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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毅先生《古玺文字研究述略》一文于了解玺文研究概貌颇有益，原发表于《人文论丛》2003年卷，现转录于此。 古玺文字研究述略 肖 毅 一 研究古玺文字，不能不提“玺”字。关于“玺”字的本义，有不同的看法。如《说文》：“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声。璽，籀文从玉。”又《尔雅•释名》：“璽，徙也。封物使转徙而不可发也。”我们知道《说文》所言，不过是秦以后的史实，《尔雅》也只是说出了玺印的某种职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马国权受此启发，认为玺字作“尒”，上端是玺的钮或柄的侧面之形，下边是按捺之后呈现出来的纹样，其后或从土，或从金，则是说明玺本身的质料。①此说已经为多数学者接受。 一般认为，古玺是指秦以前的玺印，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古玺的上限，即古玺起源于何时，历来却争议颇大，近些年来新考古材料的发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现在有较多学者认同三方商玺的可靠性。②目前传世的古玺大多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经济交往的信物以及祈祥厌胜的佩饰，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字以及古代艺术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古玺文字内容丰富，诸如人名、地名、官名、成语等，为研究古代官制、地理沿革、先秦姓氏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古玺文字不但可以证史，而且能够补佚。古玺文字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战国文字上承春秋金文，下启秦汉篆隶，是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时期，而古玺文字则为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变化规律（诸如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等）提供了大量实证。由于各系古玺文字地域性较强，一方面可通过研究古玺文字的地域差异来认识各系文字，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各系文字的认识来确定古玺的系别。此外，古玺文字和古玺形制的互证为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志。 古玺文字的研究可以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主要包括著录、考释、文字形体研究、语辞研究、分域研究、综合研究等方面。下面对这两个阶段古玺文字研究作简要的叙述,由于近些年来古玺文字研究的发展较快,成果也多,因此本文重点在第二个阶段。为打字排印的便利，文中有些字形作了特殊处理。 二 第一阶段突出的成果是古玺文字时代的确定以及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著录。 古玺印的著录虽早在宋代，但直至晚清人们才明确古玺的时代。乾隆时，程瑶田《看篆楼印谱》序中提及“私玺”，道光时，徐同柏为张廷济编《清仪阁古印偶存》，举出“古文印”类，至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才正式标出“古玺”类，并分出“古玺官印”、“古朱文印”，列在秦印、汉印前，这可以说是古玺研究的开端。 陈介祺曾提及“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见《簠斋尺牍》）。但正如罗福颐所言：“清末，学者对战国古玺文字之时代多慎重，只称之为古玺，陈簠斋亦作游移之辞，说似六国文字。”③而王国维则首先肯定古玺文字是六国文字，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王国维根据罗福颐《古玺文字征》稿本中的一些古玺文字与《正始石经》古文、《说文解字》古文以及出土战国文字大量相合的例子，认定古玺文字为六国文字。王国维还相当重视古玺文字，认为“然则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唯一材料，尤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④。 收录玺印的印谱，已有久远的历史。《旧唐书》载有韦述的“玺谱之类”，《新唐书•艺文志》中录有纪僧夏《玉玺谱》等。宋代也有专收玺印的书，如杨克一《集古印格》等，更有官修《宣和印谱》。此外，宋代其他一些金石著录中也著录了一些古玺印，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元代以降，谱录渐多。较早的印谱，多已不传，现存可信的，以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顾从德《集古印谱》为最早。此后印谱数量大增，尤其到了清代，除数量外，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这与乾嘉考据之风以及文人篆刻的普及密切相关。