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懸泉漢簡》札記（八十八）

　　• □□□□□□……龍勒游徼同里譚公盜牛屠殺賣肉於市長吏未有坐者　Ⅱ90DXT0115③：53
　　按：簡首兩字殘缺，整理者未釋，圖版作：、，疑“聞”“民”兩字殘筆。我們也找到了辭例支撐，懸泉漢簡Ⅱ90DXT0216②：39號簡釋文作：[1]
　　·聞羌人買穀民間持出塞甚眾長吏廢不爲意未有坐者務禁防之　Ⅱ90DXT0216②：39
兩簡均提及“長吏”“未有坐者”，可能是太守府下發的同類性質的文書。斷讀如下：
　　• 聞民□□□□……龍勒游徼同里譚公盜牛，屠殺賣肉於市，長吏未有坐者　Ⅱ90DXT0115③：53
簡文大意知曉百姓……龍勒縣的游徼與同里的譚公偷盜牛，宰殺後在市集售賣牛肉，而該縣的長吏沒有因此被連坐治罪。
　　簡文所載“游徼同里譚公盜牛”是本案的核心事實，其中“游徼”為漢代鄉級基層治安吏員，其制度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2]據此可知，游徼屬於百石以下的基層小吏，職掌巡行鄉里、糾察奸非、緝捕盜賊，是維持基層治安的專職執法人員。“盜牛”在秦漢法律體系中屬於嚴重的侵財犯罪。[3]牛是當時最核心的生產資料之一，廣泛用於農耕耕作、物資運輸與屯田勞作，直接關係農業生產效率與邊郡行政運轉，因此法律對盜牛行為懲處極重。[4]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田律》明定“殺傷馬牛，與盜同法”，[5]將殺傷耕畜與盜竊行為同罪論處；《鹽鐵論·刑德》亦載“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6]可見盜牛與盜馬均屬於重罪，量刑在常規盜罪基礎上加重處罰。這一罪名的嚴重性，從《後漢書·王烈傳》所載軼事亦可窺見，“鄕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7]可見盜牛在當時既是法律上的重罪，也是社會觀念中可恥的過失，所引發的負面評價與社會影響極大。不僅秦漢如此，後世歷代也均將盜牛視為重盜罪名。[8]值得注意的是，游徼本是負責“徼循禁賊盜”的專職治安官吏，若其自身參與盜牛，則屬於典型的執法犯法行為，不僅觸犯刑律，更會嚴重損害基層官府的執法公信力，對邊地鄉里的治理秩序造成極為負面的示範效應。
　　至於游徼參與盜牛的具體緣由，簡文中並未明確記載。結合Ⅱ90DXT0114②：201+209號簡“民多貧困，收責不可卒得”的記載來看，此類執法犯法的現象，應與邊郡基層普遍的生存困境有直接關聯。除此之外，漢代鄉級游徼多由地方人員就地充任，普遍出身不高、交遊廣泛，日常用度開銷也大。劉思亮對漢代基層治安吏員的生態曾有精闢分析：“他們很可能就是地方上的流氓、惡霸，政府之所以任用他們督盜，看中的就是他們這一點……但是這部分人一旦擁有部分權力後，多夥同亭吏、勾結豪強為非作歹，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緝捕一部分盜賊，但是也因此產生了另一部分危害更大的盜賊。”[9]這一判斷頗具啟發性，Ⅱ90DXT0115③：53 號簡所見游徼參與盜牛，正是這一基層吏員生態的真實佐證。從國家制度層面看，居延新簡《建武四年詔書》明確要求“毋得屠殺馬牛”，並將此類事項納入“四時言”（每季度彙報）的常態政務；張德芳亦援引《風俗通義》《淮南子》等典籍指出：“漢政府禁止屠殺牛馬……漢時對盜竊或屠殺牛馬者治罪甚嚴”。[10]在這樣嚴密的制度約束下，游徼身為執法官吏仍盜牛並屠殺入市販賣，無異於知法犯法、頂風作案，是基層官吏違法的典型案例。基層治安崗位若被此類人員把持，不僅無法維持鄉里秩序，反而會直接威脅百姓的生計與安寧，這或許就是簡首“聞民”二字的由來，本案應是由民眾舉報、進而進入行政記錄的真實案件。
　　簡文中“屠殺賣肉於市”是盜牛行為的後續發展，游徼與譚公盜得耕牛後，將牛宰殺，進入官方市集販售牛肉。此處的“市”，是漢代縣級官方設置的正規交易場所，由市吏專職管理，河西四郡屬縣均設有此類市場。[11]盜牛後入市賣肉，屬於典型的銷贓行為。邊地民眾普遍貧困，生牛買賣交易量小，且牛價高昂，據郭妙妙考證，“西漢中後期，尤其是宣帝以後，一頭牛的價格大約在2500錢到4000錢之間。”[12]已超出多數邊地家庭的承受能力。加之邊地耕牛數量少、體型龐大，往來運輸不便，整頭盜竊後極易被識別查獲；而屠宰後分售牛肉，既能掩蓋盜贓痕跡、降低暴露風險，又因市場肉食需求穩定、易於變現，使得盜牛銷贓存在可觀的利潤空間。[13]關於敦煌郡的肉食供應來源，學界研究認為：“敦煌市場出售着形形色色的肉食，這些肉食的來源也不盡相同。其中大致可分為狩獵捕撈所得、專門飼養用於肉食及勞役牲畜死後出售等三種情況。”[14]而游徼與譚公合謀“盜牛屠殺賣肉於市”的記載，恰好為我們補充了當時敦煌肉食市場的另一個側面——除合法供應渠道之外，還存在着盜殺耕畜、入市銷贓的非法供應路徑。
