午，我和孙适中同学前去拜望先生，并请教一些问题。对于我们一些浅显甚至错误的问题，先生总是十分耐心地一一解答，并细致教授治学方法。临走，先生还叫我们等一下，他给我们一人写了一幅条幅。给孙适中写的什么记不清了，给我的是录毛主席诗《七律·登庐山》，并讲解“跃上葱笼四百旋”，是讲有400来道弯，写庐山的雄伟与壮丽及登山的情景，“跃”同“飞”一样，是富有表现力的“炼字”，十分形象、生动，万仞峰峦似乎一跃而上，既见轻快迅速的登山过程，又足见意气风发的神态和豪爽的诗人情致。他还说，他曾坐轿子上过山，没有这种感觉；后乘车上山，便有盘旋飞上的感觉。庐山公路35公里，多盘旋在崇山峻岭中，约有四百个转弯。我1973年6月乘车上庐山曾一一数过，自山下至山顶公园，共约有489个弯。因为顾师讲过，所以我特意地仔细数过。
授课至四月中旬，先生病犯了，又便血。便中止了授课。不久，先生便到青岛疗养去了。因此，我们的“经学通论”只学了一半，没有学“通”。不过，当年先生授课，我都做了详细笔记。至今已是四十年，我还珍藏着这本课堂笔记。
“天圆地方”
顾先生家住城中干面胡同61号。据云，先生原住苏州，后住上海，在上海多处任职、任教。1954年8月调北京，搬迁时，先生藏书甚多，整整装了火车货车整整一个车皮。中央为了保证他藏书和工作，专门将干面胡同一个大四合院分给他住。并准备了助手一人。
先生病后，我曾去他府上拜望。先生热情地接待我，并留用午餐。席间，先生婉转谈到他的藏书很乱，尤其是收藏的碑帖、字帖很多，十分凌乱，希望有人替他整理，分次编目，记录在册。我说我礼拜天无事，可为先生整理。先生十分高兴，并说，鉴别碑帖、字帖，分别时代、作者、书类，是一门学问，可以增长学识。如果遇到问题，他可以具体来解决。这样，大约有两三个月的礼拜天和节日，我都在先生家中，为先生总理了上千册字帖，并一一登录。中间得到先生的精心指教，学到了不少知识。
休息时，先生如父亲般陪我饮茶，并把自己的日志翻给我看。先生有个好习惯，天天写日记，将一天所历所见所思记录在册。这种日记，并非一般“流水账”，而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日志。比如先生应酬很多，或与人座谈，或与人笔会，或与人书信往还，甚至看戏、宴会等，先生都有记录。例如，看了一场戏，先生将戏票、请帖贴在上面，记上看的什么戏，什么人创作，主角是谁，其中内容是什么，有哪些不合史实，有哪些语言文字错误，艺术上有什么创造与不足，等等。先生说，他从看戏中得到启发。他发现戏是同一个戏，越到后来便添枝加叶演绎很多。由此想到中国史书记述前代事，不也是这样吗？他深入研究，便形成了他著名的“层累地建造中国古史”的结论。看了，令人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意：先生真不愧是一个学术大家，真是个有心人！
先生为了答谢我，找了两种书送我。一种是《说文解字》，是清初的校正本，已有多人收藏过，书前有收藏印章。另一种是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一共四函线装。先生说，这是一部培养学术修养的好书，每天读一二则，会对国学大有裨益。这套书我一直收藏。前几年，因未晾晒，被蠹虫蠹坏，使我痛心不已。书前顾师题写的赠文也一字不存，真令人跌足！
有一次午餐前，先生拿出一幅他手书的字幅送我，上书八个大字：
天圆地方；业精于勤。
先生解释说：“天圆地方”这是古话，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不动，而天在动。这是不科学的。但我用它来比方做学问：天，颠也，指人头脑，头脑要圆通，善于思索，善于动脑子；地，比喻坐地，要坐得住，能在寒窗下坐冷板凳，刻苦潜心学习研究。这幅字，我精心收藏着。“文革”中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的字幅（包括这幅）被人劫走。我从干校回京，要求中华书局追查，始终没有结果。我真痛恨这场“文化大革命”，惋惜这些文化精品！
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闻悉此事，亦为我深深惋惜，并为我写了一幅字，其词曰：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覃思仿佛有神助，勤能补拙不我欺。
天圆地方说亦古，颉老书以勖黄葵。
后来居上子可畏，前哲往矣怆奚为！
