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乎？河南大学乎？

jiaguwen1899

刚翻看《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集后有邢本宁访谈记录的《蓦然回首，白云依旧——石璋如爷爷的早年教育》，其中提到石先生中学毕业后考入郑州大学史学系（611页），这里有错误，石先生就读的是河南大学，不是郑州大学。民国时期河南省的省会在开封，所以河南大学也在开封。50年代省会迁到郑州，但是河南大学仍然留在开封。郑州大学自然是在郑州，但那是50年代才组建的。现在仍然有人把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搞混（我就碰到过不止一次），所以我猜不是石先生回忆时搞错了（他应该不会记错自己母校的校名），而是整理的人搞错了。
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仍然保留着不少民国时期的建筑，很有特色，校园东侧以开封古城墙的一段为其院墙，北侧一墙之隔就是湖光塔影的铁塔（即北宋开宝寺塔）公园，没去过的人，盍往观乎。

lht

有人愿做导游乎？

重耳

楼主可是郑大毕业的，却在为河大做起了广告，呵呵！

无斁

石璋如先生1902年出生于河南偃师。
郑州大学1956年才建校。

无斁

石璋如在河南大学

http://www.kaogu.cn/bbs/dispbbs.asp?boardid=10&ID=279

易泉

10年前去过河大，学校不错

jiaguwen1899

 （转自http://www.kaogu.cn/bbs/dispbbs.asp?boardid=10&ID=279）
石璋如在河南大学


一、军事化管理的河南大学

我念中州大学预科时的校长是张鸿烈，从十七年九月开始读大学本科，校长凌冰，原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当时河南为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与冯有旧的凌即担任校长，在任时间并不长。学生入学的宿舍时是从北边住起，慢慢向南掉换。预科新生没有资格住楼房，而住在靠铁塔一带平方式的排房。东边的宿舍从南向北数是东一、东二、中间的排房（预备留欧美学校时建筑的）、东五、东六。西边也有西一、西二。学习采行军事化管理，在生活上每栋宿舍月三层楼，每层楼有六间屋子，每间房住四人，每间斋房有军队派来的排长管理学生，清早起来由排长带领做早操，上午、下午都要做体操，另外设有总队长。学生穿着跟军队一样的军服、灰棉袄跟大衣上课，居然比穿袍子还暖和。这时每天起早，身体也不怕冷。

学校举办的纪念会此起彼落，学生每到纪念会就要穿着军服列队出席，开会比上课还多。像一次冯玉祥与蒋中正会晤，学生吃完早饭就从学校所长的北城排队走到农学院所在的南关，这趟路平日学生都觉得又远又累，全校学生都必须出席，军队也在场列队，当日冯、蒋站在临时搭的台上互相吹捧北伐的成功，军官在旁作陪，冯玉祥穿着军服、打绑腿，蒋总司令就穿的很漂亮。学生也要帮助农人打蝗虫（打蚂蚱），就是由排长带着学生扛着扫把，到种谷子、麦子的农田，见到蝗虫就要打。

开封临近汴河，黄河河滩上的风沙常被吹入城内，被城墙挡住的就形成与城墙同高的沙地，人一出城就走上沙地，饭桌上也满是风沙。凌冰想到一若是柳树成荫即可抵挡风沙，于是教学生将柳树插入地上，说树就是每个人的纪念，他种的树即挂有凌冰的牌子，有些学生很讨厌凌，半夜就偷偷去拔一下树苗，让树根离地无法顺利地吸收水分，柳树苗就慢慢枯死了。

在大学六年中，河南大学换了九个校长，都与政局有关。虽然在民国十七年河南大学改称国立河南中山大学，但还是受到地方政治局势影响。第一个校长张鸿烈，第二为凌冰，第三为原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查良钊，从他开始每日早晨都有训话。第四为师大校长邓萃英，承袭查的训话作风。不久查再度回任。第六为黄际遇，他接任查良钊的厅长遗缺也兼任河大校长，从他开始便是教育厅长兼校长，在民国十九年政变时去职往山东。第七个是张广兴（任期很短，十九年六月至九月）。第八个是李敬斋，跟学校关系很深，是预备留欧美学校时期的计划人之一，也是张鸿烈的手下，很关心学习。李学建筑出身，曾骄傲的说河大宿舍的兴筑，所有物料都经过计划，完工时只剩下一块砖头，而河大的计划也出自他手。第九个也就是我毕业时的校长许心武。


二、河南大学历史系课程、师资与校园生活

我在预科一年级开始用白话文写作文，教国文的吴静禅老师很喜欢白话文，作文分数就很高。本科国文教员刘盼遂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受业于王国维，精于《说文》，他很喜欢文言文，所以我的国文刚好六十分。我的室友刘雨民所写诘屈 牙的文言文受刘赏识，作文分数不是九十八，就是一百，刘雨民就常说我国文六十分。我其实还选过刘的《说文》课，听课也很仔细，但是刘大概认为我只会写不够讲究的白话文，一定不是国文系学生，而是理科学生，选课是来凑分数的，就只给我六十分。可是我的数学明明不好，我是大一分科就选史学系。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认为我是理科的。

