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世纪《楚辞》文献研究的思考

槛外人

新世纪《楚辞》文献研究的思考 黄灵庚 　发布时间： 2006-09-12 06:00　光明日报http://www.gmw.cn/content/2006-09/12/content_473450.htm20世纪以来，闻一多等先辈学者在《楚辞》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先哲已往，后学无师”。此后，《楚辞》文献研究遂止步不前。 　　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后来学者“小学”根柢不及先贤，而且以为文献材料前人都已翻烂，不大可能有所作为。于是，多数《楚辞》学者“扬长避短”，将目光投入西方的“ 新观念”、“新理论”的引进，专做那种论文谈艺、逞奇探胜的研究了。多样方式、多种视角研究《楚辞》，当然是必要的。但离开了《楚辞》文献基础，其研究则为无源之水，必然流于虚妄空疏。 　　从《楚辞》文献入手来研究《楚辞》，即专攻《楚辞》的版本、文字、训诂之学，这是前人为求其“真”、求其“实”而走了二千多年的老路。当今学人《楚辞》研究，还需要走这样的一条“老路”。汤炳正先生当年在为拙著《离骚校诂》作序时说过：“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跟前人不同，故走的虽是老路，却往往会达到前人所意想不到的目的地。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学术发展规律，对屈赋领域的文字训诂之学，仍然是适用的。”当今的“时代条件”有其优势所在，是前代学者所不能具备的。譬如，近年大批战国楚简文献材料的发现，对于推动《楚辞》文献的研究，具有枳极的意义，在这点上，当今的《楚辞》学者占据了前代学者所未具的学术优势。 　　1991年，湖北江陵市包山二号楚墓的竹简首次公布于世。这是历史上首次面世的达万字以上的楚简文献材料，计有单字1605个，合文31个，基本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楚国通用文字的基本面貌和使用情况。包山二号墓的墓主是楚怀王时期的左尹邵佗，是和屈原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人。这批楚简材料自然引起研究《楚辞》学者的极大兴趣。屈原、宋玉《楚辞》作品的书写文字，应该与包山楚墓的文字相同。包山楚简的发现，为传世《楚辞》文本提供了书写文字的参照系。用许慎《说文解字》的小篆及其所收录的古文、籀文，与《包山楚简》的文字逐一对勘，意外发现：90%以上的楚简文字在《说文解字》里对上了号，没有对上号的少数文字，只是为许慎所遗漏的“古文”，真正属于异形的楚国特有写法的文字是少数，无法构成“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不同的“文字体系”。说明在战国之世，语言文字是统一的。不仅“楚系文字”、“秦系文字”等提法不科学，不真实，而且秦“统一文字”的传统说法，也很值得怀疑。屈原、宋玉书写的《楚辞》作品，是使用其时社会通行的统一文字。《楚辞》作品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只存在因时间的差异而发生过古今文字的转换，根本不存在因南北地域的差异而发生过“不同系统”的文字转换。之后，又有《郭店楚墓竹简》、《新蔡葛陵楚墓》、“上博”《楚竹书》、《九店楚简》以及《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墓》、《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帛文献陆续出版，与传世《楚辞》文献可以参照的文字材料更为丰富，而“时代条件”的优势也更为突出了。 　　总之，《楚辞》文献的流传，不存在文字“不同体系”的转换，只是古今文字的转换。尽管如此，其失真、走样的情况毕竟存在。利用出土的简帛文献对传世《楚辞》文本某些疑难字句做校订，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如：《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常、惩二字是协韵的。常，属阳部；惩，属蒸部。二字出韵。戴震《屈原赋注》：“惩，读如长，盖方音。”江有诰《楚辞韵读》：“常、惩谓阳、蒸合韵。”其说皆无据，不可信。孔广森《诗声类》：“常，本恒字，汉人避讳改为常耳。慎勿又据为阳可通蒸也。”其说得其旨，惜无书证。《郭店楚墓竹简》凡谓固常字悉作“恒”。《老子》（甲种本）“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道恒亡为也”。“道恒亡名，朴虽微，天地不敢臣”。此三“恒”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二本《老子》亦同，知其为汉初本，即在文帝之前。而今通行本《老子》皆改作“常”字，可能汉文帝以后为避其讳所改。据此，《离骚》此“常”字可径校改为“恒”。又如，《九章·悲回风》：“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王逸注：“思念憔悴，相连接也。”王注“思念憔悴”云云，以“居”为“思念”的意思。居字无“思念”之意。闻一多《楚辞校补》、徐复《后读书杂记》、何剑熏《楚辞拾渖》皆有考释，无一可取。《郭店楚简》处字皆作処，《成之闻之》：“君哀绖而処立，一宫之人不胜。”又：“朝廷之立（位），让而処戋（贱）。”《性自命出》：“蜀（独）処而乐，又（有）内者也。”又：“蜀（独）処则习父兄之所乐。”《语丛》（三）：“牙（与）为义者游，益。牙（与）庄者処，益。”又，《包山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新蔡葛陵楚墓》等楚简文字材料多以处作処。居，古文作凥，与“処”字形似，古多相讹。《仪礼·既夕礼》“士处适寝”，郑注：“今文处作居。”《礼记·檀弓》上“不昼夜居于内”，《曲礼·子贡问》“居”作“处”。而“处戚戚”之“处”，读如《诗·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郑笺：“鼠，忧也。”或作癙字，《正月》“癙忧发痒”，《毛传》：“癙、痒，皆病也。”《释文》：“癙音鼠。”《尔雅·释诂》：“癙，病也。”孙炎注：“癙，畏之病也。”处、鼠、癙音同通用。《吕氏春秋·爱士篇》“阳城胥渠处”，高诱注：“处，犹病也。”即“癙”的假借，是“忧愁”之意。没有楚简文字材料，则“居戚戚”是个永远无法揭开的哑迷了。 　　以出土简帛文献来校正传世《楚辞》文献，笔者已从屈原、宋玉的作品胪列出类此条目上百例。借助于简帛文献，确实可以解决一大批为《楚辞》文本许多聚讼未决的文字是非的问题，而且对于屈原作品的真伪、楚国历史先公考证以及研探楚国习俗文化等都从各个层面提供了全新的丰富的证据。笔者深感《楚辞》文献研究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这是新世纪《楚辞》文献学一条新路径。（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