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中国古代典籍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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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典籍导读》————————                 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              [英]鲁惟一主编  李学勤等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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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序《战国策》《潜夫论》《九章算术》《周礼》《周髀算经》《竹书纪年》《楚辞》《庄子》《春秋》及其三传《春秋繁露》《中论》《尔雅》《法言》《风俗通义》《汉纪》《韩非子》《韩诗外传》《汉书》《鹖冠子》《孝经》《新序》《新论》《新书》《新语》《荀子》《淮南子》《黄帝内经》《易经》《逸周书》《仪礼》《管子》《公孙龙子》《孔子家语》《国语》《老子》《礼记》《列子》《论衡》《论语》《吕氏春秋》《孟子》《墨子》《穆天子传》《白虎通》《山海经》《商君书》《尚书》《申鉴》《申子》《慎子》《史记》《诗经》《释名》《说文解字》《说苑》《孙子兵法》《大戴礼记》《太玄经》《独断》《东观汉纪》《吴越春秋》《盐铁论》《晏子春秋》《越绝书》附录一  篇目索引附录二  主要西文杂志译名表附录三  外国人名译名表附录四  西文文献篇目索引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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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博士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是1993年由古代中国研究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来研究所出版的，在西方已经甚为风行。本书问世之时，即承作者寄赠一部。我读后感到，这部书虽然是为英语读者指点门径，由于书中比较详尽地论述中国古代各种典籍，并介绍西方及日本研究这些典籍的成果，对于中国读者也会有很大裨益。因此，我曾写有一篇书评，刊登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1期上（后收入《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一书，该书作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专刊第一种，由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就在1994年的11月，我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参加关于编著《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会议，见到鲁惟一博士，向他提出把《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译成中文的建议，他欣然赞同；随后又和负责古代中国研究会的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商谈，也得到允诺。不久，我便接获夏含夷教授正式表示同意的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酝酿，翻译工作在1995年夏天开始进行。必须说，《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是很不容易译的，这部书学术性强，而且除英语之外，还涉及许多其他语言的论著。译这样的书，既需要有外语的技能，又需要有中国文献的素养，参加翻译的各位青年学者，不畏艰难，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终能成稿，使我感到十分欣慰。使我们十分感激的是，鲁惟一博士用了很长的时间，仔细审读了译本全稿，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这里还特别要提到的是清华大学的程钢先生，他对全书译文的认真核校，解决了我们翻译中的许多疑难，使现在的译文减少了很多错误。当然，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一译本，仍存在若干不理想的地方。例如书中述及的西方汉学家，有的未能检出其习用的中文名字；一些港台或日本的出版社以罗马化拼写，暂时没有查到原名。这样的问题，只好等待今后重版时补救了。辽宁教育出版社惠允出版这部书，并将之列为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编辑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第一种。出版社各位先生对国际汉学研究给以这样的大力帮助，是我们深为感谢的。                                李学勤                           1996年8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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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这一合作项目，始于在英国剑桥米尔•兰恩演讲厅一次讲座前与吉德炜的谈话。我们感慨没有一本提供基本知识的参考书可以推荐给学生，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献的案头之助，使他们能够解决从学之初所面临的某些显而易见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并能熟悉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心目中的这部书，应介绍已成定说的结论，概述古籍的内容，讨论其构成年代，并说明其作者与真伪问题。我们认为，清楚地说明哪些部分可疑或已知为后人添篡，列出其最为重要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注释者，通过较为重要的版本以考鉴其文献源流，举出最有用的西文译本与某些日本版本，辨明主要的研究工具书——包括词语索引和逐字索引，这是可能的，也是有价值的。尽管这本书从未打算成为争鸣新说的论坛，但是我们希望撰稿人能够注意新发现的材料，诸如那些需要被重新认识、进而要求修正现存观点的写本。为使这部必备之书合情合理地迅速完成，我们决定邀请对某一特定文献已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撰稿，以合作成篇。我们的邀请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响应。最应称赞的是那些即时交稿的学者，他们在以后的几年中，对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难以避免的长期耽搁，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这种耽搁，主要是因为确定一位在研究经验与专业知识上都是某一特定文献的专家难乎其难。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就落在编辑的肩上，包括承担初期工作的鲍则岳。然而，由于他们大都是高校教师，有自己的正常工作。每一年，没有一位编辑可以尽情地奉献出充分的时间给这种远非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需要全神贯注的研究工作。在此，我们感谢夏含夷教授知难而上、承当了部分此类工作的高尚行为。极为遗憾的是，波柯拉和葛瑞汉这两位撰稿人，未能看见自己作品的发表。着手之初，必须确定本书所收文献的范围。于是，我们决定只收那些文献的主体被公认为在汉末以前已经成型为今本的作品。这一决定是出于设定一个界限的需要而从某种方便的角度所作出的随意的选择，并不是出于文学的、哲学的或历史的考虑。这种决定，没有一个能够完全令人满意。读者自己就能发现某些作品未被收入。如《后汉书》毫无疑问有着充分的理由被收入，但它完全晚于既定的截止年代。与此同时，完成于截止期前的所有现存作品，也不可能悉数纳入。仅仅以佚文形式存世的作品，虽未全收，也收入了一些。这分别取决于作品自身的价值。编者感到满意的是，有可能兼顾了夏含夷教授更可能是玩笑而非认真的意见；所收文献最合适的数目，应该是六十四。除了总体上的指导以外，每部作品的处理，留交撰稿人定夺。每一部文献都有自己的问题与专业细节，其可能的讨论形式，根据文献本身的难度、它所引起的学术研究的程度，以及结论的确定程度，相应地广有变化。在这一方面，某些反常现象会立即显而易见。读者们会注意到这样的情形：一部在中国文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作品，这里却受到较小的关注；另一方面，一些远非广为人知、在中国文学与学术传统中影响不甚显著的作品，却享有相对较长的篇辐。这种反差是可以理解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诗经》的注释，千百年来已是往复不已、汗牛充栋。要在本书的范围内公正地概括其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许多西方文献中寻找其主要的结论，并非过于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条目，则限于指出有关这一问题的少数最重要文献中的主要参考资料。与此相反，对于那些不涉及冷僻的专业书就无法研究，或者由于写本的发现或新研究的完成而出现了新情况的作品，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的篇幅与详细的讨论。为经籍确定年代，在读者希望找见的范围内，并不总是可能的；在这方面，撰稿人往往宁愿失之于谨慎。决没有一个条目声称提供了有关所讨论作品全部出版物的完整目录。也不可能在这一研究阶段对所讨论的全部作品都进行文献学的研究。本书虽然希望提供了基本的参考资料，但读者们仍要查阅所列的某些二次文献中的参考文献与书目，它们会告诉读者本书可能未列的某些更新的文献。有些撰稿人可能以为读者会主动查检那些他们应该熟悉的著名文献，诸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伪书通考》、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或严灵峰卷帙浩繁的经子丛书集成。提示读者所论古籍的引文出于哪部集子或丛书，同样被认为是不必要的，除非这些引文与所论的问题关系密切。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以注释的形式，补充说明部分篇章初稿写成之后才问世的一些重要出版物。遗憾的是，不能更多地收入俄国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每一部文献的处理，当然是自成一体的。撰稿人可以自由地按照他们认为是恰当的方式进行分篇与选择小标题。虽然希望讨论每部文献的相同的基本问题，但本书从来没有以损害行文的清晰和作者个人的偏好为代价，强求处理方式的统一或要求格式本身的一致。特别是选择列举二次文献的方式，可能会因篇而异；有些作者倾向于在正文中完整地注出参考文献，有些作者则选择另附文目的方式。这些目录因其所宜，或以年代、或以字母为序列出；在少数情况下，有必要按作者和出版年代查阅二次文献。本书不是为汉学研究的新手设计的，而主要是面向那些完成了三四年的基本训练课程，因而熟悉中国文学与历史传统的基本进程的研究者。所以，诸如主要王朝的年代之类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没有必要收入的。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认为不需要或没必要重复那些现成的资料；例如作品的篇名，它们可以在目录上一查即得。