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卫国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22日 12 版）
《淮南子》一书，“其义也著，其文也富”（高诱《淮南鸿烈解序》），全书内容庞杂，糅合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而其主要倾向则是道家思想。因此，治《淮南子》一书尤为不易。从东汉许慎注、高诱注直至现当代的《淮南子》研究，虽说在“考据”、“义理”、“辞章”方面，已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关于《淮南子》研究存在的有争议的甚或空白的问题依然很多。马庆洲的《淮南子考论》一书，发凡起例，论从史出，对《淮南子》研究的许多疑难问题重加考论，发千载之覆，成一家之言，无疑是近些年来《淮南子》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对《淮南子》研究的重大关节，作者善于剖析毫芒，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关于黄老学说在汉初的地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汉初实行“无为而治”，是自觉奉行黄老思想的结果。该书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驳正，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本末倒置。因为，汉初，是先有“与民生息”、“无为而治”的政治局面，然后才有黄老思想的流行。换言之，汉初黄老学的地位，是汉初现实选择的自然结果而非是理论上的先行接受。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汉初文、景帝时期，黄老学的兴盛，与窦太后的大力倡导大有关系，并以“辕固刺豕”为证。作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同样缺乏说服力。作者从当时外戚不能随便干预朝政、窦太后出身低微、因为“失明”导致行动受到一定限制等客观情况，指出“对于窦太后在文、景、武时期的影响，不用作过高的估计”，“对黄老学的地位和作用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能低估，又不能夸大”。同时，作者还指出“文、景之时，正是经学的形成期，此时的儒学已具有相当的实力”（p90），这样的认识不但独具只眼，而且对于过度强调汉初“黄老学”影响的说法无疑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
在厘清了以上问题之后，该书对《淮南子》一书做出了准确定位：“《淮南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融合较早、较成功的著作，它以‘道’的面貌出现，广泛吸收各家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是汉代初年学术融合的一个缩影，《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正代表了汉代人对其性质的认识，是恰当的。论《淮南子》的性质，以‘杂家’名之最为合适，这一方面照顾了传统的习惯，另一方面也能反映战国至秦汉学术发展的状况。”（p107）这是该书的总纲，也是该书的逻辑起点。可以说，该书正是因为建立在这一深刻的学术理路前提下，洞开了《淮南子》研究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就学术研究而言，虽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但是，要解决问题又谈何容易？关于刘安与《淮南子》的关系问题，作者将历来的观点归纳为“刘安所作说”和“集体创作说”两派。作者对后者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史记》、《汉书》均无明确的集体创作说，相反，《汉书·艺文志》明确地记载《淮南子》的作者为“王安”；刘安具备写作《淮南子》的主观条件，而“八公”的写作能力值得怀疑；《淮南子》文章风格较为统一；《淮南子》的忧谗畏讥之心与刘安的身世密切相关，等等，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作者的基本判断：“刘安之于《淮南子》远不止是一个组织者，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当出于他本人之手，其余也必经过他细致地加工、润色，能够反映其思想，展现其文采。”（p28）这一判断也是令人信服的。
刘安的“谋反”问题，一直是《淮南子》研究的重大关节。历代的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其“谋反”的事实，而怀疑是冤狱的也大有人在。对这两种势同水火的观点，作者从《史记》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早记录刘安“谋反”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而最早透露刘安“谋反”是冤狱的，也是《史记》。所以，《史记》无疑是解开这一谜团的关键。作者在充分尊重以上两派观点的前提下，紧紧围绕《淮南王衡山列传》和《酷吏列传》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对诸多疑点一一破解，指出司马迁明言刘安的“复仇论”，又通过诸多前后抵牾的细节，对刘安“谋反”是冤狱进行了点醒和暗示，《史记》中的这些明显的行文不周，当是缘于司马迁“以诙诡出之”的曲笔之法。除此之外，作者又联系武帝时代为强化中央集权，恩威并用的现实背景，指出刘安本人是汉武帝强化极权的政治策略下的牺牲品，而“刘安之死标志着汉代诸侯王国问题的基本解决”，这样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深得体要。
作者受过严格的文献学训练，故而钩沉史料，旁蒐远绍，对《淮南子》的学术渊源及其在历代的刊刻、流播，在该书中都进行了原原本本的交待。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自觉运用。在论述《淮南子》与先秦文献的关系时，作者尤为重视纸面文献与出土资料的相互印证。结合近年的出土资料。如在论述《淮南子》引诗时，作者论及了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诗经》；在谈到《淮南子》与礼类典籍的复杂关系时，作者结合1973年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有《大戴礼记》中的《哀公问五义》、《保傅》两篇，《淮南子》所引文字与之有不少相合之处，指出汉初大小戴《礼记》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进而做出推论，认为“刘安等人可能见过这些流传的单篇”，等等，其说皆信而有征，与夸夸其谈的游根浮言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
作者深研《淮南子》十数年，在该领域可谓成果丰硕，并有《淮南子注评》一书问世。将来假以时日，如有可能，作者对“《淮南子》的流传与整理”这一部分将来也可以再加扩展，庶几可使读者更加明晰《淮南子》的学术源流。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对《淮南子》研究史上一系列有重大争议和分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了新的见解，为《淮南子》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之，作者对《淮南子》的研究，用力也勤，创获也巨。全书既有照辞如镜的体认，又有析理如衡的研判，治丝解棼，廓清迷雾，指出了《淮南子》研究的学术路径。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对《淮南子》研究史上一系列有重大争议和分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了新的见解，为《淮南子》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淮南子考论》，马庆洲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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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1-6-27 0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