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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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汉]司马迁著 [日]泷川资言考证 [日]水泽利忠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 全二册出版说明《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系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两书的合编，它是现代具有学术价值的总结性《史记》校注本。司马迁《史记》为世界史学巨著，文学杰作。自刘宋裴骃、唐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分别撰《集解》、《索隐》、《正义》注解后，千百年来，研究者不下数百家，单篇成书，散札零条，成果累累，为数颇巨，然无一人对全书疏证。近人张森楷有志于此，辛勤数十年，二十年代撰就《史记新校注》，惜未定稿，且未及时刊布，鲜为世知。稍后，日人泷川亦致力于此，荟萃前人成果，爬梳整理，于三十年代撰成《考证》，即予印行，是继三家注及张氏校注之后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燉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校补》特点在于校本众多。过去《史记》校记，以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最佳，现行标点本《史记》即据此校改。水泽不仅将《札记》全部吸收，还校勘了张氏未能见到的宋代唯一三家注合刻的黄善夫本，以及我国藏书目录从未著录的南宋绍兴十年刊行的大字集解本。至于日本古抄本和日本古本校记张氏更无缘寓目。因此《校补》资料远比《札记》可贵，并可补标点本之不足。《校补》对同一系统版本，往往不分主次，兼收并蓄，校者在自序中曾为此特加辩解，然终有繁琐之嫌。校记罗列异同多，明辨是非少，显然是又一缺陷。至于校录少数通假异体文字则更无必要。不过由于《校补》搜罗版本齐全，从而可略窥古本《史记》和三家注本来面目，探索后世殿本、局本、标点本等通行本得失，所以它还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史记》校勘书，与《考证》相辅相成。《考证》与《校补》两书，原各自刊行。我国五十年代北京古籍刊行社曾影印《考证》，七十年代台湾省广文书局又影印《校补》，今皆不易购得。现为了便于对照，特将《校补》分附于《考证》每卷之后，四页缩成一页，予以影印。惟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栏多字小，故未拼缩，将原页三十二开放大为十六开，以使版面一致。原图版约三百幅，有重复，今选用第一部分四十七幅。《校补》后原附有水泽所撰《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系日文，略去不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