本书中，它们只在有问题时才加以说明。本书最好同被研究文献的三种本子结合起来使用：一种应该是出自传统版本的最佳本，一种应该是有影响的、使用繁体字的现代标点本，第三种应该出自一种日本版的丛书。读者们仍需查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刘殿爵教授的《逐字索引》中的文献注释。我要感谢许多同事，这些年来，他们的的鼓励与建议是难以估价的。特别是鲍则岳，他在最初几年的工作中，承担了合作编辑的责任。我感谢伯梯•郎德尔博士对一个条目有价值的订正，以及考尼基博士对错综复杂的日文姓名与参考文献的指点。我高兴地对芝加哥约瑟夫•瑞金斯坦图书馆东亚部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深切的谢意。最重要的是，本书在最后阶段所以可能迅速地完成付梓准备，是由于夏含夷教授的积极精神与芝加哥大学蔡芳沛、玛格纳斯•菲斯克斯、安米•梅耶和劳拉•斯考塞的具体支持。没有大卫•古德里奇的专业建议与熟练帮助，本书永远无法成为目前的样子。本书体例如下： 一、中国和日本学者的姓名，除非有着实质性意义，否则不标明字、号。二、在20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和日本学者，于每一条目第一次出现时给出其年代（有时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明，如“明代”）。这一内容在索引中重复出现。索引并收更为晚近的学者能被确定的这一类细节。这些年代，有些见录于近年日本的出版物，否则即取于下列资料：1、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两卷本，1943年。2、吴德明编：《宋代文献》，创始于白乐日，1978年。3、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香港（重印）；文史出版社，1961年。4、昌彼得、王德毅、程元敏、侯俊德：《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六卷本；台北：鼎文书局，1974-1976年。5、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五卷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1982年。6、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三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国立国会图书馆著者名典据录》，四卷本；东京：国会图书馆，1991年。8、《人物参考字典》四：《日本人名典据录》，两卷本；东京：1983年。鲁惟一1992年2月于葛兰彻斯特（邢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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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一、内容    所存无几的先秦文献中，《战国策》可能是唯一的处理战国时代所有诸侯国历史的文献。它包括了战争及政治操纵的故事，也关注着品评标志着中国历史从古代向新时代发生重大转变的那个时代的人物面貌。正像“春秋”一样，“战国”也用来指称一个历史时代（公元前481或前403至前221）。此书的风格和内容独一无二，它树立了一个通过外交辞令来为强权政治的策略作辩解的先例。那机智的说服方法和游说者的生动形象、他们的睿智和幽默，使此书具有超过其历史价值的文学价值。    《战国策》关注的是利用阴谋来获得优势，这多少有点与儒家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自它以今本形式编集成书开始，它就从未享受过其他古书在中国所享受的那种程度的尊敬。几乎所有儒家学者，包括它的最初编集者刘向（公元前79-前8年），都指责它的史学意蕴。刘向在他为此书作的序言中，抨击战国时期的统治者“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其他学者虽不满此书的道德取向，可又被它优雅的修辞及磅礴的文风所吸引。陆陇其（1630-1693）的观点是，它就像“美食中的毒药”。这代表了对待《战国策》的传统态度，即既将它视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又将它视作历史著作来批判。二、资料来源关于书题的意义、此书的起源及本质，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将“策”解释为“诡计”、“密谋”或“阴谋”；其他学者相信它应该是指书写所用的竹木简，因而是指“文献”。给出书名标题的刘向也清楚表明了他的观点。他写道，此书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样，我们就很有理由采取刘向的原意而将书题释为“战国时代的计谋”。有些译本的题目意译为“密谋”或“诡计”等词。关于此书的本质及风格，以及它应被视为历史还是被视作小说，一直聚讼不已。多数史籍及书目将它著录于杂史，但《宋史•艺文志》，第5203页其他一些书目则将它著录在纵横家。据刘向记载，除了八篇不完整的记载各诸侯国事情的文献以外，他在秘府还发现了错乱杂糅的残篇。他将这些材料依国别分类、大致按年代先后编次，再用其他未经整理的文献增补，删去重复篇目，最后编定为33篇。根据刘向述及的当时的秘府中所保存的有书题的文献（即《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和《修书》），很显然他编辑《战国策》时至少使用了六种同样性质、同样范围的原始资料。这些文献今天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根据它们的题目，可将其分作清楚的三类：（一）各诸侯国的地方文献记载，包括《国策》和《国事》。两种书题的第一字都是“国”，所以，它们一定像《国语》那样是按国别编排的。它们显然属刘向提到的“有国别者八篇”那些材料。通行本《战国策》分周、七个诸侯秦、齐、楚、赵、魏、韩、燕和三个小诸侯宋、卫、中山等部分。这样，刘向明确提及的八篇似乎与周和七个主要诸侯有关，后三者仅占很少一部分。这些文献可能不是各诸侯的官方历史，因为人们已知的官方史书是编年体形式，且已毁于秦火；《国策》和《国事》更可能是各国编撰的与国家事务有关的其他记载。通观全书，各个段落，无论长短，一般记述一个独立事件，同前、后文所记事件无关。有一些故事与已经考定为真实的历史事实有关，它们可能采自诸侯的官方档案。例如，秦国部分的头几段记载，卫鞅（更以商鞅知名）去卫往秦，他在秦国进行了八年的改革，直到秦孝公死后他被车裂。这段记载与《史记》卷六十八相似。其他一些故事，如关于医生扁鹊、王孙贾、智伯或六国间政治联系的故事也可从《史记》或其他历史文献加以证实。（二）轶事，如刘向定为《事语》的那些文献。它们可能是按话题分类、用话语形式记述的各诸侯的历史浪漫故事集。“语”这个词也见于书题《国语》，这是一部依国别编次的春秋轶事集。同样，《事语》一定是由战国时代同类材料组成的作品，苏秦和他由忠于支持秦的联盟转向忠于反秦联盟的故事可为例证。儒家的传统观点极不赞同这个故事的道德意蕴，但是，由于它的文学价值，它被认为是最好的历史浪漫故事。它的生动到甚至极度夸张的叙述可能出自人们传播的轶事，它们在各诸侯国之间逐渐演变成民间传说。《战国策》中的这些故事大多用极富想象力的话语形式写成，所以，有理由相信此类叙述的依据是轶事或上述《事语》。（三）同外交家理论和实践相关的材料，包括《短长》、《长书》和《修书》，它们可能是根据辩论的类别编次的。词语“短长”（短和长、错和对、失和得或缺陷和优势）似乎是指争论中双方之间的对立论辩。它们所记的显然是某些外交家通过夸大了一方论点而贬抑另一方论点而表达案例的实践；或者，为了取悦某人而当面赞扬（长）并同时背后诋毁（短）别人。有些学者认为，词语“短长”是指编写同一种文献时所用的长度不同的木简。实际上，人们并未发现这样用法的例证。况且，即使文献是写在长短不齐的木简上，也没有理由猜测这一词语就是特指外交文献。那些被称为《长书》和《修书》的资料也许仅叙述了计谋的一个方面，否则它们所应该含有是更长的辩论记载。《战国策》中有特别富含不同外交家有关计谋或阴谋的论辩；较少故事、轶事或寓言；而可视作历史记载的段落近乎没有。很清楚，《战国策》是一部根据不同资料编纂的书；因此，它不能武断地归入单一的分类：历史类或小说类。三、年代及作者《战国策》所记事件的年代大体与刘向序所说相符。刘向说，此书涵盖春秋末至楚汉之兴245年间的历史。楚，作为帝国权力的争夺者，出现在公元前209年，向前推245年是公元前454年。除同卫灵公（公元前534-前493年在位）相关的一件事外，它记述的所有事件都属于这个时代。一些学者认为，关于卫灵公的那段话是作为和上下文有关的引文插入的，不是作为春秋的一个独立事件载入《战国策》的。它的多数内容和战国中期相关，仅智伯故事的年代稍早，智伯的采邑在公元前453年被赵、魏、韩瓜分。《战国策》所记最晚事件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21年左右（例如在公元前227那次不成功的行刺秦王，第二次企图行刺发生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即皇帝位后）。既然它记载的最晚事件和公元前一世纪编纂成书之间有约200年的时间距离，因此，某些前汉时写的材料也有可能被收进此书。自从唐朝学者把它的作者定为刘向以来，此书的作者问题长期受到质疑。《旧唐书•经籍志》，第1993-1994页书目有一注：它是刘向所撰；《新唐书•艺文志》，第1463页的书目中有一条是“刘向《战国策》”。顾广圻（1776-1835）甚至认为，《战国策》源于刘向本人的学派，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会不同于韩非子、司马迁和其他学派的作品。由于序文清楚记载，它是刘向根据当时存在的不同的古代文献而校订、编次完成的一部书，所以，刘向是编者，而不是作者。有些学者（如罗根泽）提出，《战国策》和已失传的蒯通（约公元前236-前196年）的《隽永》是同一种书。这个论点的依据是《史记》的一条史料：蒯通是一位外交理论家，他有81首解说战国计谋的作品。这一学说依据的是词语“隽永”（味道美而悠长）同词语“长书”、“修书”武断联系，并由此假定，刘向一定是从81首《隽永》中选取了33篇编纂《战国策》的。可是，刘向在他的原始材料中没有提及过隽永，再说也没有正面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所有将《战国策》的作者归于单一个人的观点都是基于此书最初就已作为一本完整书籍而存在过这一错误的前提；他们忽略了刘向序文中关于此书是他根据战国时代存在过的不同文献编次而成的叙述。随着他对秘府中原始材料的再编辑，刘向拟定的书题《战国策》自然取代了诸如《国策》或《国事》之类的旧书题；由于这一原因，原来的书题不再被使用，也不著录于现存于《汉书》中的书目。而《汉书》书目中著录的其他著作就没有像《战国策》的编者所引用的文献那样产生过较大影响。《战国策》是当时存在但又不知其名的战国时代的几位作者所写材料的汇集，这不应有什么疑问。四、文献源流和早期注释《战国策》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到公元前8年之间编纂的。当时，他正带领一些人校订秘府的各种书籍。同时也以注《淮南子》闻名的高诱（约168-212）第一个为《战国策》作注。《隋书•经籍志》，第959页著录高诱注21卷，刘向撰《战国策》32卷。《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书目都著录有高诱注和刘向编纂的文本，各有32卷。到宋代，将原著与注一同著录为一个条目已成惯例。《宋史•艺文志》，第5203页的一条著录是，高诱《战国策》33卷；藤原佐世的书目也著录了一个附有高诱注的33卷本。在宋代，部分《战国策》连同高诱注逐渐失传。《崇文书目》（编于1034-1042）记载，内府保存的本子遗失12篇原文（2-10和31-33）和12篇注（1、5和11-20）。其后，一些学者开始着手复原《战国策》，其中曾巩（1019-83）的贡献最大。在1060-1067年间，曾巩作为史馆修纂负责校注古文献。通过搜寻私人藏书中的所有本子，他审核了21篇原文（第1和11-30）及10篇注（第2-4、6-10和32-33），在重构2篇（5和31）后，他复原了一个33篇本。显然，曾巩本与刘向的原本不完全一样，特别是第5和31篇；但是，经过三次校订的曾本一直被视作权威本；所有后来的版本都用它作底本。几乎和曾巩同时，一个名叫王觉的民间学者也致力于校注《战国策》；这大约在1064-1067年间。但是，他的本子没有流传下来。