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讯】二十年风云激荡 两千年沉寂后显真容——益阳兔子山遗址简牍再现益阳古代历史
作者：    考古网-君发布时间：2013-12-09
来源：中国文物报 （2013年12月3日6、7版）
楚的灭亡到西汉的建立，短短二十年时间。二十年中经历楚、秦、张楚、西汉，各朝地方政府档案文书，今天同时呈现于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1. 古井出土简牍比例之高、简牍延续时代之长、数量之多十分罕见
    
    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古井16口，已清理完13口。除四座晚期水井外，早期的9口水井都出土了简牍。据初步统计，共出土简牍约一万三千余枚。简牍的时代从战国楚经秦、张楚、两汉到三国孙吴时期，内容基本为益阳县的文书档案。
    
    2.首次在遗址中出土战国时期的行政文书档案
    
    一直以来，两汉魏晋时期的文书档案发现较多，秦朝地方政府文书档案也有里耶秦简，但战国时期的文书档案发现极少；尤其是在遗址中未曾发现。以往发现的战国简牍多出自墓葬，内容以遣册和古代书籍为主；文书档案出土较少，仅在包山楚墓中出土过一些司法文书。这是在遗址中首次发现战国时期的行政文书档案。
    
    3.秦二世元年文告为重新认识秦二世其人提供了新资料
    
    据《史记》等文献记载，秦二世是靠矫诏篡位当上皇帝的。此次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言称“朕奉遗诏”，这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赵政书》的记载是吻合的。而且其在文告中要求“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俨然一位好皇帝的口吻，一点不似文献中记载的暴君形象。
    
    4. “张楚之岁”觚，一个时代的简牍的发现
    
    在秦汉之间有一个很短的时代，“张楚”或者“楚”，以往常常被人忽视，但两汉时人视其为一个时代，且以为汉朝法统即是继承张楚政权。以前我们发现有秦简，有汉简。此次发现的“张楚之岁”觚，意味着一个时代（张楚）的简牍的发现。它对于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以及重新认识里耶一号井第五层、六层出土的楚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汉代益阳周围很不平静
    
    据《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东汉时期益阳附近时常有盗贼出没，或少数民族叛乱。此次出土的简牍中有记载当时一些地方向上报损失的记录，如官吏被杀、房屋被烧、人员受伤等。这些材料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益阳市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概况
    
    
    兔子山遗址位于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资水与兰溪河交汇处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冈（铁铺岭）上。遗址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时代定为东周至汉代。从2013年5月开始，为配合益阳市房地产项目的建设施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益阳市文物处一起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古井16口。这些古井直径一般为1.1~1.5米，均凿穿八米以上的第四纪网纹红土层，再深入青灰色砂石层（透水层）一至二米，因此井的总深度一般在九至十米以上。在已清理完毕的13口古井中，除J2、J10、J11、J12未出土简牍之外，其余9口水井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简牍。到目前为止，据初步统计，共出土简牍约一万三千余枚。其中J3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约八千余枚；J6次之，约一千余枚；其他几口井出土简牍数量较少，且多残断、破裂。从出土简牍的埋藏情况来看，大多数井的简牍与其他出土物混杂在一起，估计当时是作为垃圾陆续丢入的；也有部分古井（如J3）的简牍比较集中，且基本保持着成捆的状态，估计当时是集中处理的。从目前的释读来看，这批简牍的时代从战国楚经秦、两汉直到三国孙吴时期，其中以两汉时期简牍数量最多；内容基本上为文书档案。
    
    战国楚简出土于四号井（J4）。该井底部有方形木框三层，共出简牍八枚，均残断、破裂。通过红外扫描仪扫描成像，其文字为战国时楚国文字，内容为衣物织物记录。
    
    九号井（J9）内堆积可分多层，其中底层出土简牍字迹为战国时楚文字风格，其上为秦代文字风格简牍。在J9出土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的文告（J9③：1），内容为：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正）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背）”
    