到晚清，开始出现收录古玺的专书，如吴大澂《千玺斋古玺选》。有些印谱如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虽然兼收汉以下印，但其中收有许多古玺，是研究古玺不可或缺的材料。这一阶段多注重玺印上的文字，而忽视玺印的形制，因此只录印拓者多，兼录钮制和质地者少。 清末，一些古文字著录开始收录古玺文字。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正编所收的1400余字中，古玺文字就有570多个，代表了当时研究古玺文字的水平。其后，1925年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1935年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古玺文字。第一部收录古玺文字的专书，是1930年罗福颐编纂的《古玺文字征》，共收录可识的古玺文字计629字，附录约650个，是对此前半个世纪以来古玺文字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标志着学者们已把古玺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 关于古玺的文辞，最先识出战国官玺的是王懿荣。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其为高庆龄作《齐鲁古印攈序》中称：“玺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际，如司徒、司马、司工、司成之属，半皆周官。”1915年，罗振玉在《赫连泉馆古印存序》中提出“古玺中有成语印”，次年在《赫连泉馆古印续存序》中进一步确定。 这期间，还出现了通论性的著作。如陈邦福《古玺发微》分为类别、玺式、钮式、辨质、余说等几个部分，虽然简短，但较全面。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虽不系统，但其内容相当广泛，形制、文字、出土情况等各方面多有涉及。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现的考释古玺印的专书有黄宾虹的《宾虹草堂玺印释文》⑤，原收于《宾虹草堂玺印释文》中的古玺印有700多方，吴朴堂选取其中的239方，其中有些玺文的释读甚为精当，如“庆忌”、“范寿”等，手稿现藏浙江省博物馆,1995年,曹锦炎选取其中较为重要者编为《黄宾虹古玺印释文选》⑥。影响较大的考释论文有朱德熙、裘锡圭合写的《战国文字研究（六种）》⑦和《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⑧，前者考释 “遽馹”，后者论证战国时代的“官”多省去“宀”旁，并考释了古玺中的“官”字及从“官”的一些字。 1959年，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发表，虽然这并不是一篇专门讨论古玺的文章，却在古玺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其除对古玺文字进行比较归纳、介绍一些重要的传世古玺外，第一次论及古玺的地域性。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以材料的积累为主，古玺文字考证等方面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 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古玺文字的研究逐渐繁盛起来，尤其是1981年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１0）、《古玺文编》（１1）两书出版以后，古玺研究空前发展，研究的范围广，程度深，较为注重实物与文献的合证，而且专题越来越细致，如专门研究一个字的地域特征，对成语玺的研究，对合文的研究等，古玺研究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分支学科。就古文字方面看，许多学者运用古玺文字作为突破口来释读古文字；而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学者利用古玺文字来研究古代的职官制度、郡县的设置等。1.著录 1981年，罗福颐主编的《古玺汇编》和《古玺文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古玺汇编》收录古玺5708方，并附有释文；《古玺文编》按《说文解字》顺序收录玺文2773字，其中正编收1423字，合文31字，附录1306字。两书的刊出为古玺文字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古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玉微瑕,两书在释文和编排上略有可商之处，学者们多有订正。1983年吴振武《〈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１2）对《古玺汇编》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作了修订，随后作者又于1984年完成博士论文《〈古玺文编〉校订》（１3）,除在释文方面发明较多外，在古玺文字的地域特点等方面亦多有创获。此后，尚有林素清《〈古玺文编〉补正》（１4）、施谢捷《〈古玺汇编〉释文校订》（１5）、肖毅《〈古玺汇编〉释文订补（摘录）》（１6）等。 