当孙朴（约1050-1093）在1086年被任命为内府的编修时，他进一步校订此书，改正550字。此本称作黄本，在1093年抄存内府。南宋时期，也同时有两位学者分别研究《战国策》。他们的校注已成为今天所见不同版本的直接祖本。姚宏（约1100-1146）据曾巩本和其他版本校正此书约480处；他的序作于1146年，后于1160年由其弟姚宽（1104-1161）抄录。第二种流行的《战国策》注释是鲍彪（1106-1149）撰写的注。此本有一篇年代为1147年的序及1149年的修订序。它的全部正文先按国别、再据年代先后重编为10卷。尽管鲍彪没有遵循传统的方法来保留原著的编排顺序，但他所作的一些更正与判断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学，并解决了大量先前未能解决的问题。元朝的吴师道（1283-1344）根据鲍彪本和姚宏注撰写了最高水平的《战国策》的考据研究著作。它完成于1325年，有写于1333年的跋。此书首次印刷于1355年，它被《四库》誉为“自古以来研究此书的最好注文”。明代学者没有作出重要研究成绩，仅有许多加些附注的鲍-吴本的重印本，它们包括：王廷相（1522）本、葛鼒（1523）本、龚雷（1528）本、杜诗（1552）本、张文爟（1587）本和李克家本；还有著名印书家闵齐伋1619年印刷的三色本。清代孔广森（约1780）和李锡龄（约1850）重印了闵齐伋本。后来，它又收进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几部丛书中。此本在日本很流行，是多数日本重印本及译本的底本。可能是由于政治原因，姚宏本直至18世纪中叶才流传开来，那时卢见曾（1690-1768）发现并翻刻了一个宁刻本（1756年）。另一刻有姚宏注的宋本由黄丕烈（1763-1825）在1803年精确地依原本重新影刻印刷。他所据底本是他个人的藏本，并附上他作的3卷校勘记。此本由于珍贵、摹仿忠实及所附注释审慎而受人称赞。后来，它又曾被几位学者校勘、修订。1927年的《四部备要》也用此本。在姚宏本还不为人所知时，和吴师道注一同流传的鲍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1922年，它被首先收入《四部丛刊》。这样，两个互相竞争的版本——一个是依国别编次的姚宏本33篇，另一个是吴师道修订的按年代先后编排的鲍彪本10卷，就成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原本及注释，所有其他的现代版本都用它们作底本。五、新发现的战国文献写本1973年，马王堆发现的写本中有一种与《战国策》有关，曾被称作“别本《战国策》”、“帛书《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书”。这一写本原有27章，原文大约17000字，其中有11000字保存下来。新发现的材料约有60%不见于通行本《战国策》。新出土的文献包括信件、对话和纵横家的辩论，其内容在风格和性质上同《战国策》相似，但是，它们既未按国别整理，也未依年代顺序编次。由于可以清楚地确定一段错置段落的字数和一枚木简上所写字数相同，所以，可以相信，它们是从写在竹木简上的本子移录到丝帛上的。这些材料中有9章（第15、16和18-24）能在通行本《战国策》和《史记》中找到对应部分，有两章（第4和5）的部分文字与《战国策》相同，其他16章则不见于现存的其他任何文献。根据其内容及布局，它们可分为三组：（一）第1-14章是同苏秦家庭的三位成员和其他两人有关的故事。它们内容连贯、风格一致（一些字的写法完全一样），显示它们出处相同。（二）第15-19章，它们虽内容互不相关，然而，各章的末尾有一个记载至此多少字的注，在这一组的末尾总字数为2870，这个数字完全与5章末尾所记数字之和相等，这就证明它们来源相同。（三）第20至27章，它们在内容上也互不相关；也没有记载各章的字数，它们的出处似乎各不相同。这些文献所记的全部事件都在战国中晚期，第1至14章的故事与发生在公元前300-前286年的事件有关；第15章至27章的故事与发生在公元前353到前235年间的事件相关。27章中有24章发生在公元前307-前221年，16章集中在公元前289-前283年之间。新发现的文献的价值是勿庸置喙的。它们代表了一个不同的资料来源，也许比刘向撰写《战国策》时依据的资料还早，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司马谈（约公元前110前卒）或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见到过它们。再者，这些新材料对于通行本《战国策》的文字校勘和战国时代中国史的研究也很重要。战国晚期的编年过去主要依靠其纪年止于公元前299年的《竹书纪年》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史记》中述及的史事。这样，公元前299年至前221年秦统一之间就有78年的空白。新发现的文献中大多数涉及年代可定为战国晚期的史事，因此，它们对重建那段时间的年表特别重要。关于释文及考据研究见下列论著和下文第六节第（四）：（一）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原文用简化字转录（先发表于《文物》，1975年，第4期，第14-26页），后附唐兰、杨宽和马雍的论文（后两篇曾发表于《文物》，1975年，第2期，第26-34页和《文物》，1975年，第4期，第27-40页）。（二）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3）》，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摹写原文并加以注释。（三）曾鸣：《关于帛书〈战国策〉中苏秦书信若干年代问题的商榷》，《文物》，1975年，第8期，第23-30页。（四）工藤元男：《马王堆出土〈战国纵横家书〉和〈史记〉》，《中国正史的基础研究》，东京：1984年，第1-26页。六、主要版本（一）《战国策注》，33篇，高诱注并附有姚宏续注；卢见曾校勘；见《雅雨堂丛书》和《畿辅丛书》。（二）《战国策注》，33篇，原文是一宋本，黄丕烈校勘，有3卷札记，《士礼居黄氏丛书》影刻（1803）；湖北崇文书局重刊（1869）；《四部备要》（1927）和《丛书集成》（标点本，1936）排版重印。（三）《战国策校注》，10卷，附鲍彪和吴师道注；收入《惜阴轩丛书》（1846）；《四部丛刊》（1922）影印1355-1365年刊本。（四）《战国策》，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原文（繁体字排印）标点，底本是姚宏本，附其他版本的异文及校勘记，还附（1）于鬯的《战国策》编年（所据是上海图书馆的一个写本）；（2）原文的人名索引；（3）马王堆帛书原文释文。七、研究选目（一）张琦（1764-1833）；《战国策释地》，2卷，见《广雅书局丛书》（1900）；《丛书集成》重印。（二）钟凤年：《国策勘研》，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三）齐思和：《战国策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34（1948），第257-278页。（四）克伦普：《战国策及其小说》，《通报》48（1960），第305-375页。（五）郑良树：《战国策研究》，新加坡：学术出版社，1972年；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六）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3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七）何建章：《战国策注释》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八）冯作民：《白话战国策》，3卷，台湾：星光，1979年。（九）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八、译本（一）克伦普：《诡计：对〈战国策〉的研究》，密歇根，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4年。它精选50篇英译，附有作者对可视为小说的内容的评论分析。钱存训的书评见《亚洲研究学报》24（1965），第328-329页。（二）克伦普：《战国策》，牛津：1970年。这是全译本。九、日本版本1．《汉文大系》，第19号，1915年，横田惟孝和安井息轩（衡）编；新版本有长泽规矩也注及索引，1958年。2．《汉籍国字解全书》，38-40，1917年，牧里谦次郎（藻川）编。3．《国译汉文大成》，第12号，1920年，宇野哲人编。4．《汉文丛书》，1927年，中村久四郎编。5．《新译汉文大系》，第47-49号，1977年，1981年，林秀一编。6．《东洋文库》，第64、74和86号，1966-1967年，常石茂编。7．《中国的思想》，第2号，1964年，守屋洋编。8．《中国古典文学大系》，1972年，第7号，常石茂编。9．《中国古典新书》，1968-1969年，泽田正熙编。十、索引（一）《战国策通检》，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编，1948年。（二）《战国策固有名词索引》，重泽俊郎主编，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史研究室，1960年。底本是姚宏本。（三）《战国策索引》，莎朗•J•菲德勒，和克伦普编，密歇根，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3年。（四）《战国策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钱存训  撰                            （刘学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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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夫论》    一、内容    《潜夫论》，10卷，36篇，为王符（约90-165年）所著。其中最后一篇以后记的形式，阐述了前面35篇的篇目及写作各篇的缘由和目的。书中第25至28篇及第35篇散论了卜筮、巫术、相术、解梦、五行五德与姓氏源起等各种问题。其余各篇则讨论了种种重大社会问题，追溯其历史背景，并陈述了自己的见解或解决方案。    文章的论题从学识与德行问题（见第1、4、32篇），到开明统治及治国（见第6、9、10、17篇）某些地方提及选贤任能（第7，14，15），公正的行政管理（第16，18，19，20），社会经济状况及对策问题（第2、3、4、12、13篇），以及军事战略和边境防御（第21、22、23、24篇）。许多相互依赖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搁到一起论述。总的来说，这35篇文章几乎覆盖了东汉时期国家、社会、思想、宗教等所有重要方面。二、作者及成书年代据范晔（398-446）的《后汉书》（卷四十九，第1630页）言，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王符出身低微，又未介入当时人所竞相荐引的游宦之事与精英圈子，因而不得升迁。于是他志意蕴愤，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评时政，因不欲公开其名，故取书名为《潜夫论》（意为隐士的谈论）。他的文章能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有很好的把握。范晔既没有提到王符的生卒日期，也没有记载死时的年龄。王符在仕途上虽不得志，但却与马融（79-166）、张衡（78-139）、崔瑗（78-173）、窦章（144年卒）等知名学者官员相友善。此外，据说解官归安定（大约163年）的将军皇甫规（104-174）对待王符也特别谦恭。侯外庐等人基于上述资料推断王符大约生于88年至125年之际，卒于146年至189年之间。依据迄今最为详细的研究成果，金发根推断王符的生活年代约为90年至165年。白乐日的书中也持这种观点。刘纪华则将之修正为约80年至164年。依照金发根所言，王符所著的四篇有关边远地区军事防御的文章（第21至24篇）是107-118年羌族首次大规模起义的反映，可能写成于112-118年之间，刘纪华重申金发根的观点，但把写作的时间定为111-116年之间。《四库全书》的编者则认为《潜夫论》写于汉桓帝（146-168年在位）时期，但这种观点已遭到刘纪华的批评。刘纪华赞同金发根的结论，认为《潜夫论》一书未提及166-184年的党锢之祸，故成书于111至152年之间。