    该文告是秦二世胡亥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颁布，文中强调继位的合法性，也稍有改革以惠及民众。“始皇帝”换行顶格书写，是奏疏等文书中提到皇帝或当时朝代名称换行顶格的最早文书实例，开后世此类文书体例之先河。
   见有“张楚”字样的简牍出土于八号井（J8）。该井出土简牍十余枚，其中有的简文为楚国文字，其中一枚觚上（J8⑥：1）记有“张楚之岁”。陈胜、吴广建立政权，号为“张楚”，但张楚政权历时极短。此觚所记“张楚之岁”应是益阳当地响应陈胜、吴广起义，并沿用楚国的大事纪年方法，以之为次年或当年的岁名。
    
    出土西汉早期简牍的井有三口：J1、J5、J7。一号井（J1）有陶井圈护壁，出土简牍十余枚，字体为秦或汉初古隶，有“八年”字样，据文献记载和其他出土简牍，西汉时各诸侯王可以自即位之年起自为纪年，这里的“八年”可能为吴姓长沙某王的“八年”。查《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吴姓长沙王在位有八年或超过八年的有成王吴臣八年（公元前201年）、恭王吴右八年（公元前179年）、靖王吴着八年（公元前170年），因此J1出土简牍的时代应在吴臣八年至吴着八年三十一年间。
    
    七号井（J7）与J1一样，有陶井圈护壁，出土有简牍和大量筒瓦、板瓦、陶器。简牍内容为公私文书，涉及人口、田亩、赋税等，公文书格式为年月日、县乡官吏名称、事由、记录者，其中保留有益阳古老的乡名如“阳马”“下资”“沩陵”“都乡”，是西汉初年吴姓长沙国益阳县档案。
    
    五号井（J5）出土简牍内容为人口、粮米物资登记。J5④：3 记载有“十七年六月壬辰朔”，查陈垣《廿史朔闰表》，西汉时期六月朔日为壬辰者，仅见汉文帝后元三年一例，时为长沙靖王吴着十七年，即公元前161年。
    
    西汉晚期简牍出土于三号井（J3）。该井也是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口井，约八千枚。简牍分为木牍和竹简，保存良好。长度一般为23.5厘米、宽1.3至2.8厘米；特殊的大型木牍已见三枚（仅一枚完整），长49厘米、宽6.5厘米。文字是毛笔墨书，简牍多有具体年月日，年号有“建平”“元始”等（“建平”是汉哀帝刘欣年号，“元始”是汉平帝刘衎年号）。内容为西汉晚期刘姓长沙国益阳县衙署档案。从目前的释读来看，多为司法文书和吏员管理等方面内容。其中司法文书多为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有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书佐姓名。地点涉及范围广泛，具体记录方式为郡县亭或郡县里，有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万岁亭、益阳亭等。官吏职位设置有：守、相、令、长、掾、史、佐、尉、中尉、亭长等。吏员管理的内容包括吏员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等。
简文举例：
    鞫（正面）
    鞫：勋，不更，坐为守令史署金曹，八月丙申为县输元年池加钱万三千临湘，勋匿不输，即盗以自给，勋主守县官钱，臧二百五十以上，守令史劾无长吏使者,审。元始二年十二月亲（辛）酉益阳守长丰、守丞临湘右尉□、兼掾勃、守狱史腾，言数罪以重爵减，髡钳勋为城旦，衣服如法驾，责如所主守盗，没入臧县官，令及同居会计备偿少内，收入司空作。（背）（J3⑤：1）
    益阳守令史张勋盗所主守加钱论决言相府（第一栏）
    元始二年计后狱夷（第）一（第二栏）J3⑤：2
    与这宗案件有关的是一大一小两支简牍。其中J3⑤：1，长49厘米，是目前出土简牍中最早的大木牍。记录了元始元年（公元一年）益阳试用令史张勋在向临湘县（今长沙）移送赋税“池加钱”时，监守自盗，贪赃事件的司法处理。J3⑤：2，长23厘米，是张勋贪赃事件记录送达长沙王相府的标题简，编号为元始二年计后狱第一。
    
    东汉晚期至孙吴简牍出土于六号井（J6），共出土木简一千余枚，同时伴出的还有陶器、青瓷器、铜镜等。简的内容为钱粮出入账目等，可见有“永寿”“建安”“嘉禾”等年号。
    
    通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鉴定，简牍材质的竹木种属有：杉木、软木松、绿兰、榧树、楠木、化香树、刚竹等。
    