另一部较为重要的印谱是康殷、任兆凤主辑的《印典》（１7），除收录秦汉以下印章外，还收有大量古玺，按字编排，并附有检字表，甚为便利。《古玺汇编》和《印典》两书所收古玺较多,尤其是官玺,大体已备，所遗者以私玺居多。新出的玺印谱录，较重要的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１8）、 《新出历代玺印集录》（１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一》（20）、《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21）、《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22）、《秦代印风》（23）、《珍秦斋藏印》（战国篇）（24）等。2.考证 古玺的考证仍是重点，学者们不再局限于仅仅是考释文字，而是有意识地结合历史、文献等，较为深入。1978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朱德熙《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的“者”字》（25）释出古玺中的“者”和“都”字。1981年，于豪亮《古玺考释》（26）考释“长坪君相室玺”、“陻城发弩”等五方古玺。 1983年，黄盛璋《“匈奴相邦”印之国别、年代及相关问题》（27）指出“匈奴相邦”玉玺是三晋的官玺。朱德熙《古文字考释四篇》（28）考释古玺中的“犊”以及“椁”和“受”字，曹锦炎《释犊》（29）考释古玺中的“犊”以及一系列从犊声的字。裘锡圭《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30），考释出古玺中的“臽”、“脂”等字以及一系列相关字。 1985年，曹锦炎《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31）考释古玺中的“襄”字和合文“五鹿”、“余子”等。 1986年，王辉《古玺释文二则》（32）释出合文“君子”。 1989年，吴振武《古玺合文考（十八篇）》（33）考释了古玺中的“中阳”、“弋阳”等18个合文。 1990年，裘锡圭在《“诸侯之旅”等印考释》（34）一文中，考释了见于《安昌里馆玺存》和《续衡斋藏印》中的三方与“旅”有关的楚国官印。 1991年，吴振武《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35）考释了燕国的“左吴”玺和楚国的“行录”玺。1992年，何琳仪写于1988年的《古玺杂识续》（36）发表，文章考释了“阴”、“豫”、“京”等字。同年李家浩在中国古文字学年会上提交《战国官印考释（六篇）》（37），多有创获。1993年，汤馀惠《“卑将匠刍信玺”跋》（38）认为“卑酱”当读作“裨将”。同年出版的《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收有汤馀惠《古玺文字七释》（39）、曹锦炎《战国古玺考释（三篇）》（40）等论文。 1995年，施谢捷《古玺印考释五篇》（41）考释了“区相夫玺”、“长相如”等印。 1996年，高明《说“照”及其相关问题》（42）考释齐国陶文玺印常出现的“照”，疑即文献中的“照”字，当是代表官府检验合格的凭证。此外，作者还论述了一直未有定论的“敀”字。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两篇》（43）释出三晋官玺“千亩左库”，并考释了楚玺“大廄”。吴振武《战国官玺释解两篇（44）中“鱼玺”之释确不可易。施谢捷《古玺印文字考释五篇》（45）释出“欧牛”、“龙文”、“九侯”等，另一篇《古玺印考释十篇》（46）考释了古玺中的“终古”、“鲁人”、“非字”、“孟子” 等。 1997年，王人聪《战国吉语、箴言玺考释》（47）对一些文字易识但文义难明的成语玺作了解释。 1998年，吴振武《古玺姓氏考（复姓十五篇）》（48）考释出“马矢”、“大叔”等复姓，同年作者还发表《释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官印》（49）。施谢捷《古玺印文字丛考（十篇）》（50）释出“白牛”合文、“四水”合文等。此外，还有刘钊《玺印文字释丛（二）》（51）、徐在国《“信士”玺跋》（52）、《古玺文字八考》（53）等论文，各有所得。 1999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54）收有多篇有关古玺的论文，其中吴振武《战国玺印中所见的监官》对旧释为“丞”的字提出了新的释读意见；施谢捷《古玺双名杂考（十则）》考释了“不脂”、“石子”、“巨梁”等人名；徐在国《战国成语玺考释四则》释出“千金”、“亲寿”、“善人”等成语；此外，还有刘乐贤《古玺汉印复姓合证三则》、吴良宝《玺陶文字零释（三则）》等文。同年尚有施谢捷《古玺印文字考释（十篇）》（55）、白于蓝《古玺印文字考释（四篇）》（56）、徐在国《战国官玺考释三则》（57）以及魏宜辉、申宪合写的《古玺文字考释（十则）》（58）等论文，多有所得。 2000年，施谢捷《古玺复姓杂考（六则）》（59）考释出“公户”、“在丘”等复姓。肖毅《“麋亡”印释》（60）认为“麋亡”印为成语印。 2001年，李学勤《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61）考释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认为“抑埴”与“之玺”相当。 2002年，李家浩《战国官印“尚路玺”考释》（62）认为齐玺“尚路”当是《周礼》“典路”的异名。同年徐在国《古玺文字释读九则》（63）释出玺文“不廷”、“马尸”等。