三、传统的评价及文献源流范晔极重视王符对时政的讥评，在《后汉书》（卷四十九，第1630页起）中节录了《潜夫论》的五篇文章（即第11、12、14、18、16篇），其内容基本上与通行本一致，只有几处文字略有不同。韩愈称赞王符为东汉的三大贤人之一（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引文）。在《郑堂读书记》（见《国学基本丛书》，1940年，卷三十六，第665页）中，周中孚（1768-1831）阐明《潜夫论》自《隋书》（见卷三十四，第998页，儒家类）始，从不间断地得到各重要文献目录书籍的记载。该书在藤原佐世的目录中为10卷。因此本书的可靠性及作者方面不存在重大问题。四、版本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四部丛刊》所影印的宋写本，该本每页10行，每行18字；另一部宋本为《两京遗编》本所据。1305年，该本以一个未受关注的更早的本子为底本，与《白虎通》、《风俗通义》一起合刻。了解该刻本的人极少，而汪继培（1775年生）以该刻本与1592年的《汉魏丛书》本相校，指出该本不全。其他明代的版本要数归有光（1506-1571）本子（见于《诸子汇函》中）。校本中最好的本子要数汪继培本（序作于1814年），它也是最理想的一部集注本，随同后来王绍兰的序一起被收入《湖海楼丛书》中。该本以1305年的本子为底本，补校以《汉魏丛书》本，何镗（1547年进士）本，并搜集了《群书治要》等书中对《潜夫论》的引文，以及卢文弨（1717-1796）和其他学者的校注。汪继培本被收入《四部备要》、《百部丛书》中，1978年曾出了现代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本对汪继培本作了一点修正；重排了第32篇的部分内容，汪注也以西文格式得到重排，原文和注解都有了标点。近来其他版本如下：1．胡楚生：《潜夫论集释》，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胡本将汪继培本与汪所未见的宋本作了对校。2．彭铎：《潜夫论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为汪继培、彭铎笺注的标点本，附录有王符传赞、对其书的评价及序文。3．彭铎：《潜夫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五、未附原文的传统注释1．俞樾（1821-1907），见《春在堂全集》中的《读潜夫论》及《诸子平议补录》的校注释。2．孙诒让（1848-1908），见《札迻》第8。3．王仁俊（1866-1913），见《经籍佚文》中的《潜夫论佚文》。六、二次研究1．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政治》，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198-205页。2．金发根：《王符生卒年岁的考证及潜夫论写定时间的推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第2分（1969），第781-799页。3．刘纪华：《王符与潜夫论》，台北：1977年。（上面的3虽然基于2的研究，但是最全面的）4．黄振球：《王符哲学思想》，《台湾师大教育研究所季刊》第2期（1948），第109-111页。5．陈启云：《剑桥中国史》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89-796页。七、译本1．玛格丽特•皮尔森：《王符与潜夫论》（亚利桑那：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9年），该书的介绍性章节，主要讲王符的生平和生卒年代以及他的政治思想，随后是其书14篇的译文。2．伊凡•卡门纳鲁维契：《王符〈潜夫论〉的介绍与翻译》，1992年。有36篇的译文并有一些注解，包括（1）指明哪些地方根据了修订本；（2）为非专业的读者提供基本的信息。八、索引1．《潜夫论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北平：1945年。它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还有一个对全书的简介。2．《潜夫论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即将出版。                         陈启云、玛格丽特•皮尔森                               （刘国忠  译）

附庸风雅

《九章算术》一、内容《九章算术》分类搜集了246个问题，并给出了每个问题的解答，显然该书旨在对当时的数学知识作出全面叙述。其内容遵循这样一套格式：每举出一个问题之后，紧接着是数值答案，然后是解题的详细过程。每个问题都以特殊的数字实例来表述。在缺乏代数表示法的情况下，解题方法用修辞法来表述，即描述对于数据所实施一系列算术运算的语言指令。它从未明确尝试想要证明所用方法的有效性。《九章算术》把所有问题按以下标题作了分类：（1）方田：给出了求得矩形、三角形、梯形、圆形、弓形、扇形、环形等各种形状田亩面积的法则。就直线构成的图形而言，所给出的法则是精确的；在计算圆形的面积中设定π=3；而对于弓形、扇形所给出的法则是近似的。此外，本章还阐明了分数运算的法则。（2）粟米：本章首先列出了不同谷物之间的兑换比率表，它处理的是一种给定量的谷物与另一种谷物之间的兑换问题。此外，与此有关的出钱问题也有所处理。（3）衰分：本章诸问题讲述了在不同等级的团体之间，分配数量随着爵位次第、应纳赋税等的差别而不同，此外还处理了更复杂的比例问题。（4）少广：在已知某图形面积及一边之长的情况下，求得未知边的长。此外，还给出了已知正方形面积求其一边之长的法则（开平方根），以及由已知立方体体积求其边长（开立方根）。这些均依靠筹算术语得到表达。（5）商功：对土方工程的规模及挖掘各种形状土方量的计算。（6）均输：探讨由于评估征税负担而引起的混合计算问题，本章后一部分含有包括追及问题在内诸问题的解决答案。（7）盈不足：考虑的是联合购买的问题。相当于y=ax类型的方程。这些问题依据因假设检验答案所产生的盈与不足而得到解决（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试位法”）。（8）方程：本章所解决的问题相当于联立一次方程组。数据在算筹板上排成矩阵，其操作运算相当于现代代数中的消元法。正、负数的运算也有所描述。（9）句股：本章处理毕哥达拉斯定理的各种应用。实际上后一部分的某些问题涉及到二次方程的解法，其中至少有两例以完全相同的形式见于公元九世纪印度数学的成果之中（迈索的玛哈维拉）。《九章算术》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全面总结算术成就的教科书。尽管其问题全都在拟设的实际情况之中来表述，但远远不止是一部为计算和计量而作的官方手册，而且从其自身来看，该书的佚名作者显然对数学理论自身感兴趣。这部著作对后世中国数学的发展拥有权威性和重大影响，而其中令人遗憾的结果则是中国数学家曾因一味遵循它所建立的模式而受到限制。无论一个问题的理论兴趣有多强，它总不得不靠某种实际需要而加以激励（常常带有明显的矫揉做作）。二、成书《九章算术》连贯性及条理性足以表明它很可能由单一作者写成或编纂而成。它属于汉代著作，这从来无人置疑，但它所包含的数学知识中有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撇开如此丰富的理论内容不可能突然迅速发展起来这一点不说，就算是先秦最小的国家，如果没有能够解决《九章算术》中所讲的许多有关计量以及财政、人力的分配问题的畴人，也不可运作国家事务。值得考虑的是早在《九章算术》之前，就可能存在将数学分为九部分的传统，由此影响了这部著作所采用的结构。九分系统首次出现于至少成书于汉初的《周礼》之中，根据该书所载的古代政府的理想方案，贵族子弟由为人熟知的保氏官教以六艺，每艺之下又分细目，因此有了五礼、六乐等等。所教的六艺中最后一艺为九数，即九种计算方法。与其他几艺一样，《周礼》并没有列出九数的细目。现存最早的有关对九数的尝试性解释是由郑众（83年卒）作的，而后由郑玄（127-200）在为《周礼》相应的章节作注时所引用（见《四部丛刊》，卷四，第8页上）。前八部分细目与现在通行的《九章算术》本中前八目相同，仅仅除了第七目与第八目位置互换及另两目因用字不同而造成的细微差异（即以“差分”代替了“衰分”，以“赢不足”代替了“盈不足”，后者变化的产生也许是由于避汉惠帝的名讳）。第九部分细目不是勾股，而是“旁要”这样一个未知含义的术语。郑众所列出的显然在他那个时代已经过时，因为他又补充说：“今有重差（运用相似直角三角形的通常术语）、夕桀（其词义尚未可知）、句股也。”原有的细目差不多肯定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而上述的三个新词中以勾股取代旁要，是很富启发的。《九章算术》流行于郑玄那个时代，据说郑玄通晓此书（见《后汉书》卷三十五，第1207页）。更重要的是，据说马融之兄马续也善《九章算术》，而且他一定在郑众死后不久研究过此书（《后汉书》卷二十四，第862页）。《九章算术》在东汉初期已经十分流行，这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有关它更早的历史却是模糊不清。公元三世纪的注释者刘徽（见下文）在其序文中，正确地观察到了《九章算术》表露其为汉代作品的迹象，例如有关行程的问题中常常提及到长安的日程。由于刘徽把《周礼》视为真实记录周代初期政府的经典，他确信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九章算术》的旧文。进而他显然又把郑玄所列细目作为这样一部古书的内容，因为他注意到今本“与古或异”。至于他有关《九章算术》由张苍（公元前？-前152）因遗残旧文删补而成的说法，除了张苍是以擅长数学著称于世的名流这一事实之外（见《史记》卷九十六，第2676页），似乎没有其他依据。直到最近，看来才明了《九章算术》不太可能早至张苍那个时代。已知第六个细目“均输”最早是作为公元前110年（《史记》卷三十，第1441页）汉武帝所采用的经济措施中的一个词语而用的，而且在“均输”卷的第九个问题中所提到的上林苑和太仓皆为武帝时有名的建筑。此外，《九章算术》没有出现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数学典籍中，这些著录的书目只是照录了由刘歆（公元前46-23）及其父亲刘向（公元前79-前8年）经过详尽研究之后、大约于公元前六年左右呈送给皇帝的一个清单而已。很难相信这样一部在后汉很有影响的著作，假如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流行，却没有被刘歆他们注意到，因此看来它很有可能迟至王莽统治时期（9-23）才编成。公然依附《周礼》体制是王莽管理国家事务的一个重要的基准，而他的统治对于恢复“九数”中古老课目的试图来说是一个有利时期。《九章算术》的作者仍然是个谜，然而1983至1984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247号汉墓中所发现的几部竹简书已弄清一些背景情况。其中有一部名为《算数书》，其体例及内容看上去与《九章算术》的体例内容有密切的关系。这部著作损坏严重，因而迄今只颁布了有关其内容的一段简短而初步的叙述（见杜石然《江陵张家山竹简〈算数书〉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7卷第3期，第210-214页）。张家山汉墓属于公元前二世纪前半期，接近于张苍的那个时代，故引人关注。由于出于同一墓中的另一文献包含了原先认为是在公元前约110年左右才被采用的“均输”一词（见上文），因而把《九章算术》的时代标定得更早看来并非那么不可能。三、注释本最早对《九章算术》作注释的可能是徐岳（活跃于220年左右），据说他也是至今尚存的《数术记遗》一书的作者。他的注释一直到隋唐都为人所知，但到宋代却失传了。至今尚存的最早注释为刘徽所作，据《隋书》卷十六，第404页载，刘徽作注于曹魏时代，其年代为263年。然而，在关于圆田面积的注释中，刘徽提到了保存于晋武库（建于265年）中的铜斛，看来他在为新王朝服务的同时仍继续作注。刘徽的注释为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之一，尤其是以他对圆周率所作的研究而闻名。如同《周髀算经》一样，《九章算术》使用了大约值π=3。刘徽通过增加内接多边形边的数量，以达到逐步精确的近似值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得到了更优的结果。他的最终值相当于π=3.14。正如上文所述，《九章算术》本身并不去证明所示方法的有效性，大概他们觉得只要得到正确的答案就满足了，然而刘徽却显然有兴趣对于典籍中所列的诸方法提供一般的辩护，他通过以几何术语重新解释书中的算法过程来做这件事。