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異觀》(自 序）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11月出版?夏含夷??前不久，一个记者在谈２００３年陕西眉县出土的单氏铜器时曾提到“夏［易］（然）含老先生”，朋友们都笑了。虽然我自己一点也不觉得老，可是现在出这样一个“自选集”恐怕说得很清楚我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今年正好五十岁，从事汉学研究也已经快三十年了，至少已经过了我此生的一半，整理这样的“自选集”也是个好机会来回顾我这半辈子研究汉学所走过的全部过程，也许能使读者对我的学术（和个人）有一个更全面的瞭解。?１９７４年，大学刚刚毕业以後，我到台湾去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到了台北以後，师从爱新觉罗毓鋆老先生读“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当时纔二十一岁，像很多青年一样，对哲学特别感兴趣，玄之又玄，觉得《周易》最有意思。幸亏，从毓老读书不太抽象，本文和注疏至少全部读过两三遍，为以後学习稍微打下了些基础。?１９７８年回到美国进入研究所，決定博士论文应该和《周易》有关係。然而，导师倪德卫（David S. Nivison）教授虽然是著名的哲学家，可是我到了斯坦福大学以後纔发现他对《周易》毫无兴趣。我作为他的学生，祇好研究他当时正在研究的课题。倪教授当时对甲骨文着迷，因此我第一年就开始阅读甲骨卜辞，感觉贞卜和《周易》不无关係。结果，我自己的兴趣也渐渐地改变了，开始觉得历史问题和语言问题可能比纯粹的哲学问题更有意思。?７０年代末是中国最有意思的一段时期。在历史学界中，大家都在研究７０年代重大的考古发现，诸如马王堆帛书等等。在政治上，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刚刚开始，中国学者不但开始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並且偶而能有机会与外国学者交流意见。在国外，我们每月都会看《文物》，每两个月会看《考古》，每三个月会看《考古学报》（当时很简单，没有其他的刊物），上课时候都会学习最新的发现。大概是１９８０年倪教授开了一门金文课，祇有两个学生，我和班大伟（David W. Pankenier），还有加州大学甲骨文专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每个礼拜来旁听。此时倪教授恰好对西周断代问题开始发生兴趣，我们两个学生也都作了一些研究。其後，我们三个人都写了文章，先後发表，也都引起西方汉学界的注意（即倪德卫《西周之年代》，原载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４３?２［１９８３］： ４８１—５８０；班大伟《商和西周时代的天文年代》，《古代中国》7［１９８１—８２］： ２—３７，以及夏含夷《武王克商的“新”证据》，《古代中国》６［１９８０—８１］： ５７—７９）。我写那篇文章完全是出于偶然。前一年和吉德炜学习甲骨文时候，因为想要更深地理解《周易》裏多次出现的“有孚”这一成语的意义，所以对殷墟卜解孚、 、妥等字作了考查，此时纔读到《逸周书•世俘解》。之後，上倪教授金文课的时候，又对《世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自然而然地牵涉到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也是１９８０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开“中国青铜时代”大展的时候，第一次有一批中国古史学界的学者来美国访问，在加州大学开了一次讨论会。我作为研究生，被选作会议的翻译者，並获〖FJJ〗准〖FJF〗发表自己的报告。因为知道会有中国学者出席，为了直接向他们请教，所以自己用中文来写。我还在台湾师从毓老的时候偶尔也会写文章，当时按照老师的意思，必须用文言文来写。１９８０年此次会议的文章也是用文言文写的，可是自己总觉得写得很不自然。之後，我向系主任要求一个教师辅导我学习写作中文学术文章，系主任说学校有一种叫作“指导阅读”的课程，可是没有“指导写作”课程，他无法同意。其实，他和别人都劝我不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一方面，说毕业以後在美国要找教学工作，用中文写的文章都“不算”，虽然是作汉学研究，但是学术范围还是以西方为主。我当时很不听话，觉得作汉学研究，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学科的中心还是中国，而攻中国古代文化史更是如此。幸亏，我得到导师倪德卫的全力支持，他自己出钱给我雇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教我写中文文章，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篇，留学生会严格修改，到最後我就能马马虎虎表达自己的意见了。?我在研究所时，博士论文仍然是关于《周易》，但是研究课题从哲学转为历史，研究易的起源和它原来的意义（《〈周易〉的编纂》，斯坦福大学１９８３年），对商周卜筮的方法做了阐叙，並对《周易》卦爻辞的基本构造做了分析。此文一直没有正式发表。原先以为应该等到能够完全读懂和《周易》同时的文字史料以後再修改发表，然而，吾生有涯而学无涯，结果学习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今天，却仍不敢自诩已能通读那一时期的文字史料。?博士论文写完了以後，由西周铜器铭文开始，用了好几年时间专门研究与铜器有关的各种问题，到１９９１年出版了《西周史料》一书，对铜器，特别是铜器铭文作了综合的介绍。这本书没有中译本，可是题为《西周朝代的绝对年代》这篇篇幅相当长的附录现在收进这本自选集。?在研究铜器铭文同时，我一点也没放弃对古文献的兴趣。１９８５年春天在随便阅读《竹书纪年》时候发现了一个错简现象。因为错简祇能是出于原本竹书整理者的误读或疏漏纔可能发生，所以《竹书纪年》传本如确有错简现象，就至少说明一部分应该是从原来整理本一直流传下来的。于是便写了《也谈周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一文。因为这和《竹书纪年》真伪问题有关係，所以文章发表後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比较多的注意，以致国内不少人以为我专门研究《竹书纪年》。实际上並不如此，文章写成後，有十多年都没有再做任何《竹书纪年》方面的研究。