3.分域 这一阶段较早涉及古玺分域问题的有黄盛璋《所谓“夏虚都”三玺与夏都问题》（64）一文。1980年，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65）一文把齐、燕、三晋和楚国文字里关于市的资料分别加以考释，识别出以上诸国“市”字的不同形体，为古玺文字的分域研究打开了一条新思路。1981年，叶其峰《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66）一文根据地名、官名、形制、字体等标准判定国别。1984年，吴振武《战国廩字考察》（67）对战国文字中的“廩”字作了详细的分域研究，涉及较多的古玺材料。1986年，汤馀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68）考释了古玺中的一些疑难字，并且对《古玺汇编》所收的楚、齐、燕三国玺印作了新的释文和初步分类。1992年，董珊《战国古玺文字分国偏旁表谱》（69）对古玺文字的偏旁进行了分域整理。此外，1996年邵磊《古玺分域丛谈》（70）简要说明了齐、三晋、燕、楚、巴蜀、秦等六系古玺的形制、语辞等，文后附有《战国古玺辨伪例证》。2001年，庄新兴编《战国玺印分域编》（71）出版。此书将三千余方古玺分为燕、齐、楚、晋、秦五系，并有释文。书前有《战国玺印分域考》一文，详细分析了各系古玺的地域性。书后附有《战国玺文常见特色部首和字分域表》，按系别列有“人”、“女”、“马”、“都”等三十个部首和字的形体。惜该书所收材料不多，释文和分域也多有可商。 楚玺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汤馀惠《楚器铭文八考》（72）和《楚玺两考》（73）、李家浩《楚国官印考释（四篇）》（74）、刘钊《楚玺考释（六篇）》（75）、林清源《楚国官玺考释（五篇）》（76）、施谢捷《释战国楚玺中的“登徒”复姓》（77）、何琳仪《楚官玺杂识》（78）等文考释了一些楚玺，韩自强、韩朝《安徽阜阳出土的楚国官玺》（79）介绍并考证了几方安徽阜阳出土的楚官玺。郑超《楚国官玺考述》（80）、牛济普《楚系官玺例举》（81）、肖毅《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82）等文整理了楚官玺。黄锡全《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官名辑证》（83）涉及较多的楚玺。1998年，罗运环《论楚玺及其他》（84）对楚玺的起源、内容、特点、功能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02年，文炳淳博士论文《战国楚玺文字研究》（85）对楚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文中除汇释官署玺、官名玺、私玺外，还论述了楚玺的判别依据、文字的构形特征等，全书共收官私玺印（包括烙印、封泥等）413方，并有图片，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燕玺方面的成果也较多。1993年，董珊发表《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86），根据所考释的燕玺“禹都司工”反驳了“燕国始封于燕山，后来并蓟而居”的旧说，指出燕国初封就在蓟，而蓟的具体位置就是“约在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1996年，吴振武《燕国铭刻中的“泉”字》（87）释出了燕玺中的“泉”字；同年其《释双剑誃旧藏燕“外司圣鍴 ”玺》（88）则考释了“司声”一职；1998年，其《燕国玺印中的“身”字》（89）考释了燕玺中的“身”字。1998年，李家浩《燕国“洀谷山金鼎瑞”补释》（90）考释出玺文“谷”字，并分析了其他一些从“口”的字。同年何琳仪、冯胜君合写的《燕玺简述》（91）考证燕玺中的地名、官制、军制、市制等。 齐玺方面，1991年，葛英会《释“戴丘涖盟”玺》（92）、《战国齐“徙甿”玺与“爰土易居”》（93）两文皆为考释齐玺，前者认为“戴丘涖盟”玺可能产生于春秋，是须句国的遗物，若此说成立，则可为春秋时期已使用古玺找到一个证据；后者则研究了齐“徙甿”玺的释文及其性质。1996年，吴振武《齐官“冥冡”考》（94）就齐玺“冥冡”的释读提出了新的观点。1998年，曾宪通《论齐国“屣盟之玺”及其相关问题》（95）考释七方与誓盟有关的齐玺，并进一步考释了“屣择吉金”、“在长沙”、“虘屣其凥而梪之”等。 专论三晋玺的文章不多，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96）涉及较多的三晋官玺。 秦印研究的成果较多。1982年，赵超《试谈几方秦代的田字格印及有关问题》（97）讨论秦田字格印。1990年，王人聪《秦官印考述》（98）共收录秦官印65方，是较为系统的秦官印研究；同年王辉《秦印探述》（99）则论及官玺、私玺、成语玺，较为全面。1999年，王辉在《秦文字集证》（100）中“秦印通论”部分收印784方，逐一考证，多有所得。1999年许雄志编的《秦代印风》（101）则是著录秦印的专书，同书作者还编有《秦印文字汇编》（102）。可见，对古玺的分域研究已渐趋细致，系统性也在加强，这是古玺研究的新特点。4.综论 综论性的专著有林素清《先秦古玺文字研究》 （103）、马国权《古玺文字初探》（104）、罗福颐《古玺印概论》（105）、曹锦炎《古玺通论》（106）等。 《先秦古玺文字研究》概说部分讨论玺印的起源、使用方法、著录与研究，随后研究了古玺文字的省变与美化以及“=”符，并辨认了一些古玺文字，文后附有《古玺印谱汇目》。 