乙丑岁抄得先义书，知顾颉老尝贻以八字，因足成一诗，即希两正！
吴小如（章）
重庆渝州大学厐存周教授闻知此事，亦补书一幅字，书曰：
天圆地方；业精于勤。
黄葵老师，顾颉刚先生之门弟子也。先生以史学闻名中外，性朴厚，好奖掖才隽。尝手书：“天圆地方，业精于勤”贻黄老师。黄老师张之壁间，昕夕晤对。不幸于浩劫中损失，念叹不已。而顾先生又早归道山，补写无从，我特为重书之。我亦久怀景仰之情，敬为书之如右。
一九八四年岁次甲子春节 存周于渝州大学（章）
“不要忘了读自己专业的书”
1964年快毕业了，毕业论文作什么，心中没底。我请教顾先生，他说，大学学习是打下专业基础，培养自己寻找知识的基本能力，要认真读书，钻进去，一丝不苟，一个字、一个标点，都去斟酌。这样，触类旁通，会扩大自己知识面，获取多方面的知识。当时，宋云彬先生给我们讲授专书《史记》，我仔细读了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并买了一套《史记》，借读了《史记会注考证》，准备专门探索《史记》的校勘、断句、标点问题。顾先生让我再缩小范围，我便确定专搞《史记》的新式标点问题。为此，我跑北京图书馆，泡北大图书馆，将顾师送我的一套白文本《史记》（三大本）用来过录《史记评林》、《史汉选读》、《史记选讲》、《史记》标点本等断句标点，用各种色笔分别标出。这样，从各书标点差异中比较，提出问题，再寻找史料，用以确定正确的断点，列出了480多例，归纳分类，写出了《〈史记〉标点释例》，专门纠正王伯祥《史记选》的疑误之处。我的指导老师名为宋云彬，实际上指导最多的是顾颉刚先生。稿成后，首先呈顾先生审阅。顾先生看了很高兴，亲自转呈了王伯祥先生。不久，王先生约我到他家，谈了我的论文稿，颇多夸奖，并不断自责自己“粗疏”。我感到无地自容。王先生留我午餐，并亲笔赠写一幅条幅（可惜“文革”中佚失）。王先生说，他和顾先生、宋先生年轻时便是同学、好朋友，几十年“文字之交”，可说是“三家村”（当时《北京晚报》每天都登“三家邨杂记”）。我这才了解他们的学术交谊。顾师母说，他们三个人，几十年好得不得了，但三人性情不同：宋先生潇洒，饮美酒，唱昆曲，悠哉游哉；王先生坦然平和，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只有这顾老夫子，一生不改钻书习气，刻板老气，不会消闲。
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古代史组做编辑。当时金老总找我谈话，问我工作是否愿意由老先生带。我是求之不得，十分高兴。万没想到，金老总要我跟顾颉刚先生。当时顾先生编制在社科院，但因一些国家任务，他的工作便在中华书局，因此我能有缘从师学习。可惜，没过多久，我和一批同志派往山西昔阳搞“四清”；搞了一年回来，不久又派去河南林县搞“四清”，直到“文革”开始，回到北京。然而此时，“文革”是“革”文化的命，社科院揪出一批“反动学术权威”，顾先生被划为“第一号反动学术权威”，被集中劳动改造、政治批判。
1966年8月，面临抄家，顾先生仰天长叹，顿足捶胸。家人恐惧，乱了方寸，抬出几箱信札和照片，偷偷焚毁。信札很多，烧了三天；11月、12月又烧毁了一批珍贵的信札。1966年至1970年，顾先生治学坚韧不拔，他接受批判之余，在动乱中仍偷暇读书、写笔记，著名的《古史札记》九册，就是其间的著述。没有稿笺和毛笔，就用小学生“作文本”一页一页地用钢笔写下来。这其间，我曾偷偷地前去看望过顾先生。我见他在写《耄学丛谈》，专心致志地写着。我看先生憔悴，劝他放宽心，少劳神，多注重身体。先生说：“这没什么，写作条件比抗战时在你们四川好多了。人家批判我，我没什么。”并说他平生最喜一副对联是：“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知道我在运动中是“逍遥派”，就恳切地说：“要认真读书，多读书，不仅要读马列的书，还不要忘了读自己专业的书。”
1969年10月，我和中华书局、文化部六千人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那儿搞“斗批改”。对于顾先生一家，音讯杳无。后来，从杨伯峻那儿得知：1971年4月，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提议，命顾颉刚先生主持标点《廿四史》。当时，有人向周总理说，顾颉刚是反动权威，不能解放，还要监督改造。周总理说，对顾颉刚这种人，你还要怎样改造？让他为国家主持校点《廿四史》，就是最好的改造。听到这个消息，使我十分兴奋：顾先生有出头之日了。我们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解放的曙光。