到最近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再避免这个问题纔做了专门研究（即收入本自选集的《〈竹书纪年〉的整理和整理本》）。虽然，我的专攻不在《竹书》，现在仍觉得自己年轻时候的结论言之成理。?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５年十年间我用力最勤的当属西周史，除了铜器铭文和《周易》研究以外，还做了一点《尚书》和《诗经》的研究（本自选集以《周公居东新说——兼论〈召诰〉、〈君奭〉著作背景和意旨》和《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为例）。希望将来还能写出一本比较全面的西周史，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尚未译成中文，那就是《剑桥中国古代史》的“西周史”一章（１９９９年出版）。?20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也开始注意到战国秦汉简帛资料。这个转变也是比较偶然的。１９９４年马王堆帛书《周易》终于出版後，有人请我翻译。当时儘管不再专门从事《周易》研究，可是还是很有兴趣。做翻译的时候，又注意到其他与《周易》有关的古文字资料，诸如王家台的《归藏》和阜阳的《周易》。对这些资料做了研究以後，也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战国时代其他的文字资料，特别是那些与传统文献有关係的。?２０００年有幸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以及其他同行学者们一起读郭店《缁衣》，知道战国写本与流传的《礼记》本《缁衣》的次序迥然不同，自己又推测祇有错简现象纔能够说明这种出入。这又引起我对古书的面貌和篇章结构的兴趣。因此收集了我这几年做的数篇文章，想出一本题作《重写中国古代文献》的论文集。稿子写好以後，拿给同行朋友们看，一个好朋友批评说是一个论文集而不是一本书。他的批评很有道理（特别是在西方学术界，论文集不太受人重视），于是我就重写了《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一书，利用现在对古墓出土竹简文献的整理工作所得之经验去回想中国第一次古墓竹书发现後——即西晉时代发现之汲冢竹书——及其整理工作所面对和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以《竹书纪年》为例，论证现代学者研究工作中的不少问题就和当时学者们的问题非常相似。他们当时重写了古书，我们现在在相当程度上也在重写古书。所以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所看的古书和古人所看到的书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距离。?这样回顾我这半辈子的研究工作，儘管不是没有转变（多数还是出于偶然），可是有一点一直都没有改变，那就是相信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应该本着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传统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应该有平等的价值。这个方法说起来简单，可是真正做到还是很难。治古文献学者往往以为古文字学过于深奥，没有专门的训练就不能动手；古文字学家则往往又以为古文献是过时的问题，不值得研究。我因自身的特点却佔了两方面的便宜。第一个是因我自己的性格，既好奇又大胆，且兴趣比较广泛，遇到新的问题不管有没有知识还是敢去碰它。第二个是我在美国教中国古代文化史。我们这儿不像在中国，相关的学科都分得很细，仅仅一个中文系就会有甲骨文专家、西周金文专家、东周金文专家、战国文字专家、秦汉简帛专家、《尚书》专家、《诗经》专家、《论语》专家、《孟子》专家、《史记》专家等等，更不用说历史系、哲学系以及其他学系的专家。这些课题无论我自己有没有专门的训练，学生需要我就必须得教。有时祇好边学边教，教了以後，自然总会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本自选集即反映了我这些年大部分的心得与研究成果，一共收了29篇，有１５篇基本上讨论的是甲骨文和金文，１3篇基本上谈的是传统经典（以《周易》和《竹书纪年》居多数），还有一篇基本上探讨考古学问题。有的论文是年轻时代所做的（诸如《释御方》，是１９８１年写的），有的是最近纔写成的（诸如《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吴逨鼎的年代》）。其结论往往与中国国内的通常流行的看法有点两样（其实与国外的普遍看法亦有龃龉）。现在把论文集中在一起在中国出版，希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教。?组织这样的论文集时候，至少有两个先決问题。第一是次序应该按照篇章发表的前後还是按照内容的关係。有的时候，篇章发表的时间离它写作的时间拖得相当长，不一定能够反映我学术演变。因此只能按照内容来组织，于是有的时候有所重複。第二个问题是应该不应该修正错误。儘管有一些地方现在看来肯定是错的（诸如《西周之衰微》一篇说周穆王以後东土没有发现多少铜器，还是“此鼎铭文与西周晚期年代考”以为史翏和史籀是一个人等等），但是仍然觉得保持原来的样子还是有它的价值。因此，除了改正一些错字和加上一个“後记”（在《也谈武王的卒?年——?兼论〈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一文之後）以外，我都没有作任何的更改。?回顾半生研究所取得的点滴成果，自然不能不想到前辈、师长的教诲与朋友们的帮助。因篇幅有限，实不能一一致谢，在此仅举与本论文集出版最有关係的三位，权为代表。第一位是我研究生时代的导师倪德卫，二十多年以来我们研究的结论有时候相同，有时候迥異，可是一直维持着学术上的联繫和友谊，很高兴本自选集能够收入我们合写的《晉侯的世系及其对中国古代纪年的意义》一文（可是也要指明，倪教授现在以为我们利用的《後汉书•西羌传》的证据不一定可靠）。第二位是我多年以来的同事蔡芳沛，从１９８５年到２０００年所写的中文文章大多数都是由芳沛修改的。还有一位是我今年纔有幸结识的上海大学朱渊清教授，这本自选集能够得以付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朱教授的帮忙。最後，华东师范大学的张德劭教授翻译了《商王武丁的末期： 中国上古年代学的重构实验》一文，在此一併深表感谢。??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８日
發表於 2006-7-14 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