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国语》序跋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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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国语解叙 国语补音叙录 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 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 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 国语正义序 国语正义 巴蜀书社1985年4月第1版 出版说明 国语集解叙例 国语集解 徐元诰 撰 王树民、沈长云 点校 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1版 前言 国语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 出版说明 国语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出版说明 国语译注 邬国义 胡果文 李晓路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前言 国语 焦杰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出版说明 白话国语 赵望秦 张艳云 杨军 注译 三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前言 原始链接http://202.121.7.7/person/donghu/2/hisclass/guoyuxub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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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解叙 三国吴 云阳 韦昭 　　昔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shū）意，讬王义以流藻，其渊源深大，沉懿雅丽，可谓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识高远，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迄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义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及刘光禄于汉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谬。至于章帝，郑大司农为之训注，解疑释滞，昭晰可观，至于细碎，有所缺略。侍中贾君敷而衍之，其所发明，大义略举，为已憭（liǎo）囗矣，然于文间时有遗忘。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采摭所见，因贾为主而损益之。观其辞义，信多善者，然所理释，犹有异同。昭以末学，浅闇寡闻，阶数君之成训，思事义之是非，愚心颇有所觉。今诸家并行，是非相贸，虽聪明疏达识机之士知所去就，然浅闻初学犹或未能祛过。切不自料，复为之解，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觉增润补缀，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世本》考其流，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又诸家纷错，载述为烦，是以时有所见，庶几颇近事情，裁有补益。犹恐人之多言，未详其故，欲世览者必察之也。 ——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宋代明道本《国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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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补音叙录 宋庠 　　按班固《艺文志》种别六经，其《春秋》家有《国语》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汉司马子长撰《史记》，遂据《国语》、《世本》、《战国策》以成其书。当汉世，《左传》秘而未行，又不立于学官，故此书亦弗显，唯上贤达识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弗识也。