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载《文史哲》 五千年儒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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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洁（本报记者）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01日   09 版）

《文史哲》：一个甲子的学术奇迹

    1951年5月，山东大学文学院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几位教师自费创办了一个学术性同人杂志，取名《文史哲》。编委没有专职人员，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赵俪生等教师就是兼职编辑，没有经费，大家就从自己工资里拿一部分出来做印刷费和稿费。杂志第一期出版了，没有邮局和新华书店发行，大家便采用最原始的办法自办发行，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寄，请他们代售。朋友们大多也不会推销杂志，又抹不开面子，就自己花钱买下了。早期创办人之一杨向奎先生说，这不是办法，我们赔钱，还连累了朋友。

    后来还是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拨了两千万（两千元），杂志才活了过来，随后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到1956年，《文史哲》不仅成了最有性格的学术刊物之一，还有了上万元的盈余，并且早早走向国际汉学界，郭沫若赴日考察，就曾应日本方面的要求，携带50本《文史哲》进行交流。

    《文史哲》曾于1950年代末和“文革”初期两度停刊，又两度复刊，却始终恪守“学者办刊、造就学者”、“专家办刊、学术立刊”的原则，“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文史哲》在办刊历史上有很多创举，最早创刊的同人刊物只是其中之一。1954到1955年，《文史哲》用长达18期的连载方式推出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郭震旦编撰：《〈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1973年后期复刊时，《文史哲》创下了邮局征订超过70万的历史记录。在目录编排上，则一反“文革”期间的惯例，不再将大批判文章、时政文章和工农兵文章的目录排成黑体，不转载十大文件，之后又将政治类文章排在文史学术文章之后，这些都是具有开创性和政治风险的壮举，在非常时期，尽量保持了一份学术刊物的学术尊严。

    如今，《文史哲》已经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是共和国历史最悠久的刊物。发行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近千份，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多有订阅收藏，哈佛大学则将《文史哲》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四大中国内地学术期刊。

    这家老牌学术期刊已经在海内外人文学术界享有巨大声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度左右中国内地的主流学术方向，引领人文学术的潮流，至今仍被学界看成学术风向标之一。

    《文史哲》作为中国高校学术期刊的唯一代表，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他们的理想是，以济南为中心，以京沪为两翼，调度和整合学术资源，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当代中国学术的整体面貌。致力于进一步向中国古典学术，亦即古文、古史、古哲集中，并进一步国际化，成为一个著名的国际学术平台，从而成为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文明成就的主要窗口，促进世界文明对话。

    “《文史哲》丛刊”：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余英时称赞《文史哲》杂志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文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其实用这话赞誉“《文史哲》丛刊”，或许更加贴切。如果说《文史哲》杂志是“水”的话，《文史哲》丛刊正是杂志的“澜”。

    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文史哲》杂志密切相关。但发在学术刊物上的单篇论文比较容易散佚，而且查找不易。所以《文史哲》编辑部一贯重视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刊登的重要论文按专题结集成册，渐渐形成了一种“《文史哲》丛刊”的历史和传统。早在1957年，他们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语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

    这一次，《文史哲》编辑部和商务印书馆携手合作，推出了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主要收选改革开放30年来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精品力作，个别专集则兼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按专题的形式结集出版，将这一时期发生过的重大学术问题讨论和争议，以一书一专题的形式集中展示。

    全套12种，包括：《国家与社会：构建怎样的公域秩序？》、《知识论与后形而上学：西方哲学新趋向》、《儒学：历史、思想与信仰》、《早期中国的政治与文明》、《门阀、庄园与政治：中古社会变迁研究》、《“疑古”与“走出疑古”》、《考据与思辨：百年中国学术反思》、《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与思潮》、《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文学：走向现代的履印》、《文学：批评与审美》、《道、玄、佛专辑》，目前已推出7种，其余5种即将出版。因为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专题分类又明确清晰，所以一经问世，便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学术著作销售持续低迷的今天，已发表过的论文结集却能获得市场的认可，亦可谓学术出版界的奇迹。

    《文史哲》杂志总编、著名历史学家王学典接受采访时提到：一直以来，对杂志威胁最大的不是抄袭，不是剽窃，而是低水平重复，没有知识增长意义的论文。所以，高质量的论文是学术建设的核心，而从不同角度对重大学术问题展开集中讨论，对于推进学术发展和深入学术思考尤其重要。《文史哲》丛刊力图体现的，就是这些高质量学术论文所集中讨论的重大问题。

