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帛书不伪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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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关于简本和传本《武王践阼》请教刘洪涛先生 ”这一帖子（http://www.bsm.org.cn/bbs/read.p ... eyword=%CE%E4%CD%F5）中，王连成先生质疑了上博简 《武王践阼》，语气非常谦虚。王先生说，跟其他楚简文字相比较，《武王践阼》的字形非常另类，有可能是今人有意为之。而刘洪涛先生则斩钉截铁地主张，《武王践阼》是真实无疑的。而且，刘先生还将《武王践阼》的真实性与楚帛书的真实性绑在一起。因为他从楚帛书中找出了四个带有楷书特征的字：行、乃、章、久（厥），进而认定 “

如果《武王踐阼》是假的，楚帛書八成也是假的”。王先生在回应中承认

刘

先生的举例有效，但同时

说，虽然

“乃”和“久”字起笔处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楷书特点，但这或许由于楚帛书属战国较晚时期（接近于书体转变期），除此之外其他特征仍然保持正统的楚文字特色。我这里对王先生的回应做几点补充，以证明楚帛书不伪。       首先，楚帛书虽然不是科学发掘品，但至少有确切的地点、时间、人物可供追究，而且后面的科学发掘也确实发现了相关文物。《武王践阼》则没有，只是香港的文物贩子胡侃，说从湖北楚墓里流出了一批楚简。       其次，楚帛书的字体出现楷书特征，属于正常现象。用毛笔书于丝帛，跟后世用毛笔写于纸上，难免会出现些相同的书法特征。这一点都不稀奇，一个从来没有练过毛笔字的人，写起大字来也会不经意间在转折处做些提按。只要其文字不全部符合楷书特征，就不必要质疑其真实性。况且，行、乃、章、久（厥）四字是完全符合楚文字的写法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楚帛书没有可供作伪的参照物。楚帛书一出，从蔡季襄、商承祚到饶宗颐，竟然没有一个人能把其中的文字全部准确释读出，将整篇文字读通，一些释读错误更是延续至今。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的战国古文材料的首次出土。它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文字。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批批楚简出土，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读懂它。因此，作伪者根本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几百个新奇字形，还能够一直不露马脚。兹举几例，供参考。楚帛书文字选自《楚帛书诂林》（简称《诂》）。        1.陲，《诂》P836，蔡季襄认作“陵”，饶从之，他们都将此字等同于“陵”之《说文》古文。商承祚则将它隶定为“陲”，不过商并没有作字形分析。后来的学者只有刘信芳赞同商老的看法，其余都释作“陵”。用偏旁分析法分析，这个字从阝从華省从土，应是“陲”字。商老先生的隶定是准确的。“山陲”即山边的意思，放在上下文中比“山陵”更通。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第4-5简“吕望为壮垂洊（荐），守监门、垂地”，一直难以读懂。究其原因，是学者混淆了“來”和“華”的楚字形所致。二“垂”字从華省从止，应为垂之异形，本义为花朵垂向或落到脚下的土地。第一个垂字主动表被动，是赐予、给予的意思；第二个垂字通“陲”，是边陲、边境的意思。如此，整个句子就文通意顺了。那么，真正的“陵”字有没有出现在楚简中？《成之闻之》第19简和第34简中各有一个被释作“遠”的字，就是“陵”字。已故古文字学家何琳仪先生独具慧眼，将它认出。        2.唬，《诂》P69，商承祚释作“法”，饶宗颐、李零从之。何琳仪释作“唬”，通“呼”，这是正确的。郭店简里的“乎”多写作“唬”，也有的字形从虎省从乎，酷似老虎摇尾呼啸之状。这说明“乎”、“呼”源自“唬”。由于没有楚简作参考，因此以前的学者将它释错，非常正常。         3.从辵从旅省从羊之字，《诂》P117，商、严、饶均释作“逹”，有乱的意思。此后，何琳仪释作“逆”，汤余惠释作“徉”、“佯”。郭店楚简出土后，学者们才一致确定此字同“失”。但此字和“失”字在字形上相差太远，说二者声音近似故可通假，则是无稽之谈。我们连字都不认识，何以知其读音？此字当从汤先生之说，作“徉”，有徘徊、进退两难、迷失的意思，同“失”。字的右上角之旅省，意思是旗帜、方向，隶定时可以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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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针对我来的，但我不任受其咎。