逮东汉，《左传》渐布，名儒始悟向来《公》、《穀》肤近之说，而多归《左氏》。及杜元凯研精训诂，木铎天下，古今真谬之学一旦冰释，虽《国语》亦从而大行，盖其书并出丘明。自魏、晋以后，书录所题，皆曰《春秋外传国语》，是则《左传》为内，《国语》为外，二书相副，以成大业。凡事详于内者略于外，备于外者简于内，先儒孔晁亦以为然。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之徒并治其章句，申之注释，为六经流亚，非复诸子之伦。自余名儒硕生好是学者不可胜纪。历世离乱，经籍亡逸，今此书唯韦氏所解传于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国语》二篇，捃摭左氏意外微细以为诋訾，然未足掩其洪美。左篇今完然与经籍并行无损也，庸何伤于道。因略记前世名儒传学姓氏列之后。 　　汉大司农郑众，字仲师。作《国语章句》，亡其篇数。 　　汉侍中贾逵，字景伯。作《左氏春秋》及《国语解诂》五十一篇：《左传》三十篇，《国语》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卷。唐已亡。 　　魏中领军王肃，字子雍。作《春秋外传国语章句》一卷。《隋志》云，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二十二卷。 　　吴侍御史虞翻，字仲翔。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吴尚书仆射唐固，字子正。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吴中书仆射、侍中、高陵亭侯韦昭，字弘嗣。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与今见行篇次同。 　　晋五经博士孔晁，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右按：古今卷第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云二十二，或云二十卷，然据《班志》最先出，贾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实旧书之定数。其后或互有损益，盖诸儒章句烦简不同，析简并篇，自名其学，盖不足疑也。要之《艺志》为审矣。又按：先儒未有为《国语》音者，盖《外》、《内传》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传《旧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寻其说，乃唐人也。何以证之？据解“犬戎树惇”，引鄯州羌为说。夫改“善”为“鄯”，“国”为“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简陋，不足名书，但其间时出异闻，义均鸡肋。庠因暇辄记其所阙，不觉盈篇。今因旧本而广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说外，悉以陆德明《经传释文》为主。亦将稽旧学，除臆说也。唯陆音不载者则以《说文》、字书、《集韵》等附益之，号曰《国语补音》。其间阙疑，请俟鸿博，非敢传之达识，姑以示儿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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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 　　《国语》，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为《补音》，世盛行之，后来重刻，无不用以为祖，有未经其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不绝如线而已。前辈取勘公序本，皆谓为胜，然省览每病不尽，传临又屡失真，终未有得其要领者。丕烈深惧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钞者，开雕以饷世。其中字体，前后有歧，不改画一，缺文坏字，亦均仍旧，无所添足，以惩妄也。雠字之余，颇涉《补音》，及重刻公序本，综其得失之凡，而札记之。金坛段先生玉裁，尝谓《国语》善本无逾此，其知此为最深，今载其校语。惠氏栋阅本，借之同郡周明经锡瓒家，亦载之以表微。参管窥者，以某案别之，旁述见闻，则标姓名，诸注疏及类书援引，殊未可全据，故多从略，总如干条为一卷。至于胜公序本者，文句烦简，偏旁增省，随在皆是，既有此本，自当寻桉而得，苟非难憭，不复悉数矣。嘉庆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吴县黄丕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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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 　　乾隆己丑，予在都门。