刘微所提供的图在唐代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戴震对其设法作了复原（见下文）。此外，刘徽在对《九章算术》作完注释之后，又新增加了“重差”一章，论述使用晷表测望的方法。隋唐时，这部分内容作为第十章仍缀于《九章算术》之后（见《隋书》卷三十四，第1025页），但是到了唐代，它开始以单行本流行传播，并被人依据它第一个问题的名称取名为《海岛算经》（《旧唐书》卷四十七，第2039页；《新唐书》卷五十九，第1546页）。此书至今仍然存在。曾注过《周髀算经》的甄鸾对《九章算术》的注本在唐代之后也同样失传了。由祖中（又作祖仲）作的注本尽管未列入隋唐经籍志中，但在藤原佐世的目录中却有所提及，这位注释者可能就是五世纪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他的书可能是622年因在黄河上沉船淹没而遭亡佚的隋朝所藏图书之一。656年，李淳风奉敕编写为太学所使用的数学课本（《旧唐书》卷七十九，第2719页），出于此目的，他以带有刘徽注释本子为底本，对《九章算术》作了一个再注本。李注中保存了一些令人关注的早期资料。正是由于他的工作才使得通行本固定了下来。此外，北宋皇家图书馆成员李籍也提供了注释资料，在该书于1084年刊印以前，他还增添了一篇附录，名为《九章算术音义》。四、文献源流《九章算术》通行本的真实性是无庸置疑的，关于这部著作尚存的所有版本皆可追溯到北宋皇家图书馆于1084年所刊印发行的一部收有九种数学著作的丛书（其中也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与刘徽、李淳风的注释以及李籍的附录一同得到了刊印，这种印本并没有保存到现在，而我们所得的是鲍浣之于1213年重新刊印后所保留的本子。据他的后叙中所言，在1126年北宋灭亡之后，关于《九章算术》的研究几乎彻底停滞了，当时不仅很少有学者对此问题感兴趣，而且唯一可得的本子也缺少刘注及李注等必要的注释，而且说成是黄帝所作。这种本子由荣囗于1148年重刊发行，其中荣囗的序语被收入《宜稼堂丛书》本杨辉《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庆幸的是，1200年夏，一册1084年皇家图书馆原印的本子落到了鲍浣之一位杭州朋友之手，于是他抄写下来并予以刊刻。到了明代，鲍本被抄入了《永乐大典》中。一部鲍本的残本（只有1到5章）现藏于上海图书馆。17世纪晚期，这部残本曾影刻收入《天禄琳琅丛书》。《宋刻算经六种》（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影印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残本。戴震（1724-1777）在为篡修《四库全书》而编辑《九章算术》时，显然未听说有南宋印本流传，而是仅仅依据《永乐大典》。他对原著及注释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并添入了所复原的已失传的刘徽图解。除了前文已提及的例外，戴震本是所有丛书所翻印的底本。从一方面看慎重是必要的，一些丛书如《诸子集成》翻印了武英殿聚珍版，除了加上标点以外，一切照旧，出自《永乐大典》的文本在文中附有戴震的注释和校勘。其他的丛书如《四部丛刊》虽然把戴震的注释集中在每一章的末尾，但是印出的原文却已按照戴震的观点作了修正。附有序言的钱宝琮点校本被列入他的《算经十书》中出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钱宝琮除了利用上述的主要资料外，还利用了杨辉著作中对于《九章算术》的引文。然而迄今为止全书最好的版本要数郭书春所编定的《九章算术》（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了。郭著有重要的导言性专题论文及大量注释。五、研究成果和译著丁福保及周云青对《九章算术》的全部图书资料作了一个总汇编，见《四部总录算法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李潢在《九章算术细草图说》（大约1790）中所作的细致研究至今仍很有用。现代的重要研究见白尚恕《九章算术注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以及上文已提过的郭书春的著作，两书在一些地方意见正好相反。李约瑟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及三上义夫《中国和日本数学的发展》（莱比锡：1913年，第8-25页）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介绍。最近两部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数学通史讨论了《九章算术》一书，见李俨和杜石然《简明中国数学史》（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1984年，第33-59页）以及马若安《中国数学史》（巴黎：1988年，第115-126页）。西方语言的译本有下列几种：1．别列兹金娜：《九章算术》，见《数学史研究》（莫斯科），1957年，第10期，第423-584页）。2．科特•福格尔：《九章算术》，奥斯瓦尔德精确科学经典，卷4，1968年。3．本篇写作时（1992年），林力娜（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正在进行《九章算术》及刘徽注的法译工作。六、索引《周髀算经、九章算术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将在1996年出版。                               古克礼                           （刘国忠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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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一、内容及结构《周礼》原名《周官》，有时也称作《周官礼》，它精心构思并细致详实地叙述了据称是周朝官制的结构和组织。经文分六大部分，每部分都对应着周朝等级制中六种首要官职之一，它们又分别相应地负责一大类政务，具体情形如下：（一）天官冢宰：首相（掌管全面政务）。（二）地官司徒：公众事务官（掌管教化）。（三）春官宗伯：负责祖先事务的族长（掌管祭祀）。（四）夏官司马：军事官员。（五）秋官司寇：掌管刑罚事务的官员。（六）冬官考工记：工艺审核记录。除第六部分外，每部分的开始都依等级从高到低列举各种属官及其爵级，如第一部分最先列举冢宰——其职权跨越于各专司之上的国家最高官员，最后列举官廷的日常小官如阍人、缝人、染人和履人。接下来，是对爵位不同的各级官员职责的系统而详尽的记述。这类叙述的措辞显得公式化：先记述官名，后接动词“掌”，然后是所讨论职官的明确职责。显然，六部分分别被设计有60个官职，整个《周礼》的官职总数便是360。郭沫若认为，这种6×60的官职结构具有春秋末及战国时代特有的天文学及宇宙论的意义，因此他力驳把此书的本源定得很早的观点。无论如何，根据司文•布劳曼的列表统计，各部分官啊的实际数字不是理想的60，而是都或是超过或是少于此数。原第六部分经文（《冬官》）本是关于司空（公共工程监工）官属的记载。《周礼》在西汉首次为人所知时，这部分经文就已经佚失，遂用《考工记》来替补。这一文献和前五部分的格式多少有点不同，它不列举属官及其爵等、职责，而列举并叙述隶属于宫廷的各色工匠及他们技艺的技术细节，例如，马车、武器和船只的制造等。它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所讨论器物的组成部件。它叙述不同类型的名称及尺寸大小，明确记载负责建造工程各部件的工匠。江永（1681-1762）认为，《考工记》是一本战国晚期齐国人编著的书。他立论的根据是书中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地名和齐国的方言，参见他的《周礼疑义举要》卷六。二、本源及真伪《周礼》直至西汉才为人所知。《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第1357页）首先以《周官》为题提到它，然后，《后汉书》卷三十（第1709页）著录了“《周官经》六篇”；《汉书》卷九十九下（第4187页）也述及它，书题为《周礼》。荀悦（148-209）认为，书名《周官》变为《周礼》是刘歆（公元前46-公元23）所为（见《前汉纪》，《四部丛刊》本卷25、26）。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叙》重申了这一观点。荀悦认为，刘歆还提议称此书为《礼经》，但对《周礼》来说，这一书题只是偶尔使用。刘歆也试图立《周礼》于学官。由于《汉书》著录时已题为《周官经》，据此可知从刘歆起，《周礼》已经被当为一种经书。《周礼》出现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是传统观点，《汉书》卷三十（第1710页）、卷五十三（第2410页）、《隋书》卷三十二（第925页）和部分保存在贾公彦（650年在世）的《周礼废兴》（一般视作《周礼疏》的序言）中的马融（79-166）的概述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这一看法。直至某一姓李的人将《周礼》献于河间献王（公元前155-前129年在位），该书才为人所知。河间献王即刘德，汉景帝之子，汉武帝之弟。他还是古籍的热情收藏家。他得到《周礼》时，第六部分（《冬官》）已经佚失，因此，他以千金购求，但仍然未能买到，于是用《考工记》来替代。据说，河间献王后来又把它献于其兄武帝的秘府。那时，它不仅没有受到官方学者的认真对待，而且，实际上遭到了他们的批驳和蔑视，原因可能是它与其他经文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同。这一批判的细节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可以推测，至少可以说它与很快就要被称为“今文学派”的官方学术把持了学术界这一事实有关。作为古文经，《周礼》不可能引起当时官方学者的多少好感，也不太可能得到他们的客观对待。马融说，秦始皇帝公元前213年焚书时，《周礼》是要特别留意销毁的一本书，因为它如此全面地体现着周王室的传统的、正宗的官制，因之是公然和他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体制对抗的。这就意味着，无论谁胆敢有意收藏被禁止的《周礼》，他就有生命之虞。这可用来解释它在河间献王之前失载的现象。河间献王将它献于秘府后，《周礼》好像除偶尔遭人蔑视外，一直躺在秘府，不为人所接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王莽时期。到王莽时，由于他有意仿周公确立的政府模式设官以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也由于《周礼》已被视作周公的著作，它自然被当作记载国家机构的权威著作看待。在为王莽效力时，刘歆不仅提倡《周礼》，使它摆脱了湮没于秘府的恶运，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努力使其被确立为一种学官。随着王莽统治的终结，《周礼》失去了皇帝的青睐，这并不令人惊奇。但是，后汉正统的儒家学者，特别是郑玄（127-200）还极为重视它。这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古代文献，至少在某些人看来，它是周公所著，因此，它就处于正统观点的中心地位。刘歆的弟子杜子春曾准备为《周礼》作注。郑兴（30年在世）、其子郑众（83年卒）和贾逵（30-101）都曾编撰过《周礼》的注释，这是人们所知的事实，但是，除见于其他文献中的一些引文外，它们都失传了。王莽之前，已有人持周公撰写《周礼》的观点，但是，第一次正式表达它的是郑玄《周礼》注。一直到宋代，这一观点都广为流行。但是，郑玄在世时，就有何休（129-182）等怀疑论者。现在，已没人认真坚持《周礼》为周公所作的观点了。这有许多明确具体的文献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两大证据是：（1）它的语言显然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古典汉语，不是西周时代的前古典语言；（2）它多处出现确切具有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特征的概念和思想，如“五行”、“五帝”和“五岳”等就属此类，它们至早也不应该见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文献。