预科有几个活跃人物，像做过内政部政次的高应笃、立法委员的马乘风、赵某。当时国文课作文是将方格纸装订成一本，一本字数约五千字左右，通常一般人只写两本左右，他们文思泉涌，一写都写好几本。不过他们后来都没进入大学本科，因为民国十七年北伐军已入河南，他们活跃于国民党省党部，经常在学校、附近的省党部两边上课办公，后来一忙也就读不下书，最后可能转读中央政治学校。当时大学本科里还有位刘潇然学长，口才很好也很能干，曾于张继莅校演讲当场对辩起来，后来也当省党部组织部长，地位算高的。对于其他的党部活动，我们并不清楚。

我是河南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的，系上功课内容相近于中文系，只是多了专史而已，此外我们还有一项别校没有的特色课程就是“中州文化史”，由张森祯（遂青）先生教授。张是河南的书香世家，曾任河南省通志局协修，熟悉地方实事，也关心与文化史有关的安阳发掘。我到现在排不全历史系主任，只记得萧主任将原本凌乱的课程排出规模，让学生有更多选修课可选，不过他排完课就离职。

有位老师马元材，北大毕业，教过军校，随河南省主席刘峙同来河南，人很能干，先于许心武，在学校讲当时无人开过的新课程——经济史。我的室友刘燿（即尹达）喜欢新课程，就选修经济史，我也修相关课程。马元材后来也加入第四次安阳发掘，不过在我参加前就先走了。五六次时他担任河南省政府的秘书主任，到安阳去作招待工作也参加发掘，并不看坑，当时部属谷正伦就要看坑，谷后来都未参与安阳工作，而马在来来去去之外则一直参与。河南省府对在安阳高工作的发掘团不错，也遏制地方盗掘的风气，对安阳发掘很有贡献。马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是傅斯年先生的学弟，对我们更帮忙。马习惯写毛笔大字，签名也是一样，据说批省府办公事就是如此，我想从小事中反映马元材应该是刘峙省主席手下的重要人物。抗争复员之后，傅斯年想请回校教书的马作北大总务长，为马所拒。马元材其实教书蛮认真的，著作也不少，傅先生不久就来台湾大学。北京沦陷后，马曾到南京我这里寄放一些书，后来又取走，我想或许是在已迁到苏州的河南大学任教，后来他没有从大陆出来，我就不知道日后的下落如何了。

安阳考古在十七年十月、我本科一年级就开始了，唯为时不长。董作宾先生不久就来开封整理资料，十二月时就到河南大学七号楼二〇一教室报告考古发掘，我去听讲。校内的六号楼是图书馆和演讲厅，七号楼则是一般教室和理科的实验室。七号楼的二〇一、二〇二教室都是大教室，我就是在有桌椅的二〇二上刘盼遂的国文课，有椅无桌的二〇一可以容纳较多听众，因为学生很好奇安阳的发掘，报上也有宣传，理工科学生也来听讲，听讲者多到要用站的。董先生不仅说明安阳发掘甲骨出土的情形，当场在黑板书上甲骨文字来说明，说甲骨文还更早于《说文》的字。其实刘盼遂是王国维的门生，也懂一些甲骨文，不过刘讲《说文》，对经术学问钻研的更深，偶然才说甲骨文。董先生的演讲引起我的兴趣，对我以后从事考古有点影响，不过我当时还不敢希望日后能参与安阳考古。

十八年秋，安阳考古跟河南图书馆的地方人士发生冲突，河南图书馆认为甲骨是河南的资产，应该由河南人发掘，就自行派两人到安阳发掘，跟中央对立。李济先生就暂停工作，向研究院的傅斯年报告，傅又向蔡元培院长报告，于是蔡院长就派傅斯年到河南和地方交涉，表示甲骨虽然出自河南，但还是属于国家。傅斯年就在民国十八年冬天来河南，住在河南大学宿舍。当时河南省政府中的老国民党员张钫（伯英）任职建设厅长，跟于右任一同在陕西起义，跟刘雪亚关系不错，查良钊时任教育厅长，所以傅先生就要找他们交涉，可是当时中央与河南有冲突，省方准备打仗，就找不到人，傅就在忙着找地方士绅交涉。傅先生也在河南大学六号楼演讲考古，不过绝口不提敏感的政治和安阳发掘，也不评论省方自行发掘的对错，毕竟河南大学是河南省方所辖，傅不欲节外生枝，所以只谈科学上的问题、发掘方法等等。傅先生读过很多古书，与学生讨论热烈，反应很成功，使得学生们对于中央研究院的认识比较深刻。后来双方达成协议，就是河南省政府要派人招待发掘团，河南省教育厅要派人参加安阳发掘，河南大学也要派学生实习。因为先前南北交通断绝，傅先生无法回北平，但是又找不到地方人士，进退两难，最后交通恢复，条件又已谈好，所以在十八年快过阳历年时才回到北平。但是十九年河南又打仗了，只好再度暂停安阳考古，中央研究院先去山东作发掘。