时东原师有北宋《礼记注疏》及明道二年《国语》，皆假诸苏州滋兰堂朱丈文游所照校者。予复各照校一部，嗣奔走四方，无读书之暇。辛丑，乃自蜀归金坛，又遇横逆侵扰，不能读书。壬子，乃避居于苏，颇多同志，黄君荛圃其一也。常熟钱氏从明道二年刻本影钞者在其家，顾君千里细意校出。读之，始知外间藏书家《国语》，皆自谓明道二年本，而譌踳夺■，参差乖异，皆传校而失其真者也。今年荛圃用原钞付梓，以公同好，此书之真面目始见。因思北宋《礼记注疏》，当年惠松厓先生，用吴企晋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传。今刻本闻在曲阜孔氏，安得如《国语》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见，安必其胜于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书必有瑕也，而后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指瑕为瑜，而玼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据之本皆亡，惟此岿然独存，其譌误诚当为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为公序所采，是以荛圃附之考证，持赠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读书之善法也。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余既喜是书之出也，因举余旧得是书之难、荛圃今刊是书之意，用揭于篇首。嘉庆五年，岁在庚申，三月，长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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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 　　《国语》之存于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椠（qiàn）本为最古。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举《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免胄而下拜”二事证今本之误，是固然矣。予于《敏求》所记之外复得四事：《周语》“瞽献曲”，注：“曲，乐曲也。”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实疾颠”，今本“颠”作“偾”；《郑语》“依、畴、历、华”，今本“华”作“莘”。《吴语》“王孙雒”，今本“雒”作“雄”。此皆灼然信其当从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补音》，而于此数事并同今本，则公序所刊正，未免失之觕疏。至如“荆妫”之讹为“■妫”，《补音》初无“■”字，是公序本未误。然不得此本，校书家未敢决“■”之必为“荆”。予尝论古本可宝，古本而善乃真宝，于此本见之矣。吴门黄孝廉荛圃得是书而宝之，又欲公其宝于斯世，乃令善工重雕以行；别为《札记》，志其异同，凡字画行款，一从其旧，即审知豕亥烂脱，但于《札记》正之，而不易本文，盖用郑康成注《乐记》、《中庸》之例。宋世馆阁校刊经史，卷末多载增损若干字、改正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当，而古字古音遂失其传，予尝病之。读荛圃斯刻，叹其先得我心，可以矫近世轻改古书之弊，其为功又不独在一书而已也。嘉庆五年三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钱大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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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正义序 归安 董增龄 撰 　　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汉儒之说彰矣。隋刘光伯、唐陆淳、柳宗元始有异议，摭拾异同，毛举细故。后人遂指《鲁语》皇华五善语言六德文与《左》违；《内传》谓鲁哀十七年楚灭陈，鲁哀二十二年越灭吴，《外传》谓吴既灭之后，尚有陈、蔡之君，执玉朝越；黄池之会，《内传》先晋人，《外传》先吴人；《周语》自穆王至幽王，《郑语》独载桓、武而庄公以下无闻，皆《春秋》以前事，以傅会刘、柳之说。然宏嗣①明言《国语》之作，其文不主于经，则固不必以经为限矣，至内、外《传》同出一人而文有异同。试以《史记》例之。