《古玺文字初探》主要包括古玺的产生及其类别、古玺文字的样式和体势、古玺文字结构、古玺文字与其他古文字等几个部分，颇多创见。 《古玺印概论》把《印章概述》（罗福颐、王人聪合著，1963年）一书的内容吸收融化，并有新的发明。全书共分十四章，分别介绍了历代印玺的书体名称、钮制、物质、类别、由来、时代考证等，是有关玺印的一部重要专著，书中不乏独到见解，可惜稍嫌简略。 《古玺通论》对古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具有通论性质，涉及古玺的时代、对古玺的认识和研究、形制、分类以及古玺文字的构形特色和地域特色等；下编具各论性质，将官玺分楚、齐、燕、三晋、秦等五系考述。 肖毅2002年完成博士论文《古玺文字研究》（107），主要包括古玺文字形体研究、语辞研究、考释等内容，详细分析了古玺文字的地域差异，对古玺的自名以及古玺中的职官、姓氏、成语等作了初步的分域整理，并释读了一些古玺文字。 此外，一些通论性质的古文字著述也多涉及古玺或古玺文字。如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108）、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09）、陈炜湛和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110）、陈世辉和汤馀惠《古文字学概要》（111）、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112）等，其中1989年出版的《战国文字通论》虽非专门研究古玺之作，但在讨论各系文字时，立有专门小节研究古玺形制、文字、语辞等方面的特点，且能与各系其他文字相比较，为此后古玺的分域研究打下了基础。5.其他 语言文字方面，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113）是结合语言的研究，陈尔俊《战国古玺文字字形增省例说》（114）研究古玺文字形体的变化规律。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115）涉及较多的古玺文字。曹锦炎《古玺文字中的“＝”号》（116）研究古玺文字中的“＝”号，另林素清《论先秦文字中的“＝”符》（117）也涉及古玺中的“＝”号。辨伪方面有吴振武《古玺辨伪二例》（118）、陈根远 《〈山东新出土古玺印〉献疑》（119） 、文炳淳《论几方楚玺的真伪、时代问题》 （120）等。 分期断代方面有陈松长《湖南省博物馆藏出土玺印分期浅论》（121） ，该文结合出土情况对古玺分期，是为尝试之举。 研究用印遗迹的有汤馀惠《“於王既正”烙印文考》（122）、曹锦炎《释楚国的几方烙印》（123），另有许多论文论及货币上打印的文字，此略。此外，叶其峰《战国官署玺——兼谈古玺印的定义》（124）对官玺进行了分类研究，吴良宝《古玺复姓统计及相关比较》（125）统计古玺复姓126种。李东琬《箴言古玺与先秦伦理思想》（126）则是结合思想文化的研究。 这一阶段有文章对古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1981年，罗福颐的《近百年来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 （127），总结古玺文字的研究，并提出若干有待解决的问题。1989年，裘锡圭《浅谈玺印文字的研究》（128）则强调了要研究古玺文字，最好先弄清三件事，即玺印的真伪、玺印的时代以及印文的排列方式。 四古玺文字的研究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试述如下：1.谱录目前尚缺一部较为全面、科学的古玺谱录,除印拓外，应尽可能标明钮制、质材、大小、出处等，如有印钮、印面照片，则更佳。就目前的研究条件，先完成各系的谱录，然后汇总，或是一个可行的选择。2.考释古玺文字中未释的字还有一定的比例，有些常见的字还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些几成定论的玺印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些文字释读问题的逐一解决，必将推动古玺文字研究的发展。3.形制人们历来多注重玺印上的文字，而较少注意形制，这从绝大多数谱录只收印拓不录钮制就可看出。其实形制和地域、功用等关系密切。形制包括印面和印体两个方面，印面形制可据印拓研究，但由于印刷的关系，在不明确标明尺寸的情况下，也只能知其大略。印体包括印体的厚薄、质材以及钮制，有些谱录虽标明钮制，但由于自古以来有些钮制的名称叫法不一，仅标明钮制而不附图，也不能知其详。正是这些条件的限制影响了古玺形制的研究，相信随着条件的成熟和研究的深入，形制和地域、功用等的关系会越来越明晰。4.断代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断代还存在很大的困难。有学者对湖南出土玺印作断代研究，但由于材料的限制，规律性的东西不多。如能整理出土材料以及利用其他文字的断代成果来研究古玺断代，定将有所收获。5.分域目前的分域以较为具体的地域特征研究为多，还不够细致，综合性的研究有待加强。6.其他古玺所涉及的官职、地名、姓氏等，还有许多基本工作要做，比如各系职官、姓氏的整理等，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献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有所得。古玺以传世品为大宗，科学发掘品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对古玺的出土状况还缺乏全面的调查，更谈不上充分利用。