这与它的西周早期的出处相矛盾。再者，《周礼》记述的祭祀、法律、丧服、农业技术、分封过程和信仰等都大体上与已知其为战国时代的而不是西周时代的其他原始材料相一致。关于《周礼》的年代还有另一极端观点。自宋开始，有人主张，《周礼》是刘歆所伪造的，这是他给王莽统治披上合法性外衣而在文献方面所作的一种努力。早期倡议这种观点的是司马光（1019-1086）、洪迈（1123-1202）和苏辙（1039-1112），较近的拥护者则有改革者康有为（1858-1927）。这一怀疑的总依据是下述一事：《周礼》在刘歆校书秘府时发现它之前，它几乎不为人所知。实际上，在刘歆之前，全然没有关于它的资料。而《周礼》被刘歆所效力的王莽垂青也鼓励了关于刘歆伪造此书的怀疑。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都反对它是刘歆的伪作这一观点。陈振孙（约1190-1249）指出，《周礼》使用了许多汉代罕为人知的古字及事物名称，这清楚说明其起源早于汉代（《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珍本》本，卷二，21b-22b）毛奇龄（1623-1716）也反对刘歆伪造《周礼》的说法。他提出，《汉书•艺文志》记载，早在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时，魏国有一名叫窦公的乐师就有一篇称作《乐书》的古书，此书在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时献出。它被证明就是《周礼•大宗伯》中的音乐部分（《大司乐》章，见经文，《皇清经解》本，卷一六三，第12-22上）。为反驳康有为对许多汉代之前文献（包括《周礼》）真伪的严厉攻击，几位现代学者已论证刘歆并不像他们所攻击的那样是个大作伪家。就《周礼》而论，最重要的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当推高本汉的论文《〈周礼〉和〈左传〉的早期历史》。通过证明大量《周礼》文字见于刘歆之前的其他文献（即《史记》、《毛诗注》和《尔雅》），高本汉得出结论说，如果不会更早，那么，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周礼》就已以现代人所知的形式与内容相近似的本子存在了，它不是刘歆的伪作。这个年代与传统记载此经首次出现的时间相合。顾颉刚（1893-1980）和郭沫若（1892-1978）同样认定《周礼》是战国晚期的真文献，他们甚至就其作者的具体身分和籍贯作了推测。郭沫若对高本汉所忽略的东周青铜器铭文为依据得出《周礼》可能是晚周荀卿的一位赵国弟子编著的结论。但与此相反的是，顾颉刚提出了它是齐国某人所作的看法，但没有与具体个人相联系。虽然此类假设仍属推测，但《周礼》是一部真正的前-汉代文献的结论仍然有说服力。三、注释及版本现存时代最早又保存完整的《周礼》注是郑玄注，其中引用了数种年代较早的《周礼》注的一些内容。所有汉代学者注释《周礼》的佚文都已辑入马国翰（1794-1857）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王谟（1778年进士）在《汉魏遗书钞》也辑录了马融注。下一部现存的重要注解是贾公彦疏。这两种注和陆德明的《音义》合在一起是清代之前的此经的重要的注疏。清代对《周礼》的研究很广博，其中有三位学者特别值得介绍：阮元（1764-1849），他的成绩是其校勘记；江永（1681-1762），他除在文学学和音韵学的总体研究外，特别对三礼的经文感兴趣，结果是他撰写了《周礼疑义举要》；孙诒让（1848-1908），他编著了78卷本《周礼正义》。此经在汉末到唐之音的流传模糊不清。《隋书》（卷三十二，第919页）著录有15种《周礼》研究著作，其中有2种已注明失传。这15种书题包括马融注和郑玄注、王肃（195-256）注和干宝（320年在世）注，还有沈重（570年在世）疏40卷。受陈振孙的影响，孙诒让推测，沈重疏是一个世纪后的贾公彦疏的基础，因为，姑且不论其他，两者的卷数相同。藤原佐世的书目列有9种主要著作，分别冠以《周官礼》、《周礼义》或《周礼》等不同题目；还有《周礼音》1卷，《周官图》两种，分别为15卷、10卷。除书目记载外，我们还知道，《周礼》是西魏时的重要书籍。当时，宇文泰（507-556）刻意仿照它记述的官制机构来组建政府。顾颉刚说，这是《周礼》所设计的行政系统第一次付诸实践。175年石经不包括《周礼》。只是在开成年间（836-840），它才和其他11种经典一同镌刻立碑，可见于现在西安碑林。《周礼》首次印刷是作为冯道932年下令雕版印刷的九经之一。此次印刷在953年完工，其底本是唐石经本。它通称为五代监本《周礼》。此后，《周礼》的流传大致可以从成套儒经的印刷史之中寻觅线索。第二次官方发起的儒经印刷在公元988年到994年间。此次刊刻的底本是五代印本，此次印本称国子监重行校刻九经。根据《玉海》记载，李沆（947-1004）和杜镐在996年奉命校订贾公彦的《周礼》疏和《仪礼》疏及其他一些文献。他们的工作在1001年完成并呈送朝廷。于是，皇帝下诏在杭州刻版印刷这些著作。这是首次印刷贾公彦所作《周礼》和《仪礼》疏。按照当时的惯例，注疏与经文本身是分离的。我们所熟悉的明清以来将《周礼》和郑玄《注》、贾公彦《疏》一起印刷的习惯，首次出现在绍兴年间（1131-1162）。这一印本通称茶盐司本，或称黄唐本（这是用负责刊刻者的姓名命名的）。在它此后的流传中，其影响比茶盐司本还大的是稍晚的一个南宋本——十行本，它之所以称作十行本是因为它每面有十行文字。它可能印于福州，称《（附）释音周礼注疏》。所有后来的《周礼》注疏本的印本都源于十行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五种印本：（一）明（嘉靖：1532-1567）：李元阳本，雕版印刷，每面九行，也称九行本。它通称闽本，以李曾作闽地御史而得名。（二）明（万历：1573-1620）：监本，通称北监本，其底本是李元阳本。（三）明（崇祯：1628-1644）：毛晋的汲古阁本，其底本是北监本。（四）武英殿本，1736年，底本是北监本，此本的经文曾用其他版本校订过，因此一些宋以来的文字讹误被改正，优于北监本和毛晋本。（五）清（嘉庆：1796-1820）：阮元本。它直接依据的底本是十行本，但也参考上述版本（一）、（二）、（三）及其他版本校订。它以附校勘记而知名。它比其他十行本的派生本都好，但除武英殿本可能是个例外。参见加藤虎之亭《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东京：Kiyota Kiyoshi 1958年）。除上面已叙述的印本外，最著名的《周礼》的私人印本之一是岳珂（1183-1240）本，它是著名的相台九经之一。如果相信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他自己收藏有15种以上的经书版本，他可以确定自己的经文时参照了不止一种本子。他的印本被视作最好的南宋私人印人之一。《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周礼注》的底本都是相台本。四、主要研究、译本及参考文献20世纪重要的《周礼》研究包括下列各项：（一）中文：郭沫若，《周官质疑》，收入《金文丛考》（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9-81页；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1979），第1-4页。（二）日文：林泰辅（1854-1922），《周公和〈周官〉、〈仪礼〉、〈周易〉的关系》。这是作者《周公及其时代》（东京：Okura书店，1915年）的第三部分，此书附《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他的另两种研究论文是：《周官所见人伦关系》和《周官所见卫生制度》，分别见《支那上代的研究》（东京：Kofukan，1927年，重版于Okazaki:Shinkosha，1944年）的第335-345和第347-354页。田中利明，《关于周礼成书的考察》（《东方学》42，1971年秋，第16-31页）也值得注意。本田二郎的《周礼通释》（东京：Shuei 1977-1979年）在经文下附汉文注释、日文译文及注释。此书未收入汉文版的主要丛书。（三）西文：见查尔斯•德•哈勒兹，《〈周礼〉与〈山海经〉——起源及其历史价值》（《通报》5，1894年，第11-42、107-22页）；沈德勒，《古代中国的祭祀》；莱比锡：西班牙印书馆，1919年，第55-77页；高本汉，《〈周礼〉和〈左传〉经文的早期历史》（《远东博物馆馆刊》3，1931，第1-59页）及席文•布劳曼，《周礼研究》（《远东博物馆馆刊》33，1961，第1-89页，再版于斯德哥尔摩，1961年）。《周礼》有一部西语译本，即毕瓯的《周礼》，3卷；巴黎：国家印刷局，1851年；台北重印，成文出版社，1975年。五、索引（一）《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籍引得丛书第37，北平：1940年；台北重印，成文出版社，1966年。（二）野间文史，《周礼索引》，中国书店，1989年，其底本是阮元的十三经本。（三）《周礼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即出。                                鲍则岳                            （刘学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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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髀算经》一、书名对这本书的书名曾有各种不同的译法，不过原书自己解释“周髀”意为“周代的晷表”，同时书中也称它所含的观测资料都来自于周代都城晷表的测量结果。“算经”（“数学经典”）一词直到唐代才加在了书名之上。西方学者常常把这一书名音译为“Chou pei”，但“pi”的读法得到了古代权威性资料来源的证实（《周髀音义》；见下文）。二、内容《周髀》由不同的两章合和而成，主要是论历象与盖天说。它一开头是周公与除此之外不为人知的商高之间的对话，商高解释了矩的数学意义并简要地提到了圆天盖在方地之上，与矩尺相关的是，商高叙述了毕哥达拉斯定理，即直角三角形边长为3比4比5。在这段对话之后是荣方向陈子问天，它相当长，与周、商之间的对话在内容上没有联系，文体也不同，这两个人物不载于史书。陈子论述了用晷表（一个直竿）于日中测影的方法。在这里以及《周髀》全书使用的晷表长为8尺（约6英尺），直到元代以前中国的天文学都引为成例。在书中提出了这一简单规则：正午之时，观测者如果向北或向南移动1千里，日影将增加或减少1寸。依据这一规则并利用了其他假定，天的形状和尺度都得到仔细地构造。这里所用的日影规则显然是错误的，不过直到七世纪李淳风（602-670）写注解时，这一原理才受到严重挑战。第二篇开始是一段简短的宇宙论的描述，随后是讲述使用晷表来观测星星的办法。该卷的其余部分讲下列问题：一年中日影正午长度的变化；作为四分类诸历基础的月亮的运行与周期；四分类诸历采用的是365 1/4这样一个回归年时间，为此《周髀》把天分为365 1/4度。该书的数学水平与《九章算术》的有关部分相当，而这两部书的时代大致同时。这部书熟练地处理了分数，运用了简单的比例，而且开出了平方根。相似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得到了理解，毕达哥拉斯定理在相当普遍性的意义上得到了应用，尽管并没有给出证明。该书自始至终使用了π=3的近似值。尽管盖天说根据的是地球扁平的假说，但它对昼夜现象、四季现象和它们在地球表面因位置不同而发生的变化方面的描述却具有质的正确性。北极和赤道得到了清楚的描述和思考，包括极地地区六个月的昼夜轮换在内。当浑天说取代了盖天说时，这些特点却失去了。尽管这一新理论作出了对一些现象的准确预测，这些现象是由居于天球中心的观测者看见的，天球中心也是地（仍旧是平的）的中心，中国天文学家假定他们就是处于这样的有利位置。根据《周髀》，周的都城距离地中有103，000里。三、成书年代该书显然出于众人之手，一些地方还有讹误和错乱的迹象。根据文中有周公（公元前1050年前后的人）的对话而得出的传统看法认为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这肯定是把时代定得过早了。尽管该书包括了一些战国的资料和观念，但是它的最后编成似乎是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后一个时间可由两个因素推定：（1）最早的注本（见下文）属于三世纪；（2）蔡邕（133-192）约180年的上书中提到了该书的书名（见《后汉书•天文志》，第3217页注）。