愧对恩师厚爱
1973年7月我被“分配”支授边疆，到南宁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教授“古汉语”、“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毛主席诗词”等课。行前，到北京搬家，办理调动、户口等手续。到了北京，我约同刘起釪先生去看望顾颉刚先生。那时，先生已搬回干面胡同61号，但南院还有几户人家没有搬走，书籍堆在北房大房中，他的工作室就设在家里。先生见我去看他，十分高兴，与我亲切交谈。问我现在广西大学情况怎样？并谈到当初马君武主办广西大学时曾邀请他去讲学，当时未能遂愿。我说有便请他去讲学，他问那儿生活如何？有没有抽水马桶？等等。谈话间，兴致很高，非常兴奋。这时，有一对美籍华人来看望顾先生，我和刘起釪便在书房中小坐。客人走后，顾先生和师母又出来陪我们畅谈。末了，刘起釪租了一部海鸥相机，我们便在院中一同合影，由他小儿子顾德康拍照。站位时，先生很谦逊，要我站中间，他站边上，并让顾师母也站中间，真是彬彬有礼。这张照片，是我和顾先生唯一的一帧照片，后来我把他放大为24吋，悬于书房正中，作为永久的留念。
离开北京前，我又去和先生话别，愿他保重，并约他今后有暇去广西大学讲学。先生表示一定争取前去。师母说：“我们这老夫子很高兴看到你，你带给他的咸干花生，他一天吃一颗，很爱惜；你带来的三花茶，他每天都泡一小杯，觉得很香。”这点小意思，先生竟那么看重！
我在教学中，对于历史地理的一些问题，往往难以解决。我知道先生原来编过一部历史地图，不知有复本没有。我便写信给先生，询问此事。先生接信后，十分认真，让人翻找。因书籍堆放很乱，许久没有翻出来。后来，先生翻出了一本杨守敬著（修订）《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托刘起釪邮寄给我。我收到书，十分激动。书是焦黄的线装本，前面有清代以来许多名家收藏的印章和顾先生的藏书章。我知道，这是顾先生珍藏的一本书。他把它馈赠我，可见先生对我寄予了厚望，表达了先生十分爱重后生的一份真情。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难以言表。
1978年年初，先生已高寿86岁，关于《尚书》研究整理和众多积稿要整理，先生体力、精力不济。当时，先生常年失眠，吃安眠药无效，以至每日打针安眠。中央有关方面领导十分重视此事，要“抢救”这份成果，决定给他配备两名助手，人选由顾先生定。先生考虑后，决定选用两人：年长的选用他西南联大的高足刘起釪先生；年轻一点的，先生想让我去充数。先生委托刘起釪先生写信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做他助手。我当时在广西大学，正“春风得意”：校外各大部门聘我去讲《水浒》、“评《红楼梦》”、“批孔”等，有时一天三场（上午、下午、晚上），听者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人称“小权威”，每天“屁股冒烟”（汽车接送），首长陪同。同时，学校又格外“重视”我，我在中文、哲学两系开三门课，并配有助手；评职称时，给我“破格”；分新住房时，给我分了十分难得的一套；我出身不好，校党委书记表示要“破例”，培养我入党；行政上，任命我为教研组长，等等。这一些，让我昏了头，以为得到了领导“重视”，士为知己者卖力，不好提出调走。我婉转写信给先生，无非工作难以脱身，以后再考虑之类搪塞的话。据刘起釪先生说，先生接信后，好几天不高兴，认为他那么器重我，我却不领情。这事，让我留下了终生的愧疚，我实在对不住爱我的恩师！后来，先生只好另请高明，便于4月从南京调来了王煦华先生做第二个助手，把一生积稿尽付与他，并向他说明整理方法。关于《尚书》，则尽付刘起釪先生从事未竟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永远的怀念
1980年12月25日，顾先生因长年痼疾，又兼整理旧稿劳累，脑溢血而仙逝。先生逝世前留下遗嘱，遗体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供解剖研究之用。我接到讣告，悲痛之极，彻夜不眠。我想，先生给我太多，期望很大，我自己一点回报都没有，专业上又没多少作为，真是愧对先生在天之灵！我想，我有机会，定要对九泉之下的恩师有所回报，以减轻我心里的愧疚。
