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懸泉置牆壁題記》“七首藥方”釋文訂補

　　寫有“上言丞”的題壁碎塊T516F①:73，按原題壁存儲在盒中的位置，疑可遙綴在“制曰：下大司”這一行下或其附近。T516F①:74也屬於這一整塊醫藥詔書，很可能是在底部線欄附近，暫時找不到位置。
　　網友“純之”關於佚號2“方”綴於T516F①:79“大藥”下的意見，[1]可從。但T516F①:79的綴合位置，我們覺得現有綴合方案是存在問題的。
　　原釋文所謂“大藥”，[2]有誤。此字圖版作，當釋“丸”字。字形可參（侍其1.1）、（居87.12）、（武醫18）。[3]應該是“丸藥”，“丸藥方”是這七個組方中一個方劑的名字。若然，它就不能綴合在“以溫酒”這一行下，因爲已經到服藥階段了，顯然不能再冠以某方之名。按行文規律，其位置應在某行的中偏上。推測T516F①:79可能在“嘔泄注”那一行下。
　　至於寫有“娉”字的殘塊T516F①:80，位置就更耐揣摩。按原儲存位置，它與T516F①:79位置接近，79+80綴合後可連讀作“娉婷”，至於在整個詔書中應該放在何處，我們暫時還沒有想法。原題壁存儲盒子的圖片，最早公布在《中國國家地理》2016年第1期。[4]這張圖反映了很多碎塊原始的位置問題。T516F①:79+80+佚號2的綴合及原題壁存儲盒子圖片見下表：

T516F①:79+80+佚號2	原題壁存儲盒子

　　此外，T516F①:79或可綴合在T516F①:70+76+77+78的左側。　　

　　標題壁塊的綴合方案，在“純之”的基礎上我們有所增補調整。[5]具體綴合編號是：T516F①:85+99+100+122+143+146+12+101+103+106+123+145+121+135+134。綴合釋文作：
　　詔書大醫，七首藥方。
　　詔書內容的綴合方案，相關調整已在前一個部分說明，具體綴合編號是：T516F①:70+73+74+76+77+78+79+80+81+82+86+87+88+94+佚號1+佚號2+佚號3。綴合圖版見下表：　　

T516F①:70+73+74+76+77+78+79+80+81+82+86+87+88+94+佚號1+佚號2+佚號3

　　綴合釋文作：
　　•治中風傷〼Ⅰ
　　•治止瀉腸〼Ⅱ
　　•治□腹毆（嘔）泄注〼Ⅲ
　　[•治]□□候（喉）痹心痛逆〼Ⅳ
　　□先餔食，以溫酒飲□〼Ⅴ
　　•治風頭，洒洒，乍寒乍熱頭□〼Ⅵ
　　•治傷寒頭痛除熱方，甘草Ⅶ
　　•治胃痹溫張（脹）難前□□〼[6]Ⅷ
　　大司徒扶陽侯臣[歆]〼Ⅸ
　　後官爲民和良藥Ⅹ
　　自省約市藥〼XI
　　制曰：下大司……上言丞……〼XII
　　計掾〼XIII
　　□□〼XIV
　　皇帝XV
　　T516F①:79+80+佚號2因爲找不到綴合位置，單獨釋文作：
　　丸藥方Ⅰ
　　娉婷Ⅱ
　　按“大司徒扶陽侯”的信息，劉釗（樂游）先生推測醫藥詔書裏領頭發言的大臣應是韓歆。他在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任大司徒，建武十五年（39年）因直諫被免隨後自殺。詔書的頒發年代就在36-39數年之間。[7]
　　從曹全碑“大女桃婓等，合七首藥神明膏”以及五一廣場東漢簡的“七首藥”來看，“七首藥”組方的成型約在西漢末東漢初，在整個東漢都是一種流行類方。T516F①:79+80+佚號2綴合的壁塊尤爲關鍵，中古時期能夠提前備制和藥的方劑類型無非丸、膏、散之類。T516F①:79+80+佚號2的“丸藥方”證明，“七首藥方”裏有丸劑，這是符合詔書下達民衆讓他們提前製備以防不虞的初衷的。
　　另據闕海先生的研究，《曹全碑》中桃婓製作的七首藥、神明膏很可能是根據官府或民間的方書而完成，又以依據前者的可能性爲大。[8]今據懸泉置“詔書大醫，七首藥方”的醫藥詔書內容來看，這種推測是頗有先見之明的。曹全碑立於靈帝年間，距離懸泉置“詔書大醫，七首藥方”詔書的頒佈時間相差約140多年。此時桃婓所依據的“七首藥”類方底本，或即本於懸泉置“詔書大醫，七首藥方”詔書。然時間既遠隔，不排除東漢朝廷在這一個半世紀的時間內重新發佈“七首藥方”。總之，世家大族根據朝廷詔書類方和民間良方提前製備藥物丸劑的行爲，在當時應該是比較普遍的。
　　五一廣場東漢簡2010CWJ1③：259-3記載的“七首藥”具有“除熱止泄行解”的功效。[9]從懸泉置“詔書大醫，七首藥方”詔書的內容來看，兩者主治在除熱、止瀉上高度重合。七個方劑之中，至少有兩個止瀉方。而“治傷寒頭痛除熱方”和“治風頭，洒洒，乍寒乍熱”在治療上都明確指向止瀉。值得注意的是“治胃痹溫張（脹）難前”，這裏的“難前”，我們懷疑是“前後溲難”，因醫書中胃痹經常有胸脅脹滿的情況出現。故此方的訴求，可能就是五一廣場七首藥說的“行解”。雖然詔書具體用藥構成殘缺，但從除熱、止泄、行解的治療目的來看，它和五一廣場的七首藥可能是同一組類方。至於爲何東漢時期殘留的出土文獻資料頻繁出現“七首藥”，可能與該歷史階段頻繁出現的疫病有關。爲了對百姓實施醫療關懷，朝廷整理了對症的“七首藥”，世家大族亦上行下效。曹全碑所記合藥之事，正是民間對官方的一種呼應。
　　 

[1] 純之：《<敦煌懸泉置墻壁題記>初讀》54樓，武大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80&extra=&page=6。
[2] 馬智全著：《敦煌懸泉置牆壁題記》，中西書局2025年，第133頁。
[3] 李洪財著：《漢代簡牘草書整理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第497頁。
[4] 《三代長城存甘肅：填補兩千年的歷史留白》，《中國國家地理》2016年第1期，第124頁。因《中國國家地理》中的圖片不是很清晰，我們轉引的圖片來自陳寧先生所撰《漢代邊地醫方流轉過程小議》一文，參《中醫藥文化》2022年第5期。
[5] 拙文：《<敦煌懸泉置牆壁題記>小識》，武大簡帛網2026年5月11日，http://www.bsm.org.cn/?hanjian/10080.html。
[6] “溫”字殘斷較甚，亦可能是“瘟”。或有釋作“膚”者，非是。
[7] 劉釗（樂游）：《論出土文獻所見漢代頒行方藥詔書》，《古文字研究》2018年第32輯，第599頁。
[8] 闕海：《兩例東漢出土文獻所見三種複方考論》，《出土文獻》2025年第2期。
[9]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貳》，中西書局2018年，第33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6年5月14日12：03。）