传世品中有较多的伪品，新出的伪品也不少，辨伪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 注 释：① 马国权：《古玺文字初探》，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论文， 1980年。② 曹锦炎：《古代玺印》，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③ 罗福颐：《近百年来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古文字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④ 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3页。⑤ 黄宾虹：《宾虹草堂玺印释文》。⑥ 曹锦炎：《黄宾虹古玺印释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版。⑦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⑧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⑨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7期，第8期，第9期。（10） 罗福颐：《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11） 罗福颐：《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12） 吴振武：《〈古汇编释〉释文订补及其分类修订》,《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13） 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年。（14） 林素清：《〈古玺文编〉补正》，《金祥恒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未刊。（15） 施谢捷：《〈古玺汇编〉释文校订》，《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6） 肖毅：《〈古汇编释〉释文订补（摘录）》，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1998年。（17） 康殷、任兆凤：《印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18）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集》，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19） 王人聪：《新出历代玺印集录》，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20） 王人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印续集一》，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21）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玺印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22）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23） 许雄志：《秦代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24） 萧春源：《珍秦斋藏印•战国篇》，澳门基金会，2001年。（25） 朱德熙：《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26） 于豪亮：《古玺考释》，《古文字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27） 黄盛璋：《“匈奴相邦”印之国别、年代及相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８期。（28） 朱德熙：《古文字考释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29） 曹锦炎：《释犊》，《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30） 裘锡圭：《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31） 曹锦炎：《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32） 王辉：《古玺释文二则》，《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33） 吴振武：《古玺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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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5-18 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