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漢代铜壶銘文之書體

云间

關於漢代铜壶銘文之書體
滿城漢墓隨葬有兩件錯金銀銅壺，張振林稱其銘文“是用變形雲氣”裝飾而成，其一壺蓋銘文則“是用鳳鳥和魚紋”裝飾而成。 張氏雖以其書體為鳥篆，但將其文字裝飾部分加以區別，較之徑以鳥蟲書為斷 ，誠為明白。
另有伯希和舊藏錯銀銅壺，其銘文書體與滿城漢墓銅壺所見類同。李寶才稱其銘文“筆畫起始或收筆時均作雙環雲紋，用鳥首作筆畫起始或收筆時，鳥首眼睛處也為雙環雲紋”；曹錦炎亦云：“以變形雲氣紋結合鳳鳥裝飾而成篆文”，并以滿城錯金銀銅壺其一之器表文字特征同之。李、曹二氏，俱以伯希和舊藏此壺文字為鳥蟲書。
按滿城漢墓錯金銀銅壺其一壺蓋銘文，確如張振林、曹錦炎所云，以鳳鳥、魚為裝飾，是為鳥蟲書無疑。然此與其壺身、另一壺及伯希和舊藏銅壺銘文，皆以雲氣宛曲為飾，實有顯著區別。李、曹二氏以為筆畫起始或收筆處似鳥首，實乃雲氣造型，與滿城漢墓銅壺其一之蓋表文字鳥首造型截然相判。三壺雲氣皆有出曳，此亦見於满城汉墓错金云纹博山炉 。而西汉晚期错金勾连云纹钫 ，其雲紋已無此等造型。故此三壺，除滿城漢墓一器蓋銘文書體可明確為鳥蟲書外，其餘銘文書體雖宛曲類之，但顯是有異於鳥蟲書。
許慎《說文解字敘》稱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莽新改為六書：古文（孔子壁中書）、奇字（古文而異者）、篆書（即小篆）、佐書（即秦隸書）、繆篆（所以摹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
其中摹印一體，徐鍇《繫傳》以為“屈曲填密”。殳書一體，徐鍇《繫傳》引蕭子良云：“殳書，伯氏之職，而古既記笏，亦書殳”，而謂“臣以為古盤、盂有銘，几、杖有誡，故殳有題；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也”。然殳之於物，實非大類。故徐氏所云“殳書”者，其體若隨殳有八觚之勢而書之，非但言題於殳者即是“殳書”也。按《釋名》云：“殳矛，殳，殊也”，“使殊離也”。《漢書•溝洫志》“皆往往股引取之”，顏師古注：“股，別支也”。是知“殳書”者，其體必隨勢而有別引離支。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蕭氏語作“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殳”；段氏云：“按殳，以包凡兵器題識，不必專謂殳；漢人剛卯，亦殳書之類”。唐蘭、陳大年皆承段氏說，而謂剛卯刻字為殳書遺制或仿殳書。王正書稱剛卯刻字之書體，為隸書和小篆兩種；被稱之為“殳書”的，應是小篆的減筆字。 然其刻字，絕無徐鍇所謂隨其勢而書之體，亦未有別引離支之態。故疑段氏所云者，未必也。
王西園《集古印雋》所錄三印，其篆雖無雲氣之飾及別支之筆，然其行筆宛曲相引 。陳簠齋旁題曰“殳”，是知其據徐鍇意而斷之為殳書。然此等文字並無別支，當仍屬“摹印”、“繆篆”。
然則，“鳥蟲書”、“摹印”、“繆篆”、“殳書”，其體皆宛曲，此其同者。所異之處，蓋鳥蟲書以鳥蟲為飾，摹印、繆篆填密而無他飾，殳書筆有別支。
滿城漢墓、伯希和舊藏銅壺以雲氣紋為飾之銘文，既非以鳥蟲為飾，其各筆又別離引取、隨勢出支，或作雲氣之壅聚、曵尾之狀，恰與徐鍇之說“殳書”特征相符。
王正書云剛卯刻字存在減筆，與漢代鏡銘有相似之處，“兩者的差異是鏡銘以省偏旁為多，而剛卯文字往往僅留偏旁”。按《說文解字敘》秦書八體之一為“刻符”，徐鍇《繫傳》以為“符者，竹而中剖之，字形半分”。則漢代剛卯刻字與鏡銘有減省偏旁或僅留偏旁者，或即為刻符。
《說文解字敘》云莽新時六書，已無殳書，此蓋并省於繆篆、鳥蟲書內。
丁酉仲春既望後貳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