    《后汉书·桓帝纪》“长沙蛮叛，寇益阳”，“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令”。《东观汉记》：“时贼乘刺史车，屯据临湘，居太守舍。贼万人以上屯益阳，杀长吏”。《后汉书·冯绲传》“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合二万余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六号井出土简牍中有桓帝、灵帝时期的益阳县档案，其中有一些当时地方向上报损失的记录，如官吏被杀、房屋被烧、人员受伤等。这些材料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除出土不同时期的简牍之外，这批古井内还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瓦当、回纹空心砖、回纹小方砖、陶瓷器、漆木器、铁器、铜器、动植物标本、木质生产工具等不同材质文物，它们为研究当时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在重点清理古井的同时，为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考古队还对遗址周边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调查、发掘。经过调查，初步判断：兔子山遗址附近存在一处古代城址，城址位于一处东、北、南三面均高于周围约5~10米的低矮山冈（铁铺岭）东端，遗址北、东两面临资水及其支流兰溪河，南面是一条山沟，西面为山丘之间的鞍部。目前的发掘区域兔子山正好位于城址的中心部位。虽然由于城址的地表均为建筑覆盖，其确切范围无法确定，但大致可知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00米。历年来的文物考古工作成果表明，在城址的西、南侧分布着大量战国、两汉墓葬，六朝隋唐及以后的墓葬也时有发现。结合兔子山发掘及出土简牍的情况，可以初步判断铁铺岭城址即秦汉至唐宋时期益阳县城的所在，兔子山一带即当时益阳县的衙署所在。
    
    益阳兔子山遗址的发掘，在一个地点集中出土数量如此多的简牍，且简牍时代历楚、秦、两汉、三国吴，跨公元前后各二百余年，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是极少见到的。一直以来，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关于益阳的记载极少且非常简略。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可以明确铁铺岭城址是楚、秦、两汉、三国吴各朝益阳县衙署所在地，各时期的简牍可以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既可编缀益阳的远古历史，也可以推而广之，据之研究各朝郡（国）、县、乡、里（亭）的政治、经济、司法制度，了解基层社会的运作和普通吏员、百姓的生活情况。（兔子山考古队）
    
    
   专家点评
    
    
   郭伟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益阳兔子山遗址是配合基本建设考古的重要发现。益阳市文物处对易盛达公司开发的兔子山地块进行调查、勘探和抢救性发掘，于三号井中发现简牍，他们立即向省考古所和省文物局汇报。我们组织专家到现场了解和确认了相关发现并报请了省文物局，同时向国家文物局考古处汇报，申报兔子山遗址考古发掘申请书，国家文物局及时批复了我们的申请。简牍对于认识湖南早期的历史很重要，湖南出土的简牍从战国到西晋每一个朝代都有，这个时间段湖南传世的地方文献极其缺乏，这些简牍文书的出土，为研究湖南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湖南出土简牍数量最多，年代序列最完整。兔子山考古工作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益阳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到现场了解考古情况，也到我们整理基地看了出土文物的保护处理，并与湖南省文物局和省文物局领导就兔子山遗址保护工作进行交流、沟通。易盛达置业有限公司对考古工作给予配合、支持，体现了一个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很感谢。现在考古发掘以及简牍和出土文物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这是今年或者将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重点，请专家多多指导，我们将全力以赴。
    
   李学勤 教授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益阳兔子山遗址发现的楚国地方政府档案文书，非常难得。以往楚国简牍出土过很多批次，但都出现在墓葬中，遗址中没有发现过。文书也只有上个世纪湖北包山楚墓中出土过一批司法文书。
    