该书的上限相当不确定。《汉书•艺文志》（约在90年完成）没有提到该书。《艺文志》照录了刘歆（公元前46-公元23年）的《七略》（约在公元前6年呈献给皇帝）。虽然这一遗漏并不能证明西汉时没有《周髀》一书，但它确实说明该书在当时并不流行或是很有声誉。许多迹象表明，它应是在西汉后期编纂而成：（1）该书有与当时流行的纬书相关的迹象。其中《孝经援神契》的佚文与该书的部分内容十分相似（见《太平御览》卷一，第10页下所引）。与《周髀》一样，纬书也赞成四分历，四分历在公元前104年正式被官方废除，但到公元85年又重新被官方采用，其部分原因就是由于纬书的支持。（2）该书对盖天说的详细论证表明它要在与其对立的浑天说的提倡者们的批评面前为自己辩护。浑天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盛行，第一次与盖天说唱反调的叙述见于杨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法言》（四部备要本，卷十，第1页下）。（3）类似地，《周髀》描述的用晷表来测天的方法是不切实际的。此类方法只有在使用与浑天说密切相关的浑天仪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周髀》的各个部分内容在它被汇编在一起之前曾独立传播了很长时间。类似的观念可追溯到编于公元前139年的《淮南子》和大约编于239年的《吕氏春秋》，而《周髀》在一处曾直接引用了后者。究竟哪一个人或团体把《周髀》的内容合编在一起，这至今仍是一个谜，和纬书的无名作者一样，《周髀》的编者可能希望人们把该书视为从很古传下来的，这样该书就能比它作于当时有更大的影响。四、注释《周髀》的保存得力于它的第一个注解者赵爽。在一个地方赵爽提到了乾象历，乾象历是吴国在223至280年正式使用的历法。赵爽的注在一些方面与刘徽给《九章算术》作的注极其相近。我们知道，刘徽注始于263年，直至265年还没有完成。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赵爽利用了刘徽的注而不是相反，因而，很可能赵爽是在270至280年之间完成了他的注的。在他的序言中，赵爽说他给书中增加了图，这些图现在还保存在书中。另外，正如赵爽在他的注中所说的那样，他弃置了原文中所列的各季节正午日影的长度，而代之以自己的数字（卷二，第63-65页，钱宝琮本，见下文）。赵爽的注就其自身而言也很令人感兴趣。赵（爽）的名肯定是爽，这从他的序以及其他他提到自己的地方可得到证实，他的字为君卿，这也为公元六——七世纪的注解者们（见下文）所肯定，因而隋代（《隋书》卷三十四，第1018页）和唐代（《旧唐书》卷四十七，第2036页；《新唐书》卷五十九，第1543页）的目录中却都列为赵婴的注而不提及赵爽，尽管这些目录所列疏中说明赵爽的著作为当时所知，这令人不解。毫无疑问当时不可能有第二个姓赵的人为《周髀》作注，正如鲍澣之首先提出的那样，很可能这是把两个字写混的缘故。甄鸾（560年前后的人）对该书原文及赵注中的计算作了详细的算草。对于今天而言，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提示我们，即在甄鸾的时代，学《周髀》的学生只需要一些很基础的数学技能。在唐代，李淳风又疏注《周髀》，他用批评的眼光详细地探讨了《周髀》及其原先的注解。当该书在1084年再版时，皇家图书馆的官员李籍给此书增加了一个附录，题名为《周髀音义》，在该文中李籍对《周髀》原文及注解中的词语注出了意义与读音。李籍的这一著作习惯上附于《周髀》（如《四部丛刊》本和《四部备要》本），尽管在钱宝琮本子中没有收入。五、文献源流今存诸本的文字无论在形式上抑或在内容上都基本相同。与注的比较表明，自从赵爽在三世纪时注解该书之后，在文字上没有很大的修订，而且，除了在一个地方明确说明之外（见上文），显然赵爽保留他所见本子的原貌。这是一个被松散地编辑起来并且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讹误和错乱的本子，赵爽曾怀疑某些地方是否为《周髀》原文。文本的错乱状况表明该书曾经历过书写在竹简上的阶段，这在汉代的大部分著作中都是常见的。竹简太容易折断或弄乱次序，自从赵爽增加了图表之后，有可能（但并没有把握）他把原文抄在了丝帛上。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的话，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不愿意编辑原文，如果他所得到的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竹简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最有可能采纳的方法。在赵爽之后，文本的变化只限于个别字的讹误以及重印过程中对图表的歪曲。直至现存最早的印本诞生以前的该文本的连续性可以得到证实。公元437年，太史令赵𢾺（412年前后人，见《宋书》卷九十八，第2416页）把一个《周髀》的抄本和其他书籍一起献给了宋文帝。赵𢾺曾在北凉朝任职，而且是玄始历的制定者。他很可能就是赵爽的后代，这本书可能是他们家世代相传下来的。到了六世纪，甄鸾从事《周髀》的研究工作。隋代载有此书的三个本子，每本都是一卷，一本有赵婴的注，一本有甄鸾的注，还有一本则有图。656年，李淳风受诏筹备供太学学生使用的十本数学书籍的校注版本，其中包括了《九章算术》和《周髀》。除了他自己的注解外，李淳风还收入了赵爽和甄鸾的注，并在书名中增加了“算经”两个字。新旧唐书都列有署名为赵婴和甄鸾的一卷本。可能是因为内容增多的缘故，附有李淳风的注解的本子被著录为二卷，这成了所有现代的版本的样子。所有通行的版本都可追溯到三个来源：（1）最早的印本，是由北宋皇家图书馆在1084年印行的本子。它与其他包括《九章算术》在内的八种算术书籍一起印行。南宋时鲍澣之重印了这一版本（跋记写于1213年），鲍澣之的一个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天禄琳琅丛书》（1932）影印有清代早期对该抄本的一个影抄本。《宋刻算经六种》（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影印了南宋原刻本。（2）胡震亨的《秘册汇函》（万历年间，1573-1619）收有一个不知其祖本的本子。该本为一系列丛书所采用，其中包括《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本。该本有许多错误。（3）一个被抄进《永乐大典》的本子，现已佚失。《四库全书》的编者曾拿它与胡震亨的本子相对校，该本与宋本没有太大的区别。该组合本可见于《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所有这些版本都已被钱宝琮的优秀的校本所取代（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该本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引言。六、研究和翻译丁福保（1874-1952）和周云青所编的《四部总录算法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汇录了有关《周髀》的文献资料。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3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19-24、210-215页对《周髀》作了探讨；在宇宙论方面，李约瑟沿用了查特莱的误解（《观象台》，61，1938，10），S.中山在《日本天文学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中在这一方面有更好的叙述。能田忠亮《周髀算经的研究》（京都：东洋文化学会，1933年）是用日文写成，其研究十分细致，有一个英文的简介，该书涵盖了前人所有重要的研究成就。毕瓯在《亚洲研究》第3卷第11期（1841年，第593-638页）的译本对一般的读者很有用，但在细节上则不可靠。古克礼刚刚完成对《周髀》全书的研究和全译工作，即将以《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数学：周髀算经》为题出版（剑桥大学出版社）。七、索引《周髀算经、九章算术逐字索引》，刘殿爵、陈方正编，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年即将出版。                                 古克礼                             （刘国忠  译）

附庸风雅

《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竹简编年），有时也称为《汲冢纪年》（河南汲县墓出土的编年史），是一部编年史。它可能是在281年被发现的。其纪年上起黄帝，下讫公元前299年，准确纪年始于尧元年（此书设定为公元前2145年）。人们必须注意区分原本、今本和古本。原本《竹书纪年》可能已经部分亡佚；今本二卷大抵就是原本；所谓古本是《竹书纪年》的辑佚，它被假定是据说已完全失传的原本的孑遗。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占压倒优势的观点是今本二卷是明代伪作，例如，钱大昕（1728-1804）和新城新藏（1873-1938）就常持此说。王国维（1877-1927）就因为他的研究支持这个观点而特别著名。吉德炜的《竹书纪年及商周纪年》（《哈佛亚洲学报》38，1978年，第423-438页）清楚地表述了这种观点。而更新的研究成果则与上述观点不同，即“今本二卷不是伪作，尽管它和年代更早的原本有一些区别”，见夏含夷《竹书纪年的真伪》（《哈佛亚洲学报》46，1986年，第149-180页），《今本竹书纪年与周灭商的年代》（《哈佛亚洲学报》43，1983年，481-580）；和《答文》；（《古代中国》15，1990年，《古代中国论坛》，151-172）。一、内容（一）今本今本是一部内容很单薄的编年史，它始于公元前三千年的黄帝（他极可能是一位神话人物），但确切纪年一直晚至尧（他至少具有部分神话色彩）才出现。依照干支纪年系统，他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145-前2046年。《竹书纪年》的编年持续记载至公元前299年，即魏哀襄王（或称哀王，或称襄王）的第20年（也即其最后一年）或周赧王第16年（关于“哀襄”是指魏哀王，有时也称魏襄王的假设，可参见刘殿爵的《孟子》，哈蒙茨沃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70年，第206页）。尽管书中的东周（公元前770-前299）史事是从晋国和魏国的角度记述的，但周代的所有事件都是依周历纪年。第一卷约相当于全书的前半部分，截止于商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商王朝的年代在这里定为公元前1558-前1051年。第二卷大致一均分作西周和东周两部分，但后者记述了更多的具体历史细节，而编年比校古的部分不断出现一些记载祥瑞的字数长而奇特的文字段落（通常认为与《宋书》卷二七，《符瑞志》，第759页以下的文字是同样的）。这些显然是一种注解。它们绝不见于编年史的东周部分。全书偶见被确定是沈约（441-513）所写的注释，沈约在488-489年编著了《宋书》，也许注释的早期部分是沈约的手笔，因为一些注文（它们的年代被确定为成王时代）开始有“约按”两字。此书有一个重要特点：公元前784年以后，以周历列举的一些年代，不附记任何事件但却附有一条注文；这一注文说明此年为晋某侯元年或（后来是）魏某王元年。在最后两个魏王统治期间，即公元前370年以后，每年都列举出来，不论当年有无史事记载。（二）原本这里所说的原本是指公元前299年魏王死时和他一同入葬的《竹书纪年》及许多其他文献。西晋时期，在此墓被盗墓贼盗掘时，它出土了，具体年代可能是281年。有一种观点主张，此书不是发现于坟墓而是从一个皇家储藏室发现的；见卫挺生《论汲冢与其竹书》，《思想与时代月刊》（1964年）121，第9-13页；122，第7-10页；123，第26-28页。研究汲冢发现的官方学者重新编排了《竹书纪年》，且可能有不止一种版本。汲冢书发现不久，杜预（222-284）就看到了那些文献。他的《左传后序》中有关于它们的记述，大意是，尽管许多已经被盗墓者毁坏，但《竹书纪年》却相对来说是完整的。杜氏对此书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它的纪年从夏、殷、周开始，即不是如同今本那样从黄帝开始。