1984年我奉调成都，在巴蜀书社供职，任副总编辑，主持历史、哲学等方面图书编辑出版工作。1985年4月，我在北京筹备第一届全国图书展，抽暇去看望了顾师母，并同王煦华先生谈顾先生著作出版问题，希望承担一些任务。王先生说，顾先生著作整理，还要些时间，出版问题已与中华书局、社科院有协议，目前难以交稿给你们。但是，目前有一部大书，是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原先由上海某出版社出版，因经济原因，他们不出了，现李学勤同志中午即赶往上海去交涉，并索回书稿。我当时立即拍板：我们巴蜀书社出。因过半个多小时，李学勤他们就走了，我谢辞了顾师母，与王煦华先生匆忙赶去北京火车站，买了站台票，在车上与李学勤先生交谈，彼此达成口头协议，他们取回书稿，立即给我邮去。后来我收到书稿，组织人编辑，出版为16开，精装两大册，书名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主编为尹达（已逝世）、张政烺、邓广铭、杨向奎、王煦华五先生，学术界一流名家于省吾、庞朴、马非百、胡厚宣、张政烺、李学勤、杨宽、邓广铭、史树青、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傅振伦、钟敬文、赵景深、张舜徽、谢国桢、胡道静等数十位名家有重要研究论文选入其中。此书出版后，海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
我还想为顾先生出一二种遗著，但社科院和中华书局不答应抽出其著作单独出书，如《尚书研究》之类。我记得顾先生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曾整理“三传”、“《国语》”讲稿，便找刘起釪先生商量。1985年4月我去刘起釪先生家拜访，正好看见顾先生1942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讲授《春秋战国史》的笔记，并有顾先生亲笔“题记”：
予于一九四二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中，一切设备不足，当时凭数部书开讲，学校印刷讲义亦复不便，只得信口发挥。其时刘起釪同志为高材生，录有笔记。一九四三年春，以反动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压迫校长顾孟余辞职，余愤懑其事，偕之离校。钞犹未尽，遣嫁贵阳，由先妻履安钞讫。而是年夏日，履安遽逝，此最后之十五页竟为其绝笔矣。自是扰攘纷纭，不复能事笔墨。虽在箧中，迄未能加条理。岁月不居，忽忽廿一年矣。今春北京大学约讲经学，取出备讲，而便血之症又作，精力已不及。承林剑华先生好意，许为董理，不胜铭感，爰濡笔记之，以志战中之伤痛焉。
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顾颉刚书于朗润园。
我便与刘起釪先生商量，将先生此书单本印行出版，并请他写一后记以作交代，并发挥先生旨意。他欣然应允，写了一篇《后记——兼述〈春秋〉、〈左传〉学之流变递嬗》，与书稿一并寄我。书名按顾师拟意，定为《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由刘起釪题笺，署名为：“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书前影印顾先生题记和给林剑华的书信。为志纪念，我将1973年7月顾先生夫妇与我和刘起釪合影照片印在书前，以作永久的留念。此书印行不到三千册，但海内外学术界反响较大。这也算是我对恩师的一点点报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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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12-23 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