   胡平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员
    
    听到湖南又出简，我们都很兴奋，也为湖南省考古所的重大收获感到高兴。益阳这个地方我们很关心，因为除了《汉书·地理志》记录长沙郡下有益阳，在益水之阳，还有几件事情在文献上面我们都感到很诧异。第一件是周穆王南巡而不返据说就死在益阳，益阳有潭，很深，据说他就死在那个潭里，这事至今是个谜。现在发现楚简，我们很希望这些材料里面对于史书上非常简略的益阳历史地理能有补充和细化。今天上午我们第一次有幸看到益阳出土的这么多简牍资料，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跟别的地方的简比较，比如说这个觚，西北地区出土的居延汉简、悬泉汉简中的觚，还有玉门花海出土的觚，都是七歪八扭的，头大尾细。因为觚就是儿童拿来学习的。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的秦代的觚，六面体方方正正的，一丝不苟，显示出秦制度谨严的一面。过去我们对汉简文书中的好多形式的来源不太清楚，现在看到益阳出土的简牍，为我们找到了渊源。另外，我们曾经在悬泉置的汉代简牍里看到很多文书被抄录下来，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诏书，因为悬泉置是一个西往敦煌，东往内地去的送文书的驿站，为各种各样事情要把皇帝的文书抄录下来。这次在益阳的简里看到过去从未看到过的资料，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秦刻石里面载入了很多秦始皇的诏书。我们曾把玉门花海出土的一枚诏书八棱觚（内容大致是“我马上要死了，告诉我的儿子你要善待百姓，你要勤奋地工作，把天下治理好。”）怀疑是汉武帝时的诏书，后来证实是汉高祖时的诏书，是临死的遗诏。这次我们看到了秦二世登基时的诏书，也是讲要善待百姓。过去我们在《汉书》、《三国志·吴书》里面都可以看到当时益阳周边很不太平，经常有盗贼出没，叛乱事件，与少数民族冲突。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当时官府向上级报告损失，比如说哪个官吏被杀了，哪一些房屋被烧了，哪一些老百姓受了伤等情况的呈报文书，这些材料也是我们过去从来没看到过的。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益阳的历史环境、人文环境都非常有意义。我相信随着这批简牍研究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当时发生在益阳，发生在长沙国、长沙郡，或者涉及面更广泛的事件，在认识上会更加清楚。还有很多秦汉时期中央政府的诏令、政令、制度等方面的材料，会越来越多地披露在我们面前，对于我们今后研究历史、补充历史认知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再次祝贺益阳市和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这样一个灿烂辉煌的收获！
      
    大家谈到易盛达公司支持配合益阳兔子山考古发掘，让我很感动，因为1996年走马楼吴简出土的时候，我受委托调查考古现场，当时长沙的文物工作者和长沙的新闻媒体正在为平和堂工地怎样发掘和保护这批简忙得不可开交，这么大一批简牍的发掘清理，但是施工单位为了赶进度就是不停工，而且发掘经费不到位，最后是国家文物局下文，施工方拗不过了才给一个月的发掘时间。这么大一个工地给一个月，时间太短不用说，工作质量无法保证。大批的走马楼吴简运到渣土场去了，再从渣土场找回来，我们整理吴简的过程中就非常困难，残破不说，整个关系都搞乱了。所以今天我听说益阳市文物处和易盛达公司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好，毕竟时代进步了，大家对文物工作、文化事业的理解、支持是大大改观了。应该好好表扬益阳的同志和易盛达公司，树立一个正气、典范。刚才说到“张楚”的事情，“张楚之岁”这个觚，它的分量之重可以说是所有简牍发现过程中，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简。大家知道在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里面有“张楚”的记载，专家们为这俩字讨论很久，它到底表示什么，现在看来就跟这个“张楚之岁”是一个含义，就是表示这一年就是“张楚”，当时有四五篇文章参与讨论，还有的人坚决不认可，《史记》和《汉书》中只是记载陈胜、吴广政权号“张楚”而已，一句话带过，文献语焉不详，所以给后来解读造成很大问题。现在觚里面“张楚之岁”，这一岁就是农民起义开始的那一年，确实非常重要。
    