《郑世家》以友为宣王庶弟，《年表》又以友为宣王母弟；黄池之会《晋世家》谓长吴，《吴世家》又谓长晋。迁一人之说，其不同如此。至《内传》，则成十六年苗贲皇曰“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族”，襄二十六年声子述苗贲皇曰“吾乃四萃于其王族”，是左氏各承晋楚两史旧文，慎以阙疑，不敢参以臆断也；又成十六年“塞井夷灶”二语属之士匄，襄二十六年又属之苗贲皇。《内传》一书如此，又何疑《外传》、《内传》之有参差乎？班氏《艺文志》言《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外传》五十篇，《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外传》二十一篇，则作传者必有《外传》以曲畅其支派。《国语》之为《左氏外传》正同一例。《公》、《穀》二家外传已逸，安知彼之《外传》不与其《内传》亦有牴牾乎？故宏嗣断以为出左氏之手。 　　《内传》之出，献自北平侯张苍，《外传》不知何时始出。贾子《新书·礼容下篇》载单靖公、单襄公事，皆采《国语》，则《国语》之出亦当在汉文帝之世。《儒林传》载贾生治《春秋左氏传》，今又兼述《国语》，则贾生亦以《内传》、《外传》之同出《左氏》也。班氏《艺文志》既载《国语》二十一篇，又载《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所分，则汉时《国语》有两本，今所传二十一篇与班《志》合。然《公羊疏》第六卷引《国语》曰“懿始受谮而烹哀公”，《公羊疏》第二十一卷引《国语》曰“专诸膳宰，僚嗜炙鱼，因进鱼而刺之”，《史记·夏本纪》裴骃《集解》引《国语》曰“敷浅原一名博阳山，在豫章”，《水经·河水》注引《国语》曰“华岳本一山当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水经·瓠子河》注引《国语》曰“曹沫挟匕首劫齐桓公返遂邑”，《史记·补三皇本纪》索隐引《国语》曰“伏羲风姓”，《夏本纪》正义引《国语》曰“满于巢湖”，《邹鲁列传》索隐引《国语》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礼·祭法》疏引《国语》曰“神农之子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文选·东京赋》注引《国语》曰“分鲁公以少帛綪茷”，《文选》卢谌《赠刘琨诗》注引《国语》曰“齐大夫子高适鲁，见孔子曰：‘而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渊海之为大也。’”今本皆无之，则逸者不少矣。然裴骃引“敷浅原”一条，郦道元引“华岳”一条，《文选》注引“子高”一条，其文与《国语》绝不类，议者疑之。《齐语》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辞，《管子》远出《左氏》之前，必不预知《国语》之文而袭之，窃疑《齐语》全亡，而后人采《小匡》以补之与？说者又谓《越语》下卷，疑非《国语》本文，其与他卷不类。又《国语》叙事虽不尽有年月，然未尝越次，今上卷已书越灭吴，下卷复从句践即位三年起，他国无此例。《内传》无范蠡姓名，《外传》止《吴语》一见，在五大夫之列，旅进旅退而已，至此卷乃专载蠡策，若灭吴之事蠡独任之者，殊非事实。《艺文志·兵权谋》有《范蠡》二篇，此殆其一，但搀入当在刘向以前。龄案：孔晁本二十卷，则第二十一卷孔博士已不信其《国语》真文矣。宋公序《补音》本及天圣本两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补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长，而用《补音》本者十之七八云。为之注者，有汉郑众、贾逵，魏王肃，吴虞翻、唐固、韦昭，晋孔晁七家。今唯韦解尚存，然已间有逸者，如《禹贡》疏引韦解云“以文武侯卫为安王宾之，因以为名”，《文选·东京赋》注引韦解云“綪茷，大赤也”，今本皆无之。郑注则他书征引者仅有数条。其余四家贾、王、虞、唐除韦所引外，则《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诗》疏、《周礼》疏、《春秋左传》疏、《公羊》疏征引为多。孔出韦后，亦见于诸疏及《史记》注。今皆采掇，以补宏嗣之义。 　　韦解孤行天壤间已千五百余年，未有为之疏者。窃意许叔重、郑康成两君为汉儒宗主，自三国分疆而儒学为之一变，宏嗣生于江南扰攘之秋，抱阙守残，视东汉诸儒已非其时矣，其所解固援经义而与许、郑诸君有未翕合者，依文顺释，义有难安，况墨守一家之说，殊非实事求是之心，用是采撷诸经旧说，间下己意，非求争胜于青蓝，不敢面谀夫鹿马。检杨氏《穀梁正义》间与范氏之注语具抑扬，则知疏不破注之例古人亦所不拘。今铨释韦解之外，仍援许、郑诸君旧诂，备载其后，以俟辨章，譬导水而穷其源，非落叶而离其根也。韦解体崇简洁，多阙而不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及应劭、如淳、晋灼、苏林、颜师古等家《汉书》注、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凡于马、班正文采取《国语》者，各有发挥，或与韦解两歧，或与韦解符合，同者可助其证佐，异者宜博其旨归，并采兼收以汇古义。