我本人无任何认为楚帛书为假的观点，我只不过是用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而已：要讲楷书楚帛书更楷，如果从这方面认定《武》假，那也得认定楚帛书假，现在无人认定楚帛书假，那么《武》也不应当假，至少从字体近楷这方面讲是这样。
我近年形成这样的观点：后世的楷书笔法在先秦即已形成或萌芽，可以看作当时的一种俗写。后来这种笔法逐渐普遍应用起来，就形成了楷书这种字体了。这符合裘先生在《文字学概要》对文字演变规律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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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首先向您致歉。我行文不太注意语气，如有冒犯之处还请谅解。我发帖无其他目的，只是谈谈个人的小小看法，您当然可以保留你的看法。我的中心点，是不敢苟同您将楚帛书和上博简并举的做法。您说“用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精确地说应该是类比法。我们使用类比法时，要确保所考察的属性是同一的。我赞同王连成先生的看法：上博简《武王践阼》里面出现的是楷书结构，楚帛书中的则是楷书笔画。所以，二者并不具有同一属性，也就不能够进行类比推理。我认为，您说的“字体近楷”需要再做区分，需要区分楷书笔画和楷书结构。
         您提出了楷书的先秦起源说，这是非常新颖的。我在裘先生的书里没有看到过，他只是说隶书的秦代起源说跟事实有出入，因为秦国的很多文物上有一些篆书的俗体字，秦简上的文字跟汉隶已经无多大差别了。一些书法史著作里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裘先生的观点要想成立的话，他就必须直面以下事实：秦简上近隶书的字，竟然有一些合于六国古文或更早的古文，而不合于篆书。他特地写了好几段文字，来打消别人“在隶书字形来源问题上产生”的“错觉”。可是，疑问依然存在。我这里也小试一下“逻辑学上的归谬法”，对裘老的观点做一番反驳。1.如果秦国有平民确实会书写隶书，而有些隶书是属于六国古文系统的，那么为什么秦代统一后没有把这批简捷的古文隶书推广开来？2.如果战国中晚期的秦国或秦代的中央政府真的主动采用了古文字形，使隶书受到了东方国家文字的某些影响，那么汉代的学者为什么读不懂古文经书，为什么会出现今古文之争？
          我之所以会提出这些质疑，是出于对裘老引证的材料的警惕。裘老引证的是陶文、来历未明的秦公簋、刻铭草率的秦权量、书写可疑的秦简、侯马盟书，全都不能完全排除作伪嫌疑。既然材料不可靠，又怎能得出确切不移的结论？
          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接受前人的一些朴素看法：篆书和六国古文是两套系统，虽然都来自殷周古文，但二者之间有差异，正是这差异导致了今古文之争；隶书源于篆书，行书、章草和楷书源于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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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怀先生说上博简的楷书笔法太重，更确切地说，是隶书笔法太重。上博简的书写者还是有常识的，不敢在包山、郭店简出土之后还写年代最近的楷书，怕露马脚。上博简的楷书笔法很多，但认定起来需要牵扯书法艺术，最好还是在辨别字形结构的基础上以排除法判定。这是一条辨伪的路径，就是在通用字的书体方面下功夫，以求发现伪证。另一条则是考察其独有字形，看它是否错误地吸收了已有的释读成果，是否滥用声转通假而生造字形，从而发现破绽之处。           李先生举出的“又”、“之”等字，经查上博文字编，每一字下总有两三个字的结构跟隶书非常接近。譬如《容成氏》第五、六简中的两个“又”字，前面一笔的起笔处是直线的，后面一捺笔是直线的，没往下拐弯。
          借用李先生的说法，与曾侯乙简相比，上博简在字形方面可以称为“高仿”了。曾侯乙简中的“大”字竟然写成隶书，吴、夜、执等字中也出现了隶书“大”。“九”字写成了唐代楷书。因此，曾侯乙简只能称作“低仿”，虽然它的书写者明显技高一筹。这种“进步”可以说是后出转精的有力例证。但是，上博简在某些字形上还在照着曾侯乙简摹写，进步中也有退步，不够“与时俱进”。新蔡简文字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松散，不成一体，其描摹痕迹也很重。最让人感叹的是，其内容与已出楚简过于重复，尤其是包山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