   王子今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湖南省所又获得这样好的一个新发现，好机缘啊，应当说这批简牍数量之多、而且年代跨度之大，没有先例。我作为一个秦汉史研究者非常感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人员配置得当。就现在初步展现的资料，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令人非常兴奋的新的内容，比如秦代的那件文告，还有一些涉及地方治安、社会状况的记录，我觉得值得重视。数以百计的简对社会动乱的情况记载，还有一枚简说到“党羽十万”，也可能是七，也可能是十，即便是七万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关于益阳令史名叫“勋”的经济犯罪的审讯与处罚的文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行政法规运作。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县级机关的档案的遗存，对于它和郡的关系，和乡、亭、里的关系，会给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当时行政运作的信息。关于“益阳学童”的简也非常有意思，“学童”很可能是一种身份的特定称谓，称呼这个人为“益阳学童”，这个学童身份前面冠以县名，我们讨论过走马楼简里的私学问题，在韩国看到过清代的一批户籍资料，政府对在校的读书人有特殊的礼遇，我推想他们可能是不承担服劳役和交赋税的责任。刚才的介绍提到益阳简牍历时楚、秦、汉、三国吴，秦、汉之间其实可以再加一个“张楚”，这是很少见的关于张楚政权实行地方治理的一个很罕见的记录。
    
   信立祥 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
    
    这次发掘易盛达公司和地方政府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让人感动。最近几年湖南出的简已是全国之最。这次出的简，无论数量、内容，还是时间跨度，特别是时间跨度来讲，从战国晚期一直到吴，这在简牍发现史上是没有过的。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司法、行政，是益阳县政府衙署的档案，可以了解到这段时间之内政治、经济、司法各方面情况，而这段时间正是史料当中对于湖南地区记录很少的时候，有重大史料价值，希望湖南考古所尽快将这批简整理出来，让学术界共享。
    
   赵化成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 教授
    
    能有机会看到这么重大的发现很高兴，首先应当感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提供的难得机会。现在考古学和过去相比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抢救性考古发掘若放到若干年前，这些发现可能就不存在了。湖南以前有里耶、走马楼这些重大发现，这次兔子山工作一开始备受关注，益阳市文物处很有职业敏感，有发现立刻汇报，省所即组织力量及时地将这批国宝一样的资料抢救下来。如信立祥老师所说，湖南的简确实已经成为全国之最了，光走马楼十几万枚，还有五一广场、里耶、多处的楚简加上这一批，每个阶段材料都非常丰富。湖南省考古所这次工作做得很好，定位是准确的，基本认识是准确的，基本年代判断都没有什么问题。从西汉简来说，前段时间北大历史系收藏了一批西汉简，在《文物》上已经发了一些简报，现在第一部书《老子》已经出版了，接下来可能连续要出好多集，那批简可能是墓葬被盗以后流出去又征集回来的，跟这批简（主要是衙署文书档案）性质上有差别，但都是西汉的简，两者将来在研究上还是有一些联系和借鉴之处。比如说不同年代的书体、字体问题。本批简牍作为政府档案字写得非常漂亮，不输于北大那批简的书法。北大历史系藏简牍中有一部分是“赵政书”，是西汉时期记录的秦始皇、秦二世的事，这两批简可以互相启发。我们期待发现一些超出一般的文史档案的事，也是可能的。今天看了那么多陶片、复原的陶器、瓦当、大型空心砖等，从考古角度讲，这里的砖、瓦、陶器跟中原有些相似之处，但主要是当地的。比如说瓦当，跟关中地区、长安地区，或者其他地区的瓦当不一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一样的。比如瓦里的布纹，在关中地区是什么时候出现，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时期，这里是不是晚一点。希望能借助这批材料，再加上其他材料，建立这个地方考古的发展序列。就是陶器、砖、甚至瓦当，它们各有自己的一个发展序列，如果这个序列能建立起来，以后再有发现，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判断年代，再加上纪年简牍，可以建立一个考古的时空框架，整理这批简，对今后工作很有帮助。我希望借这些简牍文物的整理研究，尽量把湖南地区的秦汉考古时空框架建立起来。这批文物是遗址里出的，过去我们的发现多数是墓葬出土，墓葬出土文物比较好整理，汉代遗址陶器序列建立的事情，很多地方都没有完成，如果我们能借助这个机会做好这件工作，对全国来说也是个示范。
    