錞鼓不同音而皆悦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观也。国邑、水道以《汉·地理志》、《后汉·续郡国志》为主，而参以《水经注》、《元和郡县志》、杜氏《通典》诸家，并列我朝所定府厅州县之名，庶览者瞭然。至于宫室器皿衣裳之制度，则孔、贾诸疏具存，止撷简要，不事详叙。唯是赋性颛愚，疏于搜讨，况草茅孤陋，既不获窥秘府鸿章广资闻见，又不获交四方硕彦共得切磋，固蔽是虞未敢自信。今年踰四十，平日所闻于师友者，恐渐遗忘，是以就已撰集者写录成编。奋螳螂之臂，未克当车；矢精卫之诚，不忘填海。岁在阏逢阉茂②，始具简编；时经五稔（rěn），草创初成，勉出所业，就正君子。倘披其榛芜，匡其缪误，俾得自知其非，庶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责，则重拜大贶，感且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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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正义 [清]董增龄 撰 巴蜀书社1985年4月第1版 出版说明 　　《国语正义》为清董增龄所撰，共二十一卷。《国语》自传世以来，注家不少，唯三国韦昭注本独存。本书作者有感于自注后千五百年间未有为之疏者，乃发奋为之，积五年之功，撰成是书。董氏实事求是，不墨守一家之言，故搜罗广博，凡韦解逸文而见于其他注疏者，或韦解前后已失传的各家注释（包括汉郑众、贾逵，魏王肃，吴虞翻、唐固及晋孔晁）而散见于其他注疏者，皆采掇而移录之，以补韦解之义。又，作者于诠释韦解之外，复援引汉代许慎、郑玄旧诂，备载其后，以俟辨章。再者，韦解体崇简洁，多缺而不释，而自汉唐以来诸家注疏如《史记索隐》等，凡于马、班正文引《国语》者各有发挥，或与韦解两歧，或与韦解一致，董氏以“同者可助其佐证，异者博其指归”，而兼采并收，以汇古义。故本书为汉唐以来《国语》诸家注释之集大成者。凡研究《国语》者，不可不读此书。 　　本书版本为光绪庚辰章氏式训堂精刻本，而其祖本为作者兼收北宋宋公序《补音》本之长而刻印的，故板刻精良，基本上保存了宋刻本的原貌，甚为难得。今据王利器先生珍藏原版影印以饷读者。 巴蜀书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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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集解叙例 　　大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①。故《国语》在汉时有《春秋外传》之名，与《左传》称《内传》者相表里也。自叶少蕴谓《春秋传》作于左氏，《国语》为左丘氏，不得为一家，文体不同，亦非一家书；刘炫谓鄢陵之败，苗贲皇之所为，《楚语》云“雍子之所为”，与《传》不同，《国语》非丘明作；柳宗元谓《越语》之下篇非出于左氏，异议嚣腾而莫可究诘。窃尝论之，《国语》之文异于《左传》之大者，莫如越灭吴一事。《左传》以伐吴后三年围吴，又三年而灭之；《越语》则自反国后四年伐吴，遂居军三年，待其自溃而灭之，《左传》自伐吴至灭吴凡六年；《越语》自伐吴至灭吴凡三年。《左传》自吴及越平至灭吴凡二十二年，《越语》自越及吴平至灭吴凡十年。其重要牴牾如此，诚令人不能无疑于作者，不得徒诿曰“传闻异词”也。顾考其书，于三代之遗文坠典，春秋之嘉言善行，粲然在目，经国行事所取资，博物君子亦所不废，即与《左传》出入，正可藉供参校，初不因作者为谁略掩其洪美也。是书注有郑、贾、虞、唐、孔、韦诸氏，今多散佚，唯韦《解》备，本有贾、许、明道、公序诸刻，公序本精，唯《补音》传。且云，本精亦时有讹漏，注备仍难免附会。后之学者有董氏《正义》，汪氏《考异》、《发正》，黄氏《札记》，陈氏《翼解》，王氏《述闻》，俞氏《平议》，吴氏《补注》。用力勤矣，所得为多②，然详此略彼，入主出奴，时可考见，盖未荟集而折衷之，则无由剂其平而究其用也。闲尝采识诸说于简端，阙者补之，疑者存之。念治斯学而未能专者，或疲于翻检，昧于是非之辨也，乃纂理以请益于世，不复自揣其愚，假曰有一得焉，则更知所以淬厉矣。纂例如次： 　　传文以明道、《补音》二本为据，则其是者从之。其疑异脱衍，胥注句下。有依他说订正者，仍列原文于《集解》，证以他说。 　　注文以韦《解》为准，字句讹者，胥依《考异》、《札记》改正，有依他说改正者，与注中注明。韦《解》未采之三君注，间据《辑存》补入于《集解》。 　　韦《解》训讹，有说可易者易之，仍列韦《解》与《集解》，复引他说解之。 　　地名今释，几经考定，即用他说亦然，为便于行文计，或不详载书名，但非尽历其境，倘有讹误，诸待教正。 　　传文阙注，无说可采者，搜集他书补之。韦《解》训讹，无说可易者，则附存鄙疑，聊资商榷。 　　各篇分章，或同《补音》本，或同明道本，要视文义分合为断。 　　注上有围者为《集解》，否则为韦《解》。