二年级时，我和刘雨民合住从北向南算、在校本部的东二斋二楼宿舍，室友还有刘耀、同乡刘竹林。河南人说三是“卅”，所以一个姓石三个姓刘，说的快些会让人误听为“姓石的杀了姓刘的”。三刘的烟瘾都很大，平常室友白天都去上课，下课后去图书馆，很晚才回寝室睡觉，并不觉得烟有多么厉害。放假时，我因为听演讲，和到图书馆查资料，就留在宿舍没回家，没事就出去看电影再回宿舍休息，他们也留在宿舍，白天晚上都在宿舍聊天，烟抽得更凶，我虽然不抽，但是闻久了二手烟就让我咳嗽得厉害。于是十九年河南打仗时我就回家治病，医生没说病情为何，只说因为肺不好才会咳嗽，开了几帖中药给我吃，略有好转。时近暑假，我想到不能再请假了，得考期考，就算补考也得说明理由，以免受到学校处分，我就赶回学校，回学校后发现校内没有学生，学校职员问我回来做什么？我回答要考试啊，他就说已经放假了，我还担心会不会是我请假太多，不晓得学校已经考完试放了假，他告诉我学校因为战事不进行放假，我就赶紧回家。


三、因实习而加入安阳发掘

迨战事结束，学校恢复上课，我回校已是民国十九年下半年，室友刘燿看见图书馆内有第二期《安阳发掘报告》，刊载傅先生跟河南交涉的结果，河大学生可以实习，他把书借出，告诉我：“你肺里头有点毛病，就去做田野工作，也许对你健康有好处。”学校当时有贴通知，让学生自行报名参加安阳工作，除了我跟刘耀以外无人报名。报名之后第四次安阳发掘已经开工，教育厅先派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河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彼时在博物馆工作的许敬参参加开工，并派人另加接待。等学期中获得学校通知可以成行的时候，已经算晚了，我们如果不去的话也有损学校颜面，因此就去安阳，不过安阳发掘团稍后就因躲避战事收工了，所以实际工作时间并不长，对考古认识有限。我们去的时候没有碰到关、许，他们已离开安阳，教育厅为履行约定，另派冯进贤继续工作，唯不久发掘团就收队了。听同学转述，因为安阳常刮大风，关、许即使戴口罩、又戴风镜，抵挡风沙的效果有限，便受不了风沙，先行离开了。

安阳发掘团全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刻有图章，直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未挂名。当时我们跟发掘队一起住在袁家花园，我们直接到洹上村东部的袁家花园，简称“花园”报到。才住没几天发掘团听闻石友三即将开战，就预备停工。袁家花园附近就是石友三的叛军所在，叛军认为发掘团是中央的奸细，所以董先生、李先生于停工后怕被误会，就赶紧坐台车离开，河南省政府派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走了。我们回到学校，学校已经考了试，因为学校规定承认我们的选修课，也承认参加发掘工作可以代表各科成绩抵学分，所以我们也就等于考了试一样。

从二十年三月起，就开始预先选课，听候研究院的开工通知后再去安阳，由学校支付路费，有研究院照管伙食。第一回去安阳，我们只带了车票，学校没给回程车钱，我们也忘了要钱，因此没有回程路费，正好大学同学、史学系学生会会长刘国藩是安阳人，住在学校宿舍同楼同层。我、刘燿、刘国藩在史学系学生会曾经共事，我跟刘燿当秘书，彼此是好朋友。他托我们带信给老家的哥哥报平安，于是我们就去向他哥哥借钱，才有路费回到开封。

初到安阳的晚上，发掘团欢迎我们两人。发掘团成员有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王湘、吴金鼎等人。吴金鼎是山东人，清华大学研究所毕业，是李济先生的学生，很爱说笑话，曾发现山东城子崖。吃完晚饭后吴金鼎先自我介绍，然后介绍我们以前见过的董先生。吴说，董先生的“宾”在甲骨文写法是个人形，所以应该研究甲骨文。郭宝钧名字有“金”，应该研究铜器。吴“金鼎”也应该研究铜器，不过他实际上研究石器。刘燿有“卯金刀”，也应该研究铜器、金文。我姓石就该研究石器。学人类学的梁思永，永是越久越好，所以应该研究旧石器时代。李济的济有“调剂”之意，那一个部门缺少人，李先生就去调剂沟通。因为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所以我还能记得。有些人觉得吴金鼎先生只会说笑，不怎么欣赏他，可是吴先生的研究成绩很好，发现很多遗址，也注意到人所未见之处。

从此开始，我就以大学生身份在安阳实习，参与安阳考古，也自此与考古结下不解之缘。

  摘自《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