   焦南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我不研究简牍，但有些初步的感觉：第一个感觉是，这次兔子山遗址特别是几个古井里出的简牍，应该是2013年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它的重要价值刚才几位先生都讲了。我们先不说遗址，仅这批简的数量、内容，包括延续的时段，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考古发现。第二个感觉，因为我长期从事田野发掘，我认为兔子山遗址的发掘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应该说在基本建设考古的项目里，发掘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现场发现了简以后，能够很快地采取科学的方法全部提取简牍，第二是简牍到铜官窑基地后，很快地进行清洗、保护、扫描，这是田野考古在室内的继续。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使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成果，如简牍文书。文书纪年，才能断定它的内容和时代。我有一个希望，如果我们想让这次发现更上一个台阶的话，我觉得应当更进一步开展工作，弄清古井与其他遗迹的关系，全面规划城址的勘探和发掘。我们考古学界，就是缺少一个完整的城址的考古工作，比如说秦汉时期一个县城的全面考古工作。刘庆柱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秦汉卷》里提到当前秦汉考古的几个问题，就提到如果能够完整地做一个秦汉时候或隋唐时期的县城，是非常重要的。益阳这批简牍大家都说是档案，档案原来应该在办公的衙署里放着，后来不要了扔到井里。现在一是因为发掘的面积不大，第二是原来的地方有些房子，所以现在没能发现和简对应的同时期建筑，如战国晚期的建筑、西汉的建筑。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发掘的问题，而是这个遗址因为历年沿用，破坏比较厉害，发掘时上面又已被挖走。所以我希望在下一步的发掘中，把现在周围的那些房子一拆，水泥面一揭，从那个层面考古队就早期介入，寻找和这些简同时期的一些遗址，如果再扩大一步的话，把当年益阳县城的圈找到，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了。
    
   陈伟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院长 简帛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我认为这批简的价值有几点比较突出，第一是数量，因为简牍出自遗址，是个很大的收获；第二点，再强调一下，“张楚之岁”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张楚之岁”觚的出现有三点意义：第一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简牍的发现，以前我们有楚简，有秦简，有汉简，但是在秦汉之间有一个很短的时代，也可以叫“楚”，在张家山汉简里有“降于汉”，指从楚降于汉，是秦灭以后有一个短暂的时代“楚”，在当时人们正统的观念里它是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年。这个阶段的简牍一直没有被确认，现在由于这个觚的发现，张楚时代的简牍得到了确认。由此想到里耶简牍中有一部分楚文字的简，当时不明白它到底是楚简还是其他什么含义的简，当时我想可能是秦灭以后楚人的简，现在这个想法因为这个觚的发现证据更充分一些；第二就是对于“张楚”的判断。因为“张楚”在《史记》《汉书》里面出现过多次，南北朝以来就有好多种不同认识，现在很确定的一个说法它就是一个岁号，用来称呼陈胜吴广建立“张楚”政权这一年，就是秦二世二年；第三点，对我们判断湖南这一带是什么时候结束秦王朝的统治，转入到农民起义军的统治之下很有意义，因为它不仅有岁名，还有月份，所以说这支简还有我们暂时没有看到的简，再加上里耶简中有楚文字的简，我觉得今后是作为简牍学里面一个特别需要关注、需要研究的一部分内容。西汉的简很多，在简牍学资料里，有不同政府级别层次资料，郡级的资料，比如东海郡的，还有朝鲜乐浪郡的资料，乡的资料也有，像江陵东乡的资料，但是县级的数据较少，兔子山古井从西汉初年到西汉末期非常完整的资料，首先对益阳地区区域史非常重要，其次对于我们认识整个汉代县级政权的运作非常重要，所以它和上面郡的简牍资料，下面乡的简牍资料，配合起来，对于了解汉代一个政权从上到下，以及和其他县的互动非常重要。
      
