棗莊徐樓東周墓所出“此余王□君”鼎銘文小識

暮四郎

棗莊徐樓東周墓所出“此余王□君”鼎銘文小識

袁金平

四郎兄所言颇为新颖。
不过有一疑点，即金文中吴、越两国国君称名一般是“国名+王+名、字”这种组合形式，罕见“差余王”这样“人名+王”的形式，至少金文中未见。清华简《系年》“夫秦王”是个特例。
从地域上联系，铭中的“余王”理解成“徐王”似乎更合理一些。
《文物》2013年第3期上孔令远等先生公布了两件有铭徐戈，其铭即以“余”表“徐”，另外纪甫人匜铭“余余王”第二个“余”，李家浩先生即认为读为“徐”（自选集56页）。
“此徐王”之“此”可能就是李家浩先生多次提及的所谓“附加语”。国名附加语如“句（工）吴”、“于越”等。孔文所涉两铭“余子白取此”、“余王容居此”之“此”为人名附加语。如此，徐国称名或偶用缀字“此”，这是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
“王”后二字模糊不清，当是徐王之名。“邦君”之释很可疑。上字左从“幸nie4”，下字下部似是“于”。很关键的两个字看不清，真是可惜。
这里做个推想，学友们看个乐。
若上字是“执”字，下字从“于”得声，这个徐王则可能就是“章禹”。孟蓬生先生以大量事实论证“章”上古音归侵（谈）部，很可信。如此“执”、“章”音可通。
姑妄之言，切勿当真。

暮四郎

谢袁兄指点！
这也是我原来的疑问，即如果將徐樓M2：24鼎銘中的“此余”看作人名，那麼這條銘文似乎顯得有點奇怪。
正因爲如此，“此余王”後面的那個字的釋讀，就顯得比較重要，弄清楚此字到底是什麼字，或許就能弄清“此余王□君”的結構。但是此字一時又難以確釋。

另外，可以補充說明的是，鼎M2：24爲典型的越式鼎，這一點已經有學者指出，見王琦、燕生東《山東棗莊徐樓發現的粊國墓及相關問題》，《齊魯文化研究》第十二輯，2012年，第45頁。

暮四郎

"君"字确实看不清，不过简报和王、燕文都释为君(王琦先生是枣庄市博物馆员)，我想可能看原器可以确定此字是君吧，就采用了这种释法。

暮四郎

　　袁先生指出的“夫秦（差）王”，非常有用。
　　《繋年》簡110“盍（闔） （盧）即殜（世），夫秦（差）王即立（位）。晉柬（簡）公會者（諸）矦（侯），以與夫秦（差）王相見于黃池”，整理者注：“夫秦王，吳王夫差。秦，從母真部；差，初母歌部，音近通假。”“夫秦（差）王”與此處“此余王”表述類似，二者同屬於吳越文化系統，可以互證。
　　這樣看來，徐樓M2：24鼎銘中的“此余”當即“越王差徐戈”之“差   ”。鼎M2：24爲越王差   所作器物。
　　這條信息對徐樓M2的斷代大有幫助。《簡報》說，M2出土的“鄝子妝之用” 銅戈與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銅戈（M36：19）形制、紋飾及銘文相同，銅鎖（M2：4）與河南平頂山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銅鎖（M301：39）近似，年代應為春秋晚期。
　　從鼎M2：24銘文看，這個斷代顯然是靠不住的。“此余（差   ）”時代在戰國中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王翳卒，子王之侯立”下司馬貞《索隱》引《紀年》：“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子錯枝為君。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 “無余”，有的版本作“初無余”，當以後者爲是。 越王初無余（即此余、差   ）之元年至十二年，據楊寬先生考訂，在公元前372-261年。 那麼，徐樓M2的年代當在此之後。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銅戈（M36：19），時代大致屬春秋中期。  M2出土的同銘戈，時代自當相同。這件戈應當是輾轉流傳到此地，爲墓主或其親近者所得，下葬時放入墓中的，不能作爲此墓斷代的依據。

暮四郎

《簡報》認為徐樓M1、M2是夫妻合葬墓。那麼，這兩座墓的時代當相同。
《簡報》根據M1所出青銅器銘文中的“宋公□（固）”來對M1作斷代，認為其時代爲春秋晚期。根據第4樓所述，這個斷代也不能成立了。這些銅器可能是從早期傳下來的。

王寧

铭文拓片（点击可放大）。从拓片看，那个所谓的“君”可能是上“女”下“亐”。

暮四郎

一點補充說明

暮四郎

M2所出濫公鼎（M2：25）銘文可能是刻上去的

shing

“王”可否读作“匡”，当“辅助”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