    共和国历史上文史哲领域的大讨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发生了五场重大论战，被称为“五朵金花”，其中至少有三朵：中国古代史分期论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论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是由《文史哲》发动和推动展开的；另外两个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文史哲》也是重要参与者。

    一般认为，五朵金花的讨论都承担着鲜明的意识形态使命，比如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提出了“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不同说法，但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讨论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解释中国历史，并由此说明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明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历史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前进。农民战争问题则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翻案，论证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

    后来，名噪一时的“《红楼梦》大讨论”，是《文史哲》所引发的众多论战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次；“文革”结束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传统文化的大讨论，即“文化热”，其起点就是《文史哲》1984年第一期的一组“文化史”笔谈；世纪之交前后，《文史哲》又发起了两场引人瞩目的大讨论：“儒学是否宗教”讨论和“疑古与释古”讨论；2010年开始，《文史哲》辟出专栏，再度推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大讨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热烈响应。“疑古与释古”讨论被《社会科学》选为2006年度四大“人文学术热点”之一，“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被《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共同选入“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这些重要问题讨论过程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文章，都被选入了《文史哲》丛刊。聚焦人文学术的前沿重大问题，通过专题探讨，引领学术风尚，同时也有重要的学术史资料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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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洁（本报记者）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01日   09 版）
一、“儒学是否宗教”笔谈

    相关文章见“《文史哲》丛刊”之《儒学：历史、思想与信仰》（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包括“儒学是否宗教”笔谈、“儒学的研究、普及与大众化”笔谈各六篇论文，以及“当代新儒家”点评和其他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段德智教授向记者介绍了“儒学是否宗教”之争。这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大争论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并分为三个时期。从1978年任继愈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提出“儒教是教”的观点起，到1988年他发表《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止，是这场争论的第一个阶段：初始阶段。争论的第二个阶段：高潮阶段，从1998年《文史哲》编辑部组织“儒学是否宗教”的笔谈开始，随后，2001年“孔子2000”网站组织“儒学与宗教”讨论，2002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与《中国哲学史》编辑部联合举办“儒家与儒教”学术研讨会推波助澜，将讨论推向高潮。而在第三阶段：收尾阶段，学者们考虑的已经是如何更准确地表达儒学的宗教性、如何严谨论证儒学的宗教性等问题。这一阶段还发生了对于《中国儒教史》的批评、重建儒学国教和公民宗教说等几个热点问题的讨论。

    段德智教授介绍说，《文史哲》组织的这次笔谈，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和李申应邀参加，规模较大，规格较高，在一个意义上是“儒学是否宗教”之争的风向标。1980年代初，持“儒学是宗教”观点的仅任继愈一人，绝大多数的学者持反方立场，而这次笔谈中情况完全倒置，认同儒学具有宗教性质的占到压倒性多数。这种趋势在后来更趋明朗。

    这次笔谈，也就是被收入《儒学：历史、信仰与思想》一书的六篇论文，讨论的主题主要有三个：儒学是“学”还是“教”；如果是“教”，那么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如果是“宗教”之“教”，那么是汤因比的“是指一种人生态度”的宗教，还是蒂里希的“就最基本的意义而论”“是终极的关切”的神学信仰体系。

    张岱年曾经持儒学只是哲学不是宗教的观点，但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对于宗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儒学，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儒学是否宗教，可以有不同的观点。根据对于宗教的一种理解，可以说儒学不是宗教；根据对于宗教的另一种理解，也可以说儒学也是宗教”。基于这样一种立场，他将儒学界定为“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

    季羡林则一方面主张“‘教’即宗教”，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儒学”或“儒教”，认为儒教经历了一个“从‘儒学’到‘儒教’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复旦大学的蔡尚思主张“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武汉大学的郭齐勇则沿着杜维明和秦家懿的思路，强调儒学的宗教性，断言“中国传统人文的道德精神是具有宗教性的，其特点是内在与外在、自然与人文、道德与宗教的和合”，儒学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性的品格”。我们可以说它是“人文教”，“此‘教’含有‘教化’和‘宗教’两义”。

    张立文认为，儒学不仅“有很深厚的天命的宗教根基”，而且“具有终极关切和灵魂救济的内在超越的品格和功能”，因而“具备精神化宗教的性质（或称其为智慧型宗教）”。而能够达到对儒学之为宗教或具有宗教性的认识，关键在于超越西方文化中心论。至于所谓“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的区别，他认为是“人为”的，“因为任何体制化或精神化的宗教都具有教化的功能，并一直发挥着教化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申进一步强调“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的统一性，认为教或教育有两种：世俗的教育和宗教的教育。儒者的教化，从董仲舒到朱熹，所行的是“作为宗教的儒教的教育，而不是普通的世俗的教育”，因此，“儒教是教化之教，这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

