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楚简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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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简本和传本<武王践阼>请教刘洪涛先生》这一帖子中，王连成先生质疑上博简中“鲜明的楷书特征”，认为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严重赞同这点。这些楷书特征显然是作伪者带进去的。作伪者胆大包天，玩弄万千学人于股掌之中，简直欺我中华无人！         那么，其他出土楚简是否全为真？其他简有没有作伪的嫌疑？上博简作伪是不是史上第一次？带着同样的疑伪精神，我察对了文字数量较多的包山简和郭店简，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而当我仔细核对曾侯墓乙简的文字时，却惊讶地发现：曾侯乙墓简存在大量的篆书、隶书特征。王国维先生有秦用籀书、六国用古文之论，已经被证实为不刊之论。又隶书发端于篆书，时间更靠后。曾侯乙墓简显然违反了这一结论。所以，曾侯乙墓楚简难以辨认，因为这批楚简的文字有很多是拼凑成的，肯定无法在历代字书中找到与之相似的字形，无法考索形义。        据认为，郭店简和包山简的年代在公元前300多年，曾侯乙墓简则在公元前433年左右，两者之间仅相隔100多年，文字何以有如此大的变化？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需要从文字演变史的角度做一番严肃的考察。       王国维的秦用籀书、六国用古文之论，论证有矛盾，但他的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限于条件，他更多地是从历史记载中去推断籀书与古文的年代，仅在说明秦朝统一文字之程度时引证了传世秦权铭文。王观堂没有见过真正的蝌蚪文，于是以“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为理据得出“籀文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为近”这一结论。这一结论隐含的论点是：秦国吸纳过周王室的文化（其过程中无法将六经典籍排除在外）。而观堂先生又说，”六艺之书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前后之间是矛盾的，前者意思是说秦国受周文化的影响，还是较为开化的；后者却说秦国连典籍都没有传播开来，是文教落后的蛮荒之地。矛盾的论证使得观堂先生推翻了许叔重的正确观点：” 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       当今出土材料涌现，校订王观堂的结论的时候到了。在籀书出现之前，周王室和各诸侯国所用的文字应该是一致的，较为接近甲骨文和金文（”殷周古文“）。史传籀书是周宣王的太史所为，时间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之间。周宣王中兴，可能推行过籀文。但宣王之后，西周即覆亡于幽王之手。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春秋时期开始，各国争相征伐，不尊周天子令。所以，籀书可能并没有在中国推广多少年，效果不是很显著。只是秦国一直实行联周以抗击戎狄的政策，悉数采用了籀文。加之秦国一贯重视效率和实用，可以想见，其更为亲睐规整划一的籀文，而非书写随意的古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省改籀书（大篆）作小篆，灭六国古文。唯有这样理解，一系列现象才能讲得通。        PS：2011年出版的《曾侯乙墓竹简释文补正暨车马制度研究》一书，去楚墓发掘已33年，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文字难题。不特从马、从车之字难识读，从贝、从王（玉）之字亦是如此！既然作伪者有意添堵，学者再费功夫也是徒然！新蔡楚简的文字也是可疑的，我将另外发帖予以说明。       兹仅从《楚系简帛文字编》（修订版）中选取几例，供大家参考：
1.从马从备字，P859，右之“备”为篆书；   2.执，P888，左上角之“文”作“大”，为隶书，且右上角之“丮”为篆书；    3.大，P875，全隶书，上博简效仿之；    4.吴，P885，下之“大”为隶书；      5.从马从卯（留）字，P855，右下角为“卯”的篆书的变形；      6.轮，P1184，右之“仑”为篆书；     7.瑅，P53，右之“是”为隶书；    8.从阝（阜）从外从车字，P1274，左之阝（阜）为篆书。
字形图片请参考附件，由于文件大小的限制，不赘附篆隶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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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两条证据：        1.曾侯乙墓的疑点众多，从墓的型制、年代，到陪葬品的式样、铭文，都有少数人提出了疑问。郭德维先生在《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曾侯乙墓并非楚墓》。郭先生认为，曾侯乙墓是带有中原风格的古代墓葬，与典型楚墓有很大差异。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曾侯的地位如此之高，享用的是九鼎八簋，楚王、楚太子等人都赠送给他贵重的器物。为什么历史上就没有一点相关记载？为什么据曾侯乙墓竹简的记载，曾国实行的是楚国官制？还有，刘森淼先生曾经在《江汉考古》1992年第2期上，曾经发表过《曾侯乙墓玉器并非典型楚玉》一文。谭白明先生在《江汉考古》1994年第3期上，曾经发表过《曾侯乙墓编钟并非楚国制造》一文，指出楚王所赠镈的来历有点蹊跷。这三位学者是非常严谨认真的，都是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轻易苟从主流意见。他们的看法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不能视若无睹，不能随意打发掉。           2.有关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的书法。邢文先生在 2012年07月0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过《

楚简书法的笔法与体势》。他指出，楚简书法多“扁势”，而

曾侯乙墓竹简字形修长，确与楚简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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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竹简的书写者，不太确定应该统一写哪种书体，于是怪状发生了：同一个字里面，既有楚简书体，也有篆书、隶书。当没有楚简字形可供参考时，干脆摹仿篆书架构，只是故意弄得潦草些。比如“虎”，篆书“虎”字的顶上是类似鞠躬作揖之人的结构，左边的两笔呈喇叭形开口，而楚简中的“虎“字有两类写法，或者是卜形结构加喇叭形开口，或者是两捺笔（相连/不相连）加两獠牙形笔画；篆书“虎”字的右上角是不封口的，而楚简中的“虎”或虎字头几乎都是封口的，仅有极少数的开着口。曾侯乙墓中的”虎“写得不伦不类，顶上是卜形结构，右上角开口，左边则有两獠牙形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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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墓竹简里的“人”字竟然多为楷书！这是毁三观的事情，难道有后人穿越到战国去了？战国文字再接近隶书（如郭老所言），也不可能等同于楷书。因为楷书的年代是非常晚近的。《楚系简帛文字编》里从人之字，如僮、依、伐，“人”字写得楷味十足。信阳、包山、郭店等楚简里没有一例这样写的。而在楚帛书中，虽然“人”字上面的撇画接近隶书，但是下面那笔是弯斜的。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