   方北松 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 研究员
    
    湖南考古发现的简牍非常多，从保护角度看，工作压力挺大的。现在又出土了这么多简，很不错。此次发掘现场操作，包括提取、保湿、防霉、泥土取样、包装运输都非常科学合理。湖南省考古所，还有益阳的同志，后勤保障很有力。我也看到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室内保护条件非常好。第一个是环境好，空气污染很轻。因为城市里面空气污染很重的，二氧化硫含量很高。这里的简牍保护工作室就很低了。然后工作室的面积很充分，设备很到位，红外线扫描仪是最新最先进的，扫描效果非常好，还有就是蒸馏水，可以不间断的供应，以前这个层面做不到。我想从文保的层面谈谈随后的工作。启动分析检测，包括简牍的材质分析，是哪些具体种类的木材、竹材，糟朽降解到什么程度了；还有泥土元素成分分析，它里面含铁，铁元素可以使简牍变得很黑，它的成分含量怎样；水样的酸碱性，泥土的酸碱性，这些检测分析都要做。完成这些工作以后做保护修复方案。从现在开始实施，步骤是揭剥、绘图、编号、清洗、红外线扫描、脱色，然后就是拍摄照片和脱水处理，最后是有机玻璃嵌入包装。这批简牍非常重要，现在的保护条件非常好，我们一定要使这些简牍得到最好的保护处理。虽然这批简的墨比较淡，没有里耶的好，但是我们还是想办法用最好的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非常感谢湖南省考古所，我们文保人员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样重要文物的保护工作。
    
   朱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上午是一场视觉的盛宴，看到这么丰富的竹简，还有伴随的陶器、包括建筑构件、铜镜等遗物，十分震撼。因为我研究汉唐考古学，没有专门研究简牍的专家那么到位的评价。我们到现场去看了发掘的情况，总的感觉就是湖南省考古所这次的工作非常及时、到位，处理得也非常科学、规范，今天来到整理的地方再一看，说句心里话，湖南省所不仅仅是现场工作的层面是一流的，整理、保护这个层面也是一流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刚才焦南峰先生提到整个遗址的情况，我想说应该把这次考古发现作为益阳县城遗址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尽管益阳城市发展非常快，这是中国造城运动的一个大趋势，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有时候是一场灭顶之灾，但是无论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对于文化遗产对于城址而言什么时候开始保护都不晚，不能说因为我们城市发展到一个程度了，那么剩下的一星半点遗址就算了。今天益阳的一些领导也来了，我想能够向市委市政府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益阳这个古代城址，它的重要性可以说因为这批重要简牍的发现愈显突出。刚才湖南省所的同仁介绍遗址有五十亩左右，但是我们看到的益阳市区里面有很多新的高层建筑。70、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楼房，它们的挖深程度对于古代遗址来说并不是一个断子绝孙式的破坏，但是今天的房地产开发的挖深程度对于遗址就完全铲除了。所以说对于没有进行开发的区域，有关益阳县城址的保护必须要提到相当的高度，因为从汉唐考古学来说，我们对一个具体县城的考古学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表面上看是十几口水井而已，但是它所折射的是一个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内涵丰富、价值非常重大的一个县城遗址，所以说对益阳县城址应该全方位充分地去认识。从学术层面来说，我们今天上午在库房看到了非常多的建筑构件、陶器，包括其他遗物，它们都极其重要。从考古学来说，建立起一把遗物的标尺对于考古学研究非常重要，但是这项研究难度非常大，如果我们把陶器、砖瓦排出一个年代序列来，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相对的早晚关系，没有绝对的年代，但是这些简牍可以看出非常明确的年代记载，也就是说这些井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很准确的绝对年代，而伴出的建筑构件包括陶器，可以视为一个相互的组合关系，那么它的年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些陶瓦，一般民居绝对不可能使用，陶瓦制作精良，水平非常高，在南方是比较少见的，包括胎土、陶艺等等，当然也有湖南地区本地的特色，所以通过对简牍的深入研究，然后对这些出土遗物能得出来一个非常到位的编年成果的话，我想不仅仅是对于益阳县城遗址，而且可能对于我们湖南地区汉唐时期的城址考古可能是一个大大地推进，这就要求不仅仅是省所，还包括益阳市文物处，还得跟市委市政府去沟通。因为今天发掘的收获除了简牍以外，包括考古学出土的陶器，这些遗物实际上是益阳的文化积淀即文脉所在，哪怕是一个陶片都值得去重视它。所以我呼吁益阳市文物保护工作者要责任在身，应当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当然也需要说服领导更加重视，还应该在文物保护层面做得更到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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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3-11-23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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