    二、1954年《红楼梦》大讨论

    相关论文见“《文史哲》丛刊”之《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包括对《红楼梦》、《金瓶梅》、《聊斋》、《西游记》、《水浒传》等明清小说的研究。

    《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收录红楼梦研究论文9篇，从1954年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到1995年的《弗莱理论与〈红楼梦〉艺术结构》，时间跨度长达40年，而以1950年代的讨论文章为主。

    20世纪,《红楼梦》研究有几个不能忽略的名字：毛泽东、胡适、俞平伯、蓝翎和李希凡。1954年关于红楼梦的大讨论，就是由毛泽东直接介入引发的。

    1950年代的山东大学在成仿吾和华岗两任校长的领导下，人才济济，学术风气浓厚。冯沅君给本科生讲授《红楼梦》，引发两个高年级学生李希凡和蓝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两个“小人物”的论文直指“大人物”北大红学专家俞平伯，批评他几个月前发表在《新建设》1954年3月号上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是旧红学的考据派。毛泽东看到该文后大加赞赏。当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正是一个“急待展开”的问题，两个小人物的论文生逢其时，被赞为“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随后，一个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学术讨论不可控制地演变成政治大批判，即所谓清算“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而俞平伯被当做胡适考据派的代表人物，冯雪峰等人也受到牵连。《文学与社会：明清小说名著探微》选编了那一时期包括日本人琦书畊在内多位作者的论文，以及吴大琨和陈湛若的商榷文章等，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和论文写作风格。

    三、“走出疑古”时代

    相关论文见“《文史哲》丛刊”之《“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包括“疑古”与“走出疑古”、“疑古”学说论衡、文献研究与“疑古”学说及附录四部分。

    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激起“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争锋。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介绍说，《文史哲》丛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反思“疑古”。谢维扬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着重在史料学层面展开论述。肯定顾颉刚的古史辨伪工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奠立了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由于客观的原因，古书成书和流传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那个时代学者所能认知的范围，势必影响他们在探讨时方法的完整性和结论的正确。新出土文献的研究揭示了以前从不为我们所知的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因此，对某些古书的真伪问题要有比较复杂的认定。吴锐的《“禹是一条虫”再研究》、李扬眉的《“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评议》及彭国良的《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的“默证”说的重新审视》分别就古史辨运动中备受争议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诠释，廓清了人们对古史辨派的某些误解。在此基础上，张富祥、张越等指出，今天仍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能够动摇古史辨派提出的核心观点，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某些具体认定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只是细节问题，无关乎大局，学者们应着意在同一个层面开展学术讨论。

    第二个内容是一些具体问题的聚焦争论。如张富祥的《“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主要精力放在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都不可据，其提倡的多学科方法也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这表明，作为工程的指导理念，“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妥当。杨春梅的《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也在系统解说“走出疑古”学说的理论基础、产生背景及发展进程基础上，指出“走出疑古”影响下的中国古典学去向堪忧。对此，廖名春回应指出，目前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是有史以来最繁荣、成绩最显著的时期，质疑杨春梅提出的“堪忧”问题。

    与“走出疑古”说密切相关的“二重证据法”也是讨论热点。廖名春区分了信古、疑古、重建、新证（互证）等几种观念，指出其中最有活力的是王国维为代表的新证派，其倡导的二重证据法是研究上古最有效的方法。对此，谢维扬指出二重证据法主要是处理史料学方面问题的一个方法和概念，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大的、宏观问题的解释不是二重证据法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者工作计划的问题。曹峰则认为“二重证据法”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并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李幼蒸认为从历史符号学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简单化了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之间的关系问题。杨春梅通过对比李学勤和顾颉刚对古书形成及流传过程的看法，指出虽然二者都认可古书流变的复杂，但走向“疑古”和“走出疑古”是两个方向。考察了谢维扬的“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之后，杨春梅认为，谢维扬提出的证伪标准和举证责任问题将“疑古”和“走出疑古”推到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的境地，二者的根本分歧也正在于此。

    最后一个集中讨论的，是上古史重建的路向问题。张富祥强调最基本的工作仍是两项：继续清理研究史料，继续清理和研究传说史料当中的历史事实。

    杨春梅提出，“不管愿意不愿意，举证责任问题已经把大家逼到不能不关注理论的境地”，这是关系古史重建、也是涉及整个中国学术界未来走向的大问题。李扬眉也指出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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