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徐元诰识于海上。 　　①大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 按所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乃司马光之说，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此文以司马迁当之，甚误。 　　②后之学者有董氏《正义》，汪氏《考异》、《发正》，黄氏《札记》，陈氏《翼解》，王氏《述闻》，俞氏《平议》，吴氏《补注》。用力勤矣，所得为多 按所列诸家皆为《集解》所采取者，尚有沈镕《国语详注》，书中所采亦多，而独遗之。又吴氏之书为《国语韦解补正》，此作《补注》，亦为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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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集解 徐元诰 撰 王树民、沈长云 点校 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1版 前言 　　《国语》是一部重要的古史书，向来与《左传》相表里，因而有“《春秋外传》”之称。其实二书除内容同以记载春秋时期史事为主以外，在编著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方面都自有本源，不可同日而语。相传《左传》为左丘明所著，于是《国语》的著作权也归在左丘明的名下，其主要根据是司马迁说的一句话：“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位失明的左丘与左丘明在字面上很容易混淆，但不能便说成为一个人，是显而易见的。左丘明曾为孔子所称道（见《论语·公冶长》），至少是春秋末年的人。司马迁在说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上，写的是“屈原放逐，著《离骚》”。其下写的是“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屈原和孙膑都是战国中期的人，左丘的时代应与他们相当，不会早于战国中期，这也说明《国语》的编成不能早于战国早期。 　　《国语》是编辑成书的，各篇的写作时代很不一致，从内容上详加考察，大致《周》、《鲁》、《晋》、《郑》、《楚》各《语》多为当时人所记，其时代较早；《齐》、《吴》、《越》三《语》为后人追记之笔，当为战国中前期时人所写。《楚语》上记申叔时论教导太子说过一句话：“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可见“《语》”是当时很受贵族统治者重视的一种记载，《国语》便是集合各国之“《语》”而编成的一部书，所以称为“《国语》”。拙作读史札记中有一篇《国语的作者和编者》，略论其书之写作与编纂成书的要点，本书已收为附录，今不详论。 　　《汉书·艺文志》云：“《国语》，二十一篇。”后世幸无重大失误，并有多人为之作注，重要者为东汉时的郑众、贾逵，魏晋时的王肃、唐固、虞翻、韦昭、孔晁等。唐宋以来，各家之注多失传，惟韦昭《国语解》独存于世。北宋时，宋庠字公序，对《国语》及韦《解》曾加整理，并作《国语补音》三卷，成为主要的传世之本。又有仁宗明道年间所刊之本，清黄丕烈重刊之，并作了校勘札记。于是自清代中期以后，明道本与公序本同为《国语》通行之本。 　　清代学者校注《国语》者甚多，大致可分为二类：一为全刊《国语》本文及韦《解》更加附注者，为补注性质，另一种则仅摘列《国语》及韦《解》有关文句加以校勘诠释，而以后者为多。最重要者为汪远孙之《国语校注本》三种，即《三君注辑存》四卷，《国语发正》二十一卷，《国语考异》四卷，三君谓贾逵、唐固与虞翻。此外如刘台拱《国语校补》、汪中《国语校文》、陈瑑《国语翼解》等，又王氏《经义述闻》，俞氏《群经平议》，也都有重要的校释成果。取补注性质者，较早有董增龄之《国语正义》，正文依公序本，韦注加“解”字，《正义》则加“疏”字以别之。清末民国间有吴曾祺之《国语韦解补正》，因其晚出，采摭各家之说较多。其后有沈镕撰《国语详注》，惟存《国语》正文，摘列重要词句，略加诠释，其性质为重注而非补注。徐元诰之《国语集解》行世最晚，而能网罗各家之说，取补注形式，较其前各书为加详，读《国语》者从而得到一定的便利。 　　《国语集解》之编撰方式虽善，其编撰工作则甚为粗疏，成为其书之最大缺陷，不仅多文字之误，更时有自相脱节，或画蛇添足，甚至无的放矢者。如叙例首称：“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按所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乃司马光之说，竟强加于司马迁，直为常识性的谬误。又如《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句下，《集解》引汪远孙云：“不窋非弃之子。”