但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叙述禹几乎不可能不首先追述尧和舜，所以可以认为杜预的意思也许可以说是此书从尧开始；（2）此书用的是夏历方案，每年以春分前的那个朔望月为岁首；（3）对于周代来说，它只用于周宣王在位的最后一些年。从晋殇叔（公元前784年）起，它用晋历；晋灭亡后，它用魏历。这正如杜预注明的那样，它暗示着此书原来是作为魏国的国家编年史使用的。束皙曾和荀勖及和峤一同整理发现的汲冢书（见《晋书》卷五一，第1432页）。《晋书》的束皙传提及《纪年》十三篇（原文并非引用束皙的意见），重申它的纪事起自夏。《隋书》曾著录：“《纪年》十二卷，同异一篇”，同时认定它是汲冢古书之一。这两种书的成书年代都在唐朝，而藤原佐世的书目没有著录，因此，原本可能比今本篇幅长很多，今本或许是原本的缩写本或仅是汇聚各种材料的总集的编年部分。在原本中，也没有各在位者元年的干支纪年，干支纪年只是在汉朝才开始应用。倪德卫相信，此书一定有一些绝对年代的资料，而夏含夷则认为未必（见前述倪德卫和夏含夷的论文）。原本可能像今本那样，在各王朝的末尾分别有各朝代的总年数。裴骃（五世纪）引《纪年》说：“从武王灭殷至幽王（即至公元前771年），凡二百五十七年也。”（见《史记集解》卷四，第149页幽王死下注①）这一记载是广为接受的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27年的根据。然而，裴骃也说（《史纪》卷四十四，第1849页注①）：“荀勖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这不仅很有权威地反驳了杜预所记述的此书纪年范围，而且表明裴骃本人并未见到原本《纪年》。因此可以坚持认为，假定此书关于周朝历史中某一阶段的内部一致性就必须将它读作“275年”，这样，武王伐纣就被定为公元前1045年。夏含夷的论文（1986）已经表明，今本中所载的公元前1050年要求假定某个阶段的编辑者将一竹简从成王纪谱移至武王纪谱。有时一条原文已失的引文之中会包含着其他地方难以发现的准确资料，例如，齐统治者的正确纪年即其一例（见马伯乐《公元前四世纪的齐王纪年》，《通报》25，第367-386页）。无论如何，夏含夷的工作已经论证了，有关周代早期的记载是今本的可靠部分，它一定与汲冢出土的本子完全相同。（三）古本所谓古本是指从早期注文、类书及其他资料中辑录的佚文辑本（如王国维的辑本），它被假定是原本。这一观点有一个前提：今本是原本失传后恶意伪造的一种文献。事实上，那些引文可能来自《纪年》原文，也可能出自《纪年》原文的重编本，还可能源自今本本身或别的派生本，甚至可能只是随意转述，由此可知，严格说来，人们尽管可以为方便起见用古本来指称这些佚文辑本，但根本不存在什么古本。当然，这些引文是研究所需的重要资料来源。二、成书年代及真伪出土于魏墓的原本《竹书纪年》在其纪事的最后一条即公元前299年定形，这发生在魏[襄]王辞世并下葬之前。《晋书》（卷三，第70页）的一段话记载，它的出土年代是279年。这个年代可能是拼造的，279年正是鲁《春秋》元年即公元前722年的1000周年。《纪年》显然被视为晋和魏的“春秋”，汉代之后的魏国和晋朝就是从它们得名的。曾参与整理汲冢发现的官方学者之一荀勖记载，发现的年代是281年（见其《穆天子传》序，《穆天子传》也是汲冢出土的一种文献）。这个年代也见于《晋书》的其他地方（如卷五一，第1432页）。不过，《晋书》（卷三九，第1154页）另外记载这一发现的年代在被标定为咸宁（275-280）早期的一些事件之后。附有干支纪年及使用东周王室历法的今本一定在晋朝已经成书，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稍有变动。它的一部分——也许是绝大部分——正如倪德卫所坚持的那样，确实是录自原文。就周灭商这一重要史事来说，公元前1050年显然已被前汉的一部分学者所接受，并被用来美化前一帝国的晋国，这也就间接美化了后来的晋朝。占星术的论辩表明，如果晋国的立国确如今本所记是在公元前1035年，那么灭殷一定在公元前1050年。依照《春秋》记载，公元前1035年恰恰比伟大的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5年早400年。倪德卫近来撰写的论文提出，公元前1050年是对公元前四世纪文献再研究的结果，一个较早的本子（可能不是最早的）所记灭商年代是公元前1045年。今本和其他书中的《纪年》引文的差异大得足以刺激诸如王鸣盛（1722-1798）这样的18世纪的历史学家公开指责今本是伪作（见理雅格，下文第5节所引，绪论，第176页）。王鸣盛认为作者一定是束皙。更常见的对今本属于伪作的指责采取的是20世纪常见的形式，即今本是原本失传许多世纪后根据别处的引文及纯粹的想象伪造而成。这一信念必须抛弃，因为正如倪德卫所论（见倪德卫1983年论文），通过根据今本中关于各王纪年所作的推论能重建一份自我验证的晚商和西周编年表。假定的那个作伪者不可能利用古书的佚文创制出这么一个今本来。这样说是基于古本几乎没有给出年代确定的编年这一事实。倪德卫和凯文•庞声称能够表明，根据天文学证据，可以用今本《纪年》重建早夏（公元前20和前19世纪）的编年（见倪德卫和凯文•庞：《竹书纪年早夏编年史的天文学证据》，《古代中国》15，1990年，《古代中国论坛》，第87-95页）。三、文献源流通常假定，公元前299至前281年之间，此书不为人所知，但是，正如沙畹在一个世纪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史记》的鲁国编年和《纪年》的周王朝年代有着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联系（见《史记》（法译本）卷1，第192-193页）。无论如何，晋朝的汲冢书是一个发现，它们被从盗墓者手中救出，送至晋宫廷，然后由包括束皙、和峤和荀勖等学者在内的官方学者用了两年的时间整理、释文。关于如何释文，他们一定有过争论，这从现存《纪年》的注释时常提及其他说法可以证实。那些长篇记载祥瑞的段落也见于沈约的《宋书》，这令人迷惑。一般假定，它们是沈约用作更多的“注”而插入的，可是钱大昕指出（《十驾斋养新录》），写作时间比《宋书》早半个世纪的裴骃《史记》注有时也引用这些文字。钱大昕认为，这是后来作伪的证据。如果这一观点也被抛弃，人们就只好想到有这么一种可能：那些祥瑞的文字也是汲冢书的原有内容。早期的书目从未提及今本二卷，这一疏漏使对今本属于伪作的指责显得似乎合理。《新唐书》卷五十八（第1459页）著录有一个篇幅颇长的十四卷本；元朝编撰的《宋史》（卷二〇三）第5088页）仅著录一个由荀勖及和峤编的三卷本《竹书》。这可能是另一很久以前已失传的简本，但雷学淇推测它可能是今本的祖本（见1810年的《竹书纪年义证》序言）；它还可能就是今本，只是分作三卷而不是分作二卷罢了。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此本乃撷取了现已失传的篇幅较长的原本中的三卷组成的一个本子。《玉海》（卷四十七）有对据说是已经失传的三卷的记述。据称这三卷都是荀勖抄录的，但实际上仅有一卷是编年史。因此，长篇的版本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材料，被确认为第六的那一卷是“令应”。现存最早的今本二卷是明代版本，林春溥著录了六种《竹书本末》，见下文第四节杨家骆条）。四、版本（一）广为流传的丛书中，《广汉魏丛书》收录了何允中的天一阁本；《四部丛刊》收录范钦（1508-1585）的天一阁本，范钦被指斥为此本的伪造者，见下文第六节吴璵条。（二）20世纪，王国维编辑了两个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本子：（1）《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朱右曾撰，王国维增补，此书据称是辑录原本的佚文而成；（2）《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王国维在此书中通过提供了近乎每条今本纪年纪事的出处（或作伪者意旨所在），力图证明今本是伪作。两书均见《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化，卷十三）。（三）王国维的两种著作也被收入到一部颇有价值的小型丛书《竹书纪年八种》，杨家骆编（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四）杨家骆的丛书也收录有林春溥的《竹书纪年补证》4卷，这是《竹书纪年》的一个注本。它还收录了林氏的两种值得留意的研究著作。其中，《竹书本末》全文抄录文本的早期出处，包括上文所引杜预的有关记述。（五）杨家骆还收录两种继朱氏、王氏后试图复原古本的著作：（1）钱穆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1卷；（2）范祥雍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未经授权。原先出版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7页）。另一种最近的此类著作是方诗铭和王修龄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六）清代或较晚注释本的书目见理雅格（下文第五节所引，绪论，第206页）；范祥雍（见上文所引，第105页）和林春溥的《竹书本末》。杨钟羲介绍评价了清代及民国早期诸位学者对此书的十三种研究，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北：万有文库，未署日期）卷四，第77-88页）。（七）陈逢衡（1778-1855），《竹书纪年集证》50卷，为理雅格和毕瓯加以利用（见下文第五节）。（八）雷学洪，《竹书纪年义证》14卷（序作于1810年）。此书没有忠实复制通行本《竹书纪年》文本。不同的是，他使用的是今本，他没有将它作为伪本而弃之不用。他通过今本来重新发现原本，并依照杜预所说的那样恢复晋、魏历法，但是依然从黄帝纪事开始。他删去了那些记载祥瑞的段落，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补充、改正，并提供了一个很完整而有价值的注文。1939年，北平出版了这本著作（影印本，2卷；台北：艺文印书馆），这是一个好版本。五、（今本的）译本（一）毕瓯的法文译本见《亚洲学报》三编卷七（1841年12月），第537-578页和卷八（1842年5月），第七81-431页，在卷三，第202-207页有对第一种译本的一个补注。毕瓯把竹简发现的年代标定为284年；他略去了那些记述祥瑞的文字段落。（二）理雅格的英译本是个好译本，且使用方便，但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见《中国经典》卷三，《书经》（原序作于1865年），绪论，卷四，《竹书纪年》，第105-107页（引言），第108-176页是中文原文及沈约注，理雅格的译文及注释；第176-183页是理雅格的评介。理雅格给出的年代要谨慎对待，它们一般都晚一年。六、其他近期研究（研究选目）（一）中文（1）赵荣琅：《竹书纪年之今古本问题及其评价》，《大陆杂志》1954，8，10，第9-16页。（2）陈梦家：《六国纪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朱希祖：《汲冢书考》，原印于1939年；重印于北京，1960年。（4）吴璵：《六十年来竹书纪年之考证》，载程发轫编《六十年来之国学》，台北：正中书局，1972-1974年，卷三，第555-573页。（二）日文（1）原富男：《论竹书纪年》，《汉文学会学报》，1933年，第52-83页。（2）神田喜一郎：《汲冢书出土始末考》，《支那学说林》，1934年，第10-32页。（三）西文（1）顾立雅：《中国治国术的起源》卷一，《西周帝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见附录A：原始资料，第483-485页。（2）阿列克谢•德布尼克：《竹书纪年：古代中国社会史的一种史料》，华沙：1956年。（3）艾博特和穆勒：《汉朝对天文学的贡献（三）：后汉的天文学》，《哈佛亚洲学报》，第1期（1936年），第194-241页，特别是第220-225页。（4）班大为：《墨子及夏商周年代：一个研究性注释》，《古代中国》9-10（1983-1985年），第175-181页。（5）班大为：《再论竹书纪年：用编年史作为早期周代编年的原始资料的方法问题，第一部分》，《亚非学院学报》卷55，2期（1992年），第272-297页。七、索引《竹书纪年传世本及辑本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即出。                             倪德卫  撰                           （刘学顺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