　　簡文所載“長吏未有坐者”，是本案的後續處理結果，意即這起盜牛案發生後，龍勒縣的主官未受到連坐處分。盜牛本屬重罪，若因此追究縣級主官的監督之責，對邊郡而言無疑是極重的處分。前文所引《鹽鐵論·刑德》“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一語，學界對其中“加”的內涵向來爭議頗多。[15]沈家本即曾提出質疑：“盗馬者死，此法太重，不知承秦法而用之歟？抑武帝用兵馬少，特創此峻法歟？盗牛者加，不知如何加法？將計贓而加歟？抑計隻而加歟？皆不可考。”[16]本簡“長吏未有坐者”的記載，恰好為理解“加”的實踐形態提供了側面線索。按漢代“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制，[17]基層吏員涉盜牛案，其直屬長吏須負督察不力之責，這本身就是在盜牛本罪基礎上的連坐加重。只不過西北邊地本就面臨官吏選拔難、到任意願低的困境，Ⅱ90DXT014②：277 號簡中“實不欲為吏在掾”的記載，正是邊地吏員心態的真實寫照。邊郡不僅乏人，還普遍存在官吏超期在職的現象，侯旭東對此曾有系統研究。[18]若因一起盜牛案便牽連縣級主官，只會進一步打擊士人赴邊任職的意願，這也為“實不欲為吏在掾”的現象增添了一個現實註解，邊地官吏不僅任職條件艱苦，還要承擔極高的職務連坐風險。
　　綜上，身為基層治安官吏的游徼直接參與盜牛，既折射出邊地執法犯法的基層生態，也彰顯了邊疆吏治的複雜。作為西漢邊郡盜牛案件的一手實物例證，這枚簡牘可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鹽鐵論·刑德》的律文記載相互參照，印證了“重懲盜牛”的法律原則在西北邊地的實際推行；同時，它也為學界解讀“盜牛者加”的具體實踐形態、明晰漢代盜罪的行為認定標準，提供了來自邊郡基層的真實參照。至於簡中“長吏未有坐者”的記載，則直觀呈現出漢代“監臨部主”連坐制度在邊地並未嚴格執行的事實，為考察漢代法律在不同區域的落地差異提供了寶貴的個案樣本。結合Ⅱ90DXT0216②：39號簡同樣出現“長吏……未有坐者”的表述，可進一步印證：“長吏不坐”並非單一案件的特殊處理，而是邊郡治安案件的普遍執行模式。邊地官吏匱乏、任職風險高、治理難度大的現實條件，正是連坐制度難以嚴格落地的深層动因，這也進一步豐富了漢代邊疆吏治生態與法律實踐的研究內涵。
　　 

[1] 張俊民：《懸泉漢簡：社會與制度》，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320頁。
[2] （漢）班固：《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742頁。
[3] 劉鵬、丁冰潔：《秦牛耕推廣程度新探》，《簡帛研究》2024《春夏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165-166頁。
[4] 雷銘：《秦漢禁苑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年，第144-146頁。
[5] 彭浩等：《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2頁。
[6] 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567頁。
[7]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一《王烈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696頁。
[8] 程樹德：《九朝律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78頁。
[9] 劉思亮：《秦漢“盜”現象研究》，雲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47頁。
[10] 張德芳：《居延新簡集釋》7，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440頁。
[11] 高維剛：《秦漢市場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51-155頁。
[12] 郭妙妙：《西北漢簡中的牛》，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第40頁。
[13] 郭妙妙：《西北漢簡中的牛》，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第52-53頁。
[14] 鄭炳林、段文崗、張靜怡：《西漢敦煌郡市場的肉鋪與肉食銷售》，《敦煌學輯刊》2025年第1期，第9-10頁。
[15] 郭嘉鵬：《論秦漢時期的“贓”》，西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第10-13頁。
[16] （清）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10頁。
[17] 張功：《秦漢犯罪控制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5-136頁。
[18] 侯旭東：《漢家的日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88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6年8月22日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