下文“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句下，韦《解》云：“不窋，弃之子也。”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云：“《路史》：‘稷生台■，台■生叔均。’是不窋非后稷弃子，注有误。”《集解》引《路史》之文后，略作申释，得出结论：“不窋不得为稷子明矣。”此乃全取吴氏之说而不具其名。在“自窜于戎狄之间”句下又引戴震《毛郑诗考正》之说，论证不窋非弃之子，而后作“元诰按”，谓：“不窋非弃之子，已上汪、吴说已言之，得戴说益详矣。”所谓“已上汪、吴说已言之”，惟见汪说，而吴说则无其名，明为自相脱节。又如同卷有大段衍文，自韦《解》“祭其神为农祈也”，下接正文“太史赞王”，韦《解》“赞导也”，正文“王敬从之王耕一■”，皆为重衍之文。又多全句脱落者，如《周语》下脱去正文“诸侯会于柯陵”六字，又韦《解》“庆克通于灵公之母声孟子，国佐召庆克而谓之”十九字全脱。最为谬妄无稽者，为作无的放矢之考证。如《齐语》“多其资币”一句，各本皆无异文，本书则“资”误作“质”，《集解》作“元诰按”云：“《管子·小匡》篇作：‘多其资粮，财币足之。’疑此文‘质’为‘资’误，资币即资粮财币之省。”以“资”为“质”，或为初稿一时笔误，检查原文，即可改正，而为此竟写成一条考证，不仅为徒费笔墨，实最足以说明其工作之粗疏。又如《鲁语》下有“诸夏”一词，《集解》引《论语》包注：“诸夏，中国也。”于意已足，下文又引邢《疏》详释“华夏”亦谓中国，可谓画蛇添足。而所引邢《疏》之文，以《左传》“诸华必叛”误作“诸夷必叛华夏”，实为误上加误。又如《晋语》四，《集解》云：“元诰按：晋常以蒐礼改政令，文公四年，蒐于被庐，作三军。……六年，蒐于夷，舍二军。……八年，蒐于清原，作五军。”按，文公四年、八年，皆晋文公之纪年，六年则鲁文公之纪年，当晋文公之子襄公七年，此文竟混为一谈。又如《晋语》七，“公伐郑，军于萧鱼”章内有《集解》，只作“元诰按”，其下无文，亦为荒疏之例。 　　其书在浪费笔墨之外，有时则过于简涩。如《郑语》有句云：“物一无文。”其下韦《解》云：“五色杂，然后成文。”以韦《解》相校，则物字应为“色”字之误，故汪远孙《国语考异》云：“《考正》云：‘物当作色。’”本书径改为“色一无文”，而不言“色”原作“物”，亦不著汪氏之名，仅书“色字，依《考正》”。因正文与韦《解》皆有“色”字，使人无从辨别其为何所指者。其引用前贤之文多不著本名，如《晋语》六，韦《解》云：“发鉤，楚公子茂。”“茂”字各本原作“茷”，汪氏《国语发正》予以校正，本书即据以改正，而作：“元诰按：发鉤合声为茂。”不言为取自汪氏之说。在引述前贤之文时又多妄作删改，致失原义。如《周语》中引项名达之说：“日后十八度之星，恒朝见东方。日前十八度之星，恒夕见西方。”“朝”字“夕”字均被略去，时间观念为之不明。又如《鲁语》下，《国语发正》引《周礼》注吕叔玉之说后指出其说，“或是相传古义”，《集解》则改为：“汪远孙曰：‘吕说当是西京旧说。’”所谓“古义”原不以西京旧说为限，妄改遂失本义。又如王念孙、引之父子之说，皆见于《经义述闻》，而每条则标明“家大人曰”，或“引之谨案”，极为明晰，《集解》二名多错举，亦其疏舛之一证。 　　《国语集解》之疵误虽多，而其书能容纳清代以来各家校释《国语》之成果，两相权衡，可谓瑜瑕参半，如能正其疵误，则嘉惠读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爰加董理，标点全文之外，更着重校勘，共计写成校记一千一百六十余条，每条按序编号，而总附于每卷之末。原书所载序跋，则改为附录，刊于全书之后。全书由沈长云同志标点初稿并摘出有关问题，而由我最后定稿，写成校记。时间既迫，又杂事纷纭，未能从容校勘，漏罅必然多有，幸祈读者不吝校正为感！ 王树民 一九八六年岁末于北京 附点校则例 　　《前言》为应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之邀，点校本书后仓卒写成者，而该所以经费困难，未能付印，搁置达十余年之久。今幸由中华书局刊行，爰就旧稿重为校订，并略陈则例于次。 　　一、以尽量保持《国语》及韦《解》之本来面目为原则，《集解》所涉及之书，皆取以对勘，《集解》有误者，即据以订正，并在校记中举出其书名或人名。于公序与明道二本，其一致者称之为各本；相歧异时，取其义长者；或可两存者，则别存其一于校记中。 　　二、《集解》或有无的放矢之言及偏失之词，皆为删去，而在校记中说明之。 　　三、书中间有同文异体之字，如“郤”与“郄”，皆改用同一字体，而不另出校。 　　四、原书目录仅以卷为次第，过于简略。今重为排定，同卷之内，按所记之事，划分段落，取其首句为题，并为之编号，以便检阅，而收原目录于附录中，以存其原式。 　　五、校记编排以原书卷次为单位，在同卷之内，按所纪之事划分段落，取其首句为题，以问题出现前后为次，标明序号于其下，按序号写成校记，附于每卷之后。既便于检阅，且免隔断原文之弊。 　　六、标点符号为一般古籍整理所使用者。须略说明者，初引号用「」，复引号用『』，专名号用______，书名号用~